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2（第1页）

004-2

然而，我对真相的归附，我自身人格的瓦解都绝非愉快和有趣的冒险，相反，这一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在我的房间里，留声机时不时地发出魔鬼般的嚎叫，与我所在的环境极不相称。有时，当我在某个时髦的餐厅里，在一群故作优雅的花花公子和骗子中间跳舞时，我觉得自己背叛了生活中我曾经引以为荣和神圣的一切。要是赫米奥娜能让我独处一周，我就能从这些费力、荒唐而又奢侈的生活试验中迅速脱身了。但她总是在那里：我可能不会每天都见到她，但她一直在观察我，指导我，监督我，评估我。她甚至能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心中有什么反抗和逃避的愤怒想法——对此，她只是一笑了之。

随着我之前称其为“我的性格”的东西逐渐被摧毁，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尽管我很绝望，但我注定如此害怕死亡；我开始意识到，这种可怕和可耻的死亡恐惧症，也是我以往中产阶级虚幻生活的一部分。之前的哈里·哈勒尔，这位天才作家，这位歌德和莫扎特的鉴赏家，这位对艺术的形而上学、天才和悲剧以及人性的思考广受好评的作者，这位躲在他那塞满书籍的小阁楼中的忧郁隐士，现在正一步步地接受自我批评，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存在不足。诚然，这位天才而有趣的哈勒尔先生曾宣扬过理性和人性，曾抗议过战争的残酷，但在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却没有让人拉到刑场，和众人靠墙站成一排，等着被枪毙——这本是他的思想必然会导致的结果。相反，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很显然，这是一种极为体面和高尚的妥协，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妥协了。而且，虽然他反对权力和剥削，但他在银行里存有不少工厂企业发行的有价证券，他在使用这些证券的利息时丝毫没有愧疚感。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如此。也许哈里·哈勒尔成功地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蔑视一切世俗事物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怀旧的隐士和满腹怨恨的预言家，但实际上他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觉得赫米奥娜过的那种生活应该受到谴责，他为自己在餐厅里虚度的夜晚以及在那里挥霍的大量金钱而烦恼。尽管他良心不安，可是他非但不渴望得到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相反，他非常渴望回到那些舒适的日子，因为那时，他所有精神上的追求给他带来了快乐和名誉。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他所鄙视和嘲笑的反动报刊的读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渴望回到战前的理想时代，因为这总比他们从苦难中吸取惨痛的教训要少些痛苦。呸！这个哈勒尔先生真是令人作呕！然而，我仍抓住他不放，或者说抓住他那已经支离破碎的面具的残余不放，我仍留恋他精神方面的玩世不恭，仍留恋他对一切杂乱无章和偶然随机的事物（死亡也是一个例子）怀有的世俗平庸的恐惧。我轻蔑而嫉妒地把这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哈里——那个非常羞怯、可笑的舞厅新手——和旧哈里的伪理想形象进行了比较。他——这个新哈里——现在已经在旧哈里的伪理想形象中发现了教授家里的歌德蚀刻画带给他不安和尴尬的那些特征。他自己，那个旧哈里，也曾是这样一个理想化了的中产阶级式歌德，一个精神上的英雄——他目光如炬，散发着庄严、高尚和人道主义的光芒，仿佛他的头发涂上了一层润发油一样，它几乎被自己高贵的灵魂所感动。该死的，现在我真想在这幅画像上戳几个洞！理想中的哈勒尔先生已经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他就像一位在大街上被人抢了钱、裤子被撕得破烂不堪的达官显贵。他最好还是保持现在这幅衣衫褴褛的可怜模样，而不是穿着破衣服——就好像那上面仍然挂着勋章似的——泪眼汪汪地坚持要求得到他失去的尊严。

我一次又一次地与乐师巴勃罗见面，我不得不改变对他的看法，哪怕只是因为赫米奥娜非常喜欢他，非常恳切地以他为伴。在我的记忆中，我把巴勃罗看成了一个英俊的、一无是处的、虚荣自负的花花公子，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孩子，这孩子非常喜欢吹奏他在集市上赢得的玩具喇叭，如果你赞美他几句，或是给他一些巧克力，就很容易摆弄他。但巴勃罗根本不在意我对他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漠不关心，就像他对我的音乐理论漠不关心一样。他会礼貌而友好地听我说话，始终面带微笑，但从不给予任何真正的回应。尽管如此，我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看得出来，他确实在努力取悦我，向我表达善意。有一次，我们的谈话照例是毫无结果，我怒了，几乎到了动粗的地步。他惊愕而悲伤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抓住我的左手，抚摸着它。然后他从一个镀金小盒子里取出一些鼻烟之类的东西，让我吸一口，说对我有好处。我诧异地瞥了赫米奥娜一眼，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接过东西吸了起来。很快，我就觉得自己果然更精神、更有活力了，可能是因为鼻烟里掺了可卡因。赫米奥娜告诉我，巴勃罗有很多这类药物，他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偶尔也会给朋友们服用——这些药物具有止痛、助眠、壮阳等功效，还能让人做美梦，获得快感以及催**欲——她说，在配制这些药品方面，巴勃罗可以称得上是大师。

有一次，我在河边的街道上碰到了他，他非常高兴地陪我一起散步，我终于让他开口说话了。

他正摆弄着一根细长的黑檀木镶银手杖。我对他说：“巴勃罗先生，您是赫米奥娜的朋友，这就是我对您感兴趣的原因。但我不得不说，您让我很难和您交谈。我有好几次想和您谈谈音乐，因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看法或者您可能提出的任何相反的观点，可是您从来没有屈尊回答我，哪怕是最简短的回答。”

他开心地朝我笑了笑，这一次他没有避而不答，而是平静地说：“您知道，在我看来，谈论音乐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从不谈论音乐。我想问问您，我应该怎样回答您那敏锐而准确的评述呢？您说的一切都太对了。但是听着，我是个乐师，不是个学者，我不相信在音乐方面，‘正确’会有任何价值。对音乐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正确，也不在于品位和教育程度，等等。”

“说得不错，可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演奏音乐，哈勒尔先生，演奏更可能多、更可能好、更可能专注的音乐！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先生。我能够将巴赫和海顿的全部作品都记在脑子里，能够将这些作品讲得头头是道，但这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然而，当我拿起我的萨克斯管，演奏轻快的西迷舞舞曲时，不管这首曲子是好是坏，它都会给人们带来快乐，融入他们的血液，让他们舞态生风。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下次去舞厅的时候，当音乐在经过长时间的暂停之后重新响起时，您可以看看人们的表情。您会看到，他们的眼睛开始闪闪发亮，他们的腿开始颤抖，他们的脸开始容光焕发！这就是演奏音乐的意义所在。”

“说得很好，巴勃罗先生。可是除了带来感官享受的音乐，还有可以带来精神和思想享受的音乐。不仅有那种在特定时刻演奏的音乐，还有那种不朽的音乐，即使目前没有播放，它也会继续流传下去。一个人躺在**，他的脑海里可能浮现出《魔笛》或《马太受难记》的旋律，然后音乐会在他的耳畔响起，尽管此刻没有人吹奏长笛或拉小提琴。”

“非常正确，哈勒尔先生。每个夜晚，像《思恋》和《瓦伦西亚》[23]这样的舞曲，也会在很多孤独而怀旧的人们的脑海里默默地重现。即使是办公室里最可怜的女打字员，也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最新的一步舞舞曲，并按照舞曲的节奏来敲打键盘。您说得没错，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孤独的人，他们都可以尽情地享受那些无声音乐，无论是《思恋》《魔笛》还是《瓦伦西亚》。但这些人孤独的无声音乐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从我们音乐家那里学来的。首先，它们必须被演奏、被听到，然后融入他们的血液，然后他们才能在自己家里回想或梦到它们。”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冷冷地说，“但是，您不能把莫扎特和最新的狐步舞相提并论。您为人们演奏的是神圣而永恒的音乐，还是临时的廉价音乐，这两者之间确实是有区别的。”

巴勃罗在我的声音中觉察到，此刻的我是多么激动，于是他立刻露出了最亲切的表情，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手臂，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温柔语气对我说：

“啊，亲爱的先生，您关于‘不可相提并论’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我当然不介意您把莫扎特、海顿的音乐和《瓦伦西亚》划归任何您觉得合适的等级。这对我来说都一样，它们的等级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我未被要求去评判它们的等级。一百年后，人们可能还在演奏莫扎特，而两年后，他们可能就不再演奏《瓦伦西亚》了。我想，这些事情我们尽可以交由上帝去决定。他可以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寿命，也可以决定每首华尔兹舞曲和狐步舞舞曲的寿命。既然他是公正的，那么他的决定也一定会是正确的。但我们音乐家必须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演奏人们此刻想要倾听的任何曲目，而且必须演奏得尽可能完美，尽可能打动人心。”

我叹了口气，放弃了交谈——没人能说得过他。

现在，我经常体会到一些诸如旧与新、痛苦与快乐、恐惧与快乐之类的矛盾混合体。前一刻我还在天堂，下一刻我就堕入了地狱，但多数时候，我同时在这两个地方。旧的哈里和新的哈里时而激烈争斗，时而和平相处。有时候，旧的哈里似乎已经气绝身亡，被埋葬了，然后又突然站了起来，发号施令，专横跋扈，自以为是；年幼的新哈里感到羞愧，任由自己被挤到次要位置，一句反抗的话也不敢说。有时，新的哈里又会掐住旧的哈里的脖子，几乎要把他掐死。二者殊死搏斗，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这使得荒原狼的内心又产生用剃须刀了结自己生命的想法。

然而，痛苦和欢乐时常在同一个浪头里向我袭来。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跳舞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当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时，我发现可爱的玛丽亚正躺在我的**，这令我无比惊诧、震惊和喜悦。

到目前为止，在赫米奥娜带给我的所有惊喜中，这是最让我吃惊的一次。你看，我一点也不怀疑这只极乐鸟是她送给我的。与往日不同，这天晚上我没有和赫米奥娜在一起，而是去了大教堂欣赏优美的早期宗教音乐。这是一场美好而令人怀念的远行，让我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回到了我年轻时常去的地方，回到了理想中的哈里的领地。教堂里哥特式唱诗班的上方，美丽的网状拱顶前后摇摆——上面有几盏烛灯在黑暗中摇曳闪烁——仿佛被赋予了幽灵般的生命。在这里，我听到了布克斯特胡德、巴哈贝尔、巴赫以及海顿的作品。我又一次漫步在我过去曾钟爱的那条道路上，听到了一位演唱巴赫作品的女歌手的美妙歌声。她曾是我的朋友，带给过我许多精彩的演出。这些古老音乐的声音及其无限的庄严和神圣，重新唤起了我年轻时所有那些令人振奋开心的经历——所有带给我热情和乐趣的事情。我忧伤却全神贯注地坐在教堂里高高的唱诗班前，在这个高贵、神圣的世界里——这里曾是我心灵的故乡。作为客人，我坐了约一个小时。在欣赏海顿的一首二重奏时，我突然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等音乐会结束，我就偷偷溜出了教堂，因此错过了再次与我的歌手朋友见面的机会。噢，以前，在这样的音乐会后我曾和艺术家们度过了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我穿过昏暗狭窄的街道，走得疲惫不堪。在我的周围，餐厅的橱窗后面，爵士乐队正在演奏我现实生活的旋律。啊，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错误与困惑的凄凉迷宫！

在这次夜间散步时，我思索了很久我与音乐之间的奇特关系。而且，我又一次意识到，我与这种艺术形式之间既感人又病态的关系，是我与整个德国思想界共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思想和精神生活——由母权概念主宰——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未经历过的，它与大自然的关系密切，这在其音乐霸权中得到了体现。我们知识分子都梦想着拥有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以此来描述不可言传之事，来描绘无影无形之物，而不是通过服从思想、圣语、福音的规定，或是通过为它们赢得更多的听众来勇敢坚定地抵制它。德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尽量忠实、诚恳地坚持他们生来就该演奏的乐器，而是不断地反对理性和福音，并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对待音乐。他们过度沉迷于音乐，沉浸在美妙、快乐的音调结构中，沉浸在美妙、令人愉快的感情和情绪中，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些感情和情绪转化为现实的冲动，因此，可以说他们忽视了大部分他们真正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德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所有人，都不太了解现实，对它是陌生和敌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德国的现实世界中，在德国的历史、政治和公众舆论中发挥了如此可悲的作用。嗯，那又怎么样？我曾常常这么想：我偶尔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塑造现实，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地去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是总将自己局限在美学和精神的工艺美术范畴。然而，我最终总是屈服于命运。重工业家和将领们说得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无是处；我们脱离现实；我们这群人没有责任心、爱耍小聪明、只会纸上谈兵，这个国家没有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啊！把剃须刀递给我！

我终于回到了家，我的脑子里仍充满着音乐的思想和回声，我的心因为悲伤而沉重，迫切地渴望活着，渴望现实，渴望意义，渴望那些已经永远失去而无可挽回的东西。我爬上楼梯，将客厅的灯打开，想看一会儿书却看不进去。我想起了第二天晚上的约会——去塞西尔酒吧跳舞、喝威士忌。我心里怨恨极了，不仅怨恨自己，也怨恨赫米奥娜。尽管她的意图可能是真诚和善良的，可无论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她当时都应该让我毁灭，而不是把我拖进这个混乱的、陌生的、光怪陆离的、放纵享乐的世界——在那里，我注定永远是个陌生人；在那里，我一贫如洗，我最好的品质都将被荒废。

我悲伤地熄灭了灯，悲伤地走向我的卧室，开始悲伤地脱掉衣服，这时我闻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于是我停下脚步。那是淡淡的香水味，我环顾四周，看到美丽的玛丽亚躺在我的**，面带微笑，有些紧张，她那双蓝眼睛睁得大大的。

“玛丽亚！”我冲她喊道，然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房东太太知道了，她会勒令我退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