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第2页）

对外，大唐也并未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是真正的想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做朋友，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很多弱小的国家对大唐崇拜、敬畏。

回到日本的使者，将真实的情况反馈给了日本高层，日本也第一次抱定了向大唐学习的决心！

但是想上学，也要先交得起学费，日本当时国内的政治条件，很明显还不能满足入学的基本条件。

公元7世纪初的日本是个十分混乱的时代，各地的土地主们，有千百号人就敢称霸一方，国家政局相当混乱。中央政权中更是派系林立，整天你嚷嚷两句，我嚷嚷两句，吵个没完没了，天皇在这些权贵中间不过是个摆设，不要说进行改革，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开个会都很困难。

好在，要向大唐学习的观点，被当时最大的实权派圣德太子采纳。圣德太子是日本飞鸟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找来现在日元最大面额的钞票看，上面印着的就是圣德太子，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在他的支持下，一些有开拓进取意识的日本上层贵族青年远渡重洋来到了大唐，这是日本最早的一批“旅唐”留学生。

而在国内，圣德太子也照大唐的猫画起了日本的虎，他按照使者的描述，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推崇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极力主张巩固皇权。在官员任用上，他试图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依照才能和功绩授予官位。同时主张以和为贵，缓和国内外的政治对立。这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各大豪强的势力，在日本这个岛国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

但轰轰烈类的改革行动，却戛然而止，原来圣德太子虽然有李世民般的才能，却没有李世民的天命！公元622年，圣德太子被他的老爹天皇大人耗死了，虽然摄政，却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皇帝桂冠便病殁于斑鸠宫。这个政治权威的离世，使日本列岛再一次陷入大动**。本来拥护改革的外戚苏我家族，为了争夺权势，竟然在圣德太子死后不久便血洗斑鸠宫，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势力完全肃清，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动摇家族独揽朝政的地位，本来进步的家族却在权力的**下一步步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日本改革陷入停滞。

但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不因某些人不想改变就不会改变，用我们政治书上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起到强大的反作用力。

就在这时，圣德太子种下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公元640年，圣德太子在世期间派到中国留学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归国。在他们之前，僧旻（一个日本和尚）已先期归来，并在贵族阶层中传授中国文化。

日本来华留学生在大唐期间，不只富有学习经验，有很多甚至争取到了在唐朝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的机会。日本留学的僧人们更是被唐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师从高僧，领受佛法。这些留学生成为唐朝先进文化的播种机。

就像是常年在国外俱乐部里锻炼的日本球员一样，他们一旦回归到国家队，就会把最先进的足球理念带给自己的国家，为日本足球带来不一样的变化。而这批留学生给日本带来的变化，便是号称日本历史上三大改革之一的“大化改新”。

实权派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辅臣中臣镰足都曾在南渊请安和僧旻等海归派门下求学，深得汉学精髓，并在这批归国人士的协助下制定了政治、经济改革的宏伟蓝图。“坚定不移地向唐朝学习！”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政治理念。

不过，历史的规律同样告诉我们，改革大多要借助血腥杀戮来实现，因为改革常常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政争就是你死我活。日本皇极女天皇四年（公元645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极殿，皇极天皇正在接见朝鲜半岛的来使。

但庄严的朝堂上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杀气，新一代政坛大佬苏我入鹿刚刚走进大殿，宫门瞬间被全部关闭，苏我入鹿尚未反应过来，就被利剑穿心，当场毙命。

在场的朝鲜使者大惊失色，就连皇极天皇本人也惊出冷汗，但残酷现实就在眼前，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都摆在那里。这次谋杀的策划者之一及直接执行者，就是当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目的再简单不过了，夺权！天皇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默认了中大兄皇子的政变行为。

这次政变，改变了日本未来一千年多年的历史命运。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尽在中大兄皇子的预料之中，他顺利将皇族和多数贵族拉拢到自己一方，并结集起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这支以私家军队为主力的部队盘踞在苏我家族雇请百济技工所建造的飞鸟寺，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迎击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的反攻。但，反攻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于第二天就焚宅自尽了。能看清形势，苏我虾夷也算是个聪明人。

消灭苏我父子之后，革新力量很快组成新政权。习惯于幕后玩弄权柄的中大兄支持另一名皇室贵族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为皇太子，他的铁杆中臣镰足为内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实为高级政治顾问。新政权效仿中国唐朝建制，建年号“大化”，“大化”即“伟大变化”之意。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并将首都从飞鸟（位于今日本奈良县境内）迁至难波（今日本大坂）。

至此！改革的障碍已经扫除。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权颁布《改新诏书》，这份诏书很长，但总结起来是三点：

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田一次，所分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二、建立中央集权制，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设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日本人迎来了胜利般的曙光，富强似乎就在眼前。

而此时，日本这个民族的劣性也终于从他善于学习的优势下体现出来，那就是他一旦觉得自己强大了，就会去扩张，去伤害他国的利益，而此时一个重要的机会到来了，在不远的朝鲜半岛上，忽然发生了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