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厘头的蒙古使团（第2页）

京都公卿们看到这样的牒状和国书，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和一个人，难道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原来，早在1258年，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写了一本叫《立正安国论》的书，这本书预言日本将要遭受严重外患，并将之上呈给北条时赖任“执权”的镰仓幕府。北条时赖当时并没有在意这样的荒诞言论。

但这本书却很快流传开了，京都的公卿们看后尤其兴奋，他们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扳倒镰仓幕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本书的传播意义。不过当时能给日本造成威胁的两个国家，高丽和南宋却对他们异常的友好，这个外患从何而来呢？所以当时的很多人对此也保佑着怀疑态度，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日本自从白江口之战后，虽然内战不断，但外部环境一直非常宽松，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历经改朝换代，却没有对它采取过任何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和平状态已经持续了六百多年。而当忽必烈的牒状到了他们的手上时，才知道原来外部威胁真的是存在的，而且近在眼前。

但，蒙古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根本不清楚，怎样回复这样的威胁，就变成了京都的大臣们热议的话题，有人因为这样无礼的国书应该不予回复，有人认为应该妥协退让，不应与大陆政权争一时之短长。

最后，一片乱哄哄的讨论后，朝廷达成一致，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了一份措辞十分卑恭的和解国书并抄寄给了幕府，这封和解书再次回到了北条时宗手中。

当时的北条时宗只有十八岁，但是当他看到天皇身边的公卿们是这样软弱后，他气愤得将和解书撕成了粉碎，并告知朝廷，这样的回复幕府不会批准。

就这样，高丽使节在日本滞留半年之后，再一次空手而归。而日本人在高丽使者走后，也终于派出了间谍去了解蒙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蒙古人没吹牛，果然如牒状中所说，南宋政权已经被忽必烈打得岌岌可危，而整个欧亚大陆除了南宋一隅外，都已经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巨大的恐惧感再次缭绕在了日本人的心头，北条时宗下了全国动员令，开始着手准备本土防御，这是六百年后，日本人再次做出本土防御的姿态。

忽必烈得到使团的报告后，就已经有了讨伐日本之意，他把高丽宰相李藏找来，告诉他给我造一千艘战船，并且招募这些战船上的水兵。

李藏自然知道忽必烈的用意，预感到战争无法避免，便问道：“战船的规模多大？”

忽必烈自然是不知道排水量之类的数据，就直接告诉他：“能运三四千石大米即可。”

李藏听后脑门上冒了汗，长跪不起，说不能按照规定交付船只，但他的辩解毫无用处。忽必烈的意志很坚定，做不出来就让你们高丽吃不了兜着走。李藏只好灰溜溜的跑回了高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国王。高丽王觉得造这千艘战船倒没什么，可是让高丽人去日本打仗当炮灰，这可是亏本买卖。

所以在公元1868年8月，高丽国王上奏忽必烈，声称经过多方征调，仅得万人，千艘战船，数量太大，恐怕不会如期完工。

忽必烈知道高丽王在耍花招，但是他心中很明白，战士他有的是，但战船和有经验的水兵却只有高丽能为他提供，所以他也不敢逼得太紧。大都方面在10月派人对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进行视察，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但，由于元朝的战略重心还在中国大陆，忽必烈虽然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但是他还是想通过招抚的手段解决日本问题，本着用人不疑的原则，他第三次派出黑的出使日本，而这次他明确告诉黑的不能再相信高丽人。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的陪同下，使者黑的终于率领大元的使团真正踏上了日本的领土。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黑的到日本竟然只是“半日游”，日本人一点不给蒙古人面子，接到了他们新的牒状后，就把黑的一行人赶出了日本。黑的越想越纳闷，难道自己真的与日本无缘？

黑的这次又没有得到日本的准确答复，别说天皇和幕府执权，就连个日本地方官都没见到。怕回去无法交差，所以他顺手抓住了两个对马岛渔民，一个名为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把他们带回大都。

跟日本人的小气不同，两个日本渔民受到忽必烈好吃好喝的招待不说，还免费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大都宫殿。而后这两位渔民没有经历任何风险，又被送回到了日本。忽必烈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

蒙古人寄希望于日本可以给自己回函，或者派出使者出使元大都，要不写封感谢信也可行啊！但镰仓幕府照例不做表态。

忽必烈的热脸算是结结实实的贴在了日本人的冷屁股上了，他硬生生的把火气又压了下去，但所有人都知道忽必烈身上继承着成吉思汗的血液，他的隐忍是为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