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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文化

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在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振兴文化的措施。早在参预朝政时期，她就大集诸儒，著书立说。

改朝换代以后，更加注意振兴文化。由于以周代唐引起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由于广开仕途，取人以才，养成了读书学艺的风气；加之武则天对文化的重视，武周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姿、繁荣兴旺的景象。

〔经学〕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旧唐书·儒学传》载，经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养教化，移风俗”，作用甚大；唐高祖、太宗都很重视经学，而高宗、武则天轻视儒学，武周时期经学废弛。

其实，武则天并不完全轻视经学，她只是轻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而对于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则是一贯倡导、支持的。载初元年，武则天诏大儒邢文伟讲解《孝经》。“后问：‘天与帝异称云何?’文伟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对曰：‘先儒执论不同，吴天及五方总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则天不同称，固矣。文伟不得对”。

这说明武则天本人对经学也有相当的造诣。武则天还举行过拜洛受图、大享明堂、登封中岳、祭郊祀天的仪式，而这些都与经学有关，都是对经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实践。武则天重科举，而科举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经学有所了解。武则天还重视儒生和礼官。王绍宗以精通儒学著称，当时朝廷官吏，都很敬慕他，武则天便擢他为春宫侍郎。

由于这些原因，经学较前有了发展。除了表现在经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被应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之外，还表现在出现了一些修正儒家经典的著作。

《旧唐书·儒学传》载：王元感以儒学见称，武则天祭南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诏同诸儒撰定仪注。凡所立仪，诸儒皆赞成，转任四门博士。长安三年，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

武则天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议可否。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而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等都联合上表推荐。于是武则天下诏称赞王元感，“是为儒宗，不可多得”，命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曾称其所撰书是“五经之指南”。

《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书，对经书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不是墨守前人章句，而是“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理”。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受到学者魏知古、徐坚、刘知几和武则天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标志着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史学〕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作《史记》、班固著《汉书》之后，纪传体通史、断代史著作层出不穷。到了唐初，又先后完成了北周和隋梁陈齐《五代史》及南、北史，重修了《晋书》，使史苑出现了新的繁荣。这就是说，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是这个时期撰写的。唐初的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史学，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的重要性。

武则天通文史，知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对史学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认识。早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就特别注意历史研究。在她所主持修纂的千余卷书籍中，《列女传》、《孝女传》、《古今内范》等等，都属于史书。临朝称制后，她加强了图书管理。文明元年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

登基称帝之后，武则天依然重视修史。当时史馆体制与贞观时期基本相同。由于前代史大都完成，所以武则天首先组织文人学士，修成多达一百卷的《高宗实录》。此后，又着手撰修《唐史》。长安三年正月勒令特进武三思、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刚，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人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可惜事未竟而武则天就驾崩了。但《长安四年十道图》已经完工。

当时的私家撰述十分丰富。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仅王方庆一人所著，就有《文贞公故事》一卷、《南宫故事》十二卷、《宫卿旧事》一卷、《尚书考功簿》五卷、《尚书考功状续簿》十卷、《尚书科配簿》五卷、《五省迁除》三十卷、《友悌录》十五卷、《王氏尚书传》五卷、《王氏列传》十五卷、《王氏训诫》五卷、《魏文贞故事》十卷、《王氏女记》十卷、《王氏王嫔传》五卷、《续妬记》五卷、《三品官衬庙礼》二卷、《王氏家牒》五卷、《家谱》二十卷，《王氏著录》卷、《九峻山志》十卷。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已经开始撰写第一部专记军国机密大事的《时政记》和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史载，长寿二年（693），姚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畴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畴始也”。《时政记》的编修，对于保存第一手资料和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但此书的准备则在武周时期。作者刘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

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史馆丰富的历史典籍，并对这些典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开始着手撰写《史通》。《史通》凡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

内篇论述史家的治史态度、经验教训和史书的源流、体制、编撰方法等等；外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和史书的得失优劣等等。

刘知几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应“不虚美，不隐恶”;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不能盲目崇古，轻信鬼神；史评应“考兹胜负，互为得失”;史书应“文约而事丰”。这些见解都是极为深刻的，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史通》具有很高的价值，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

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部巨大的类书——《三教珠英》。武则天比较重视类书的编纂，参政时令北门学士所辑《玄览》便是一部类书。圣历（698～700）中，武则天认为唐所撰《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逐令麟台监张昌宗召集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竟、沈住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混、常元旦、杨齐哲、富嘉慕、蒋夙等二十六人修撰《三教珠英》，而以徐彦伯、李峤为主编。史载“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最”。

“三教”，指儒、佛、道。实际内容类似于今天的百科全书。大足元年（701）十一月二日，书成，凡一千三百卷。此书宏篇巨帙，资料丰富，对唐代文化的发展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文学〕唐初以来，文学渐盛，但受六朝影响很深，成就并不显著。高宗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逐渐冲破六朝藩篱。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文学家，“以文学、书法、著述而论，才调之高，古今更罕有其匹”。她提倡诗赋，科举以文才取士，遂使武周时期的文学界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诗歌在当时的发展最为迅速。

这首先表现在，朝野上下许多人都会作诗。史载，武则天本人颇善吟咏，其诗有《大享天乐章》十二首，《享明堂乐》十二首，《大享拜洛乐章》十五首等等，流传至今者尚有四十六首，其中一些诗篇具有较高的水平。除前述《如意娘》外，《游九龙潭》也算得上佳作。

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

武则天不仅自己吟诗作赋，而且常常要求臣僚奉和。久视元年（700）五月十九日，武则天游石淙，自制《石淙》诗一篇：

三山十洞光玄录，玉峤金峦镇紫微。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且驻欢筵赏仁智，调鞍簿晚杂尘飞。

令侍游诸臣奉和。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崇、给事中阎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给事中徐彦伯、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郎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住期等十六人各赋七言一首。

有时还开展一些诗歌竞赛。“龙门夺袍”就是著名的一次。史载：“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

由于武则天规定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本人又带头吟诗，因此诗歌进一步普及，上自朝廷大吏，下至五尺孩童，都有会作诗的。史称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如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发十道存抚使，以抚慰天下，临行，令百官赋诗送行。这些诗后来被辑为《存抚集》而行于世，达十卷之多，足见赋诗者之众。百官如此，仕子也多以习诗为务，甚至八九岁的少女也会作诗。《唐诗纪事》卷七八载，如意（692）年间，有一位九岁少女，善作诗，武则天诏而试之，皆应声而就。其兄将归故乡，武则天令赋诗送之，即作诗云：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飞。

意境颇高，感情逼真。可见这位小姑娘也算得上知诗之人。其次，一些著名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理论，为唐诗的鼎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唐初诗歌虽为数不少，但大都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巢臼。武周时期，涌现出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住期、宋之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等著名诗人。其中沈、宋、杨、陈在文学界有较高的地位。沈住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二人写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使诗歌的格律渐趋完备。因此“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由于沈、宋在诗律声韵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因而极为历代文艺批评家所推崇。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俱以文辞齐名。他们开始突破宫体诗的范围，扩大诗歌的题材，充实诗歌的内容，写出了一些声律与风骨兼备的佳作。

大诗人杜甫称赞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陈子昂学识渊博，“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他提倡诗歌革新，主张诗歌要有“兴寄”和“风骨”，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竭力推崇“汉魏风骨”。在诗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

由于武周时期形成了吟诗风气，沈宋杨陈等人又开创了一代诗风，因此，可以说，武周时期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唐书》的作者说：“高宗、武则天，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这并非虚美之辞。

文章在当时也有了新的起色。一方面，文章的各种体裁趋于完备：赋颂杂咏、公私文牍、碑铭墓表，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

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称“崔李苏杜”。杜审言虽文不如诗，但清越可爱。李峤文思泉涌，久掌诏制。崔融为文典雅，冠绝一时。苏味道九岁能属文，被称为一代文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见称，亦长于作文。海内称“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杨炯听说后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评价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矣；愧在卢前，谦矣”。

此外、韦承庆、王劇、刘允济、陈子昂、卢藏用、富嘉漠、员半千、张鹫等也以文章著称。韦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属文迅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王励构思无滞，词情英迈。长寿中为凤阁舍人，“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等五王初出阁，同日授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鹜勃立召书吏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张鹫的文章，亦较杰出。员半千对人说：“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未闻退时。”

由此张鹫被称为“青钱学士”，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邻国“每遗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至于陈子昂，力扫六朝陈旧文风，“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尤为后代学者所重。上官婉儿“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由于武则天的重用，她得以施展才华，内掌草制多年，临宴赋诗，代中宗、韦后操笔，词采艳丽。后来虽为玄宗所诛，但玄宗却命朝臣搜集她的诗文，编成文集二十卷，并命张说作序。序文称她“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之飞，咸间宿构”，对其文才极为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