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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谢佩秋与苏兆和迎来了另一件人生大事：他们双双下岗了。

这一年春晚，有一个小品节目叫《打气儿》，一位男演员穿着一身灰色工装，戴着一顶粗布蓝帽子，在台上扯着嗓子喊出一句台词“我不下岗谁下岗”，一语既落，台下掌声雷鸣。苏兆和正在炕上吃饺子，他听了这句话，没有再看下去，闷着头从炕上起身下了地，一声不响地走到院子里，挽起袖子，哗啦啦地清扫着一地的烟火余灰。

佩秋明白苏兆和在担心什么。这两年，曾如日中天的胶东塑料厂生意一年不如一年，越发不景气。去年春天，厂子里突然约了一批工友谈话，说是谈话，其实就是下通知：你们下岗了。领导们说，这也不光是塑料厂一家的政策，全国各地都要进行国企改革，咱们工人要为国分忧，积极响应号召。

城里已陆陆续续传出来皮革厂、橡胶厂等老牌厂子职工下岗的消息，可这样的事轮到自己头上，人们一时还是难以接受。众人的眼神里全是惊恐、迷惑与质疑：端着铁饭碗的时代，真的要一去不复返了吗？

被谈话的人们奔走疾呼，相互商量着，到底是该停薪留职还是彻底买断工龄？还没被谈话的，也个个心中难安，生怕下一批名额砸着自己。可时代的浪来了，谁也不能幸免。次年春，苏兆和与谢佩秋先后接到通知：二人被迫下岗。

几个平日里胆子大的工友愤愤不平，对厂子开出的补偿条件也很不满意，他们私下相互串联，说是要去政府门口上访维权，有人来拉苏兆和一起：“你儿子这个情况，不去讨一个道理，将来你们家怎么生活？”苏兆和却总是闷着头，抽着烟，直到对面急了，他才闷闷地说一句：“国家也有难处。厂子真没钱，你们闹腾又有啥用？”气得那人啐一口唾沫在地上，急赤白脸地就往外走。

苏兆和也听人说过，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工人请愿、罢工的情况，甚至闹出了持刀伤人、自杀的新闻，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骨子里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跟命运折腾的人。领了单位发的最后一笔钱，苏兆和满脑子都在谋划着，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才好。佩秋的头脑向来比他灵活，佩秋说：“俺看报纸，专家们说，国企就好比一艘大船，职工们在船上劳作生活，人人都是船的主人。可现在船上的人太多了，开得太慢，也不安全。国企改革就是把这些人都疏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船上去，以前那张终身船票被废弃了，大家伙儿得靠自己的本事做生活的主人。”

苏兆和苦笑着问：“那报纸上写没写，那些没本事的乒乒乓乓掉进水里淹死了，该咋办？”

佩秋走过来朝苏兆和脑袋上弹了一个脑瓜嘣儿：“咋就淹死了？你的书读到驴肚子里啦？时代总得往前走。”

佩秋说得对，时代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下岗潮第三年，胶东塑料厂就被几个外地商人以私人名义收购了。又过了两年，厂子效益每况愈下，这个曾风光一时，拥有数千名职工的大厂，竟悄无声息地倒闭了。

为了打拼生活，佩秋将母亲也从老家接来了胶东，与婆婆共同照料七岁的安安。佩秋和苏云霞等几个姐妹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卖起了卫生纸，虽说比以前辛苦，可佩秋却很是珍惜，干得格外起劲儿。这活儿全靠体力和眼力见儿，但时间相对自由，佩秋可以常回家照看下安安，她也知足。苏兆和经人介绍，去了黑豹汽车厂送车队工作，到山西、陕西、东北等地去送小货车。根据对方所需的车子数量，他们两个人到十几人不等分成一组，各自开一辆车送到客户手里，再一起坐火车回来，常常一去就是十几天。

苏兆和起先很不适应这份工作，头一回送车，他跟着一位老师傅往陕西去，走到一条七拐八拐的山路前，老师傅叮嘱他，只盯着前面的车子走，切莫往两边看。苏兆和心里默念着：“往前走，往前走。”可还是忍不住地朝一旁瞥了一眼，这一瞥吓得他差点儿尿了出来，沙石遍地的扭曲小路边，全是嶙峋的悬崖峭壁，深不见底。他握紧了方向盘，汗渍渍的双手一动也不敢动，他心下想，这哪里是去送车，这是去送命。

第二趟送车，他们八个司机一起，把八辆小货车顺顺利利地送到了客户手中。正值深冬，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人裹着一件厚实的军大衣，步履匆匆地往火车站里走。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了，车站里多少能暖和些。火车站门口全是一排排做小买卖的，其中一个戴着毡帽、脸上结了一道痂的苹果贩子看着这几个年轻人走过，忽地没头没尾地喊了一句：“妈了个腿的，苹果不好吃吗？光走不买！”他们中一个才十九岁的小个子司机停下了脚步，瞅了瞅这小贩，没好气地问：“大哥，你骂谁呢？”那男人“噌”地站起身：“狗日的，我骂你呢！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正要和他理论，却看见对面三四十个商贩忽地一拥而起，全围了上来。两个有些经验的司机知道这是着了道儿了，他们一头一尾地把其他六个人护在中间，和对面的人小心翼翼地赔着不是：“娃子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正说着，对面不知是谁抡着一根木头就直敲了过来，电光石火一刹那，两伙人瞬即厮打成一团。

苏兆和从小书念得好，可却从没打过架，没几下，他的脑袋就被人砸出了血。一些路过的本地人也看不下去了，进来拉扯劝架，一位四十多岁的东北大姐，不知从哪儿抡出来一把菜刀，直指着那带头的苹果贩子：“你真他妈给我们丢脸，整天净会欺负外地人，你信不信老娘一刀再给你劈个大花脸儿！”也不知道二人是啥关系，那男人嘴上骂骂咧咧，却带着人全撤走了。

苏兆和回了家，佩秋心疼得直掉眼泪，说什么也不肯再让他到那么远的地方送车了。苏兆和摸着自己的脑瓜子，淡淡地说：“我就是头驮货的驴，是你想上哪儿就去哪儿吗？”他的声音极小，佩秋都搞不清他是冲她讲的，还是在自言自语。

就这样，苏兆和在送车队里当了五年司机。第六年，厂里通知说，时代进步了，以后都要采用机械化操作，统一由大货车来送车。一辆货车能装下十四辆小车，人工送车队的生意渐渐也便无人问津，直至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烟中。

苏兆和又一次下岗了。

佩秋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好，她脑子活络，善于交际，不几年，她就用卖卫生纸攒下的钱在当地新兴起的商贸市场——“小猪圈”里包下了一个摊位，卖日化用品和女性内衣。女人们一开始都遮遮掩掩的，谁好意思光天化日之下来买这么浪**的玩意儿。可人性对美的追求是阻挡不住的，凭着敏锐的判断和大胆的选择，佩秋的女性内衣店在“小猪圈”一炮而红。第三年，佩秋便撤了摊位，在城里最繁华的步行街开了一家单独的门面，取名“风尚内衣”。

苏兆和在家赋闲了大半年，他变得更为沉默寡言，时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或是坐在炕边上，远远地望着安安发呆。安安已经十几岁了，可言行却仍是个两三岁的稚子，他雪白浑圆的臂膀、大腿，撑着一大坨雪白堆积的肉，顶着一颗雪白硕大的脑袋。苏兆和看着，真觉得他是个怪物。他心里推算着，再过多少年，安安的姥姥和奶奶就会死掉，又过多少年，他和谢佩秋也会死掉，那时的安安就成了一个五六十岁的孤零零的傻子，这样活着，还不如让他早点儿死了算了，一了百了。但他又想起，自己曾经害死过父亲，他一辈子铆足了力气，也不过是想当个好爸爸，这么卑微的渴望，如今却混成了这番无能的模样。他这样想着，没日没夜地想，就好似被人用糨糊堵住了嘴角，越想挣扎，越是沉沦。

这年底，风尚内衣迎来了第一笔投资，投资人是他们以前塑料厂的一位工友，叫赵之兴。赵之兴下岗后，做起了服装买卖，他相貌堂堂，意识超前，思维谨慎，是把经商的好手，他一眼瞅准了谢佩秋的女性内衣市场，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要把风尚内衣做成连锁品牌。同年底，苏兆和与谢佩秋商议，要与以前一起开车的两个司机兄弟合伙贩卖海鲜。佩秋拿出积蓄，替他买了一辆运货的大货车，可苏兆和性子耿直，也缺乏做生意的头脑，又没有经验，根本挤不进旧有市场。他每天半夜两点就要到海边去向渔船拿货，要少了人家不给，要多了卖不出去就得烂掉，这样算下来，他每日的利润还不够一天靠百块钱的油钱。这样坚持了近一年，苏兆和到底是没能做下去，他最后一日去港口，看着新买的货车被人折旧处理掉，轰隆隆的船舶鸣笛绕着海港高歌。他站在汹涌的人潮里，再也看不清来日的时光。

一日晚饭后，佩秋在卧室内挑选她与赵之兴一同从浙江新进回来的内衣样款。她拿着一件桃红色的文胸在胸前比画，苏兆和却不知何时一声不响地站到了卧室门口，他紧蹙着眉细细打量着她，干薄的嘴唇翻滚着，轻轻吐出了两个字：“**。”佩秋听傻了，她愣愣地待在原地，还未等她反应过来，苏兆和已重重地把门一甩，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