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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见美娜，是在南方某城的火车站出站口。

她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灰绿哑纹的真丝料子的衬衣，一条灰白色直筒的确良长裤，一双矮跟小圆头的黑色皮鞋。她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奋力地挥着右手，手里举着一个用纸箱子的底面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牌子时而从攒动的人头中向上跳跃几下，生怕我看不见它。

我走向她，她看见了我，喜悦难以遮掩地从她已布满皱纹的眼角倾斜直下，她的笑容透亮，并带有几分岁月留下的狡黠。“我的乐啊，都长这么大了！”她欢喜地摸着我的头，我得弯下腰，才能让她摸得酣畅。

我望着眼前这个从未见过的、一身质朴却藏不住精明干练的女人，心中生出一股莫名的亲切。或许是她毫不掩饰的激动和兴奋，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故土情分，当得知她特意从邻市为了我来到这座城市时，我虽然感到不解和惶恐，却也转瞬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切。

美娜说，这可不是她第一次见我，她抱过我一年多。在我六岁那年，美娜曾回过家乡探亲，住在大姐家，美娜大姐正是我家邻居。美娜在故乡的日子，常常与我的母亲为伴，她极疼爱我，照料我成了她每日最快乐的时光。我已六岁了，到了男孩子最调皮、最贪玩的年纪，用家乡的俗语说，六岁七岁不当狗意，连狗都厌弃我。美娜却视我为珍宝，天天把我捧在怀里，母亲说可把我娇惯得不知姓什么了。

我哪里还能记得这些纷纷往事。晚上，我与母亲通电话，讲我是如何一个人坐着火车南下的，沿途看到了南方的村落是何等稀奇：它们大都是三两间小屋或层楼比邻，要隔着一池荷花、几亩油菜花，越过几条青草路，才能见着下一户人家。火车又开了一段路，风景又全变了，青砖小瓦马头墙，樱花浮上，绿柳骑房，一座座建筑影影绰绰，颇有宋词里中国江南的残韵。一路八个小时的火车咣当咣当，我却丝毫不觉疲惫，那还是我第一次到南方来，年轻的生命看什么都热烈新鲜。讲到最后，我才讲到了美娜，如何见到她，她是多么开心。母亲说：“美娜当年去南方也是如你一般的年纪，但她是逃难去的，哪有你如今的多情与幸运。”

说起来，我该叫美娜小姨。母亲说：“你小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关于小姨的“了不起”，母亲有着诸多证据。譬如，小姨在外数十年，每年都会给她的亲生父亲寄一笔钱，从未怨过他当年抛弃了她，有人夸赞她心胸大，她一脸的正气凛然：“爹不容易，他也尽力了。”又譬如，她的四个姐姐和两个弟弟成婚有了孩子后，每年春节，小姨都会从南方寄回来一个又一个包裹，里面有每个孩子的红包，五颜六色的饼干和糖果，捎带着给兄弟姊妹们的新衣裳。姐姐们心疼她，去信叮嘱她一个人在外不容易，不必再往家里寄东西，把钱省下来，有空多回来看一看。

母亲说美娜并没有什么钱，可她就是这样一个牺牲自己的人。她像紧抓着沙子一样紧抓着自己的亲人们，热情地燃烧着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小姨与母亲通电话，得知我要独自远行，她便数落母亲：“你可真是放心得下。”母亲性格大大咧咧，对我向来是散养，她笑我都这么大了，也该出去独立。小姨却说：“这地方湿气重，得吃辣，北方人刚来肯定习惯不了，再遇上什么小偷恶人的，孩子一个人该怎么办。”母亲取笑她杞人忧天，小姨说：“这样的苦我自己吃过。”母亲有片刻的沉默，小姨执意要来照顾我一段时间。母亲说：“你瞧，你小姨多伟大。”

次日一大早，我还熟睡着，听见屋外一阵丁零当啷的敲门声，小姨来了。我睡眼惺忪地开了门，小姨站在门口，左右两只手各提着一台小型的电风扇，右手的胳膊上，还挎着一个编织条做的白色菜篮子，里面装满了猪肉、韭菜和大葱。我满是感激，昨夜一宿没睡，才不过七月，火炉似的房子烧得我呼吸难耐，出租屋并没有安装空调，我后悔了一晚上，为何没有提前买台风扇，小姨便送来了。她把两台风扇一台摆在窗台，一台摆在卧室的门口，说不要对着身子吹，会感冒。说完，她便拐进了那狭小的厨房，给我包起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厨房里一会儿就烟火四溢的，我吹着风扇，看着小姨，觉得她好似我的母亲。

当我要离开时，在那座南方火车站的站台，我紧紧地牵着小姨的手，十八岁的我已不愿再与人表达显露的亲昵，可我情难自已地在离别面前流露出了巨大的悲伤。小姨摸着我的头，眼泪也在她的眼眶里转：“好了好了，不要哭。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聚散呀。好好念书，下次见面，小姨再给你包饺子吃。”

可我却再也没有见到小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