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纳谏（第1页）

任贤纳谏

武则天懂得，要治理好大周，只靠制造舆论是不行的。必须牢固掌握权柄，亲自处理朝政。为此，她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尽量做到“政由己出，明察善断”。

改唐为周时，武则天已经六十七岁了。但是，她仍保持着蓬勃向上的锐气。史载，“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长寿元年九月，“齿落更生”。圣历二年正月，生八字重眉。

这些都说明，她精力比较充沛。因为有比较充沛的精力和极强的事业心，登基后的前十年，武则天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朝政。“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为了使各项政令有益于时，武则天十分注意了解民情。

顺应民情，因势利导，是武则天的一贯思想。早在参预朝政之前，她就认识到上下蒙弊的坏处。临朝称制期间，在所修《臣轨》一书中，规定臣下应体察民情，做君主的手足耳目。设置铜匳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征询群僚意见，了解人间真伪。改朝换代之后，“忧劳天下百姓，飞不得所”，更加注意了解民情。除继续利用铜匦等手段外，还常常派遣使节“察吏人善恶，观风俗得失”，甚至亲自过问民间“细事”。

圣历元年，武则天曾问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久视元年（700），又问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陆元方以“外事”，陆元方回答说：“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武则天不悦，免去了陆元方的宰相职务。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充分听取大臣意见，采取相应的政策，是武则天的一贯做法。凡是有关巩固政权及国计民生的事，她都要广泛听取大臣意见，经过反复考虑，使做出的决定尽量符合实际，然后“布政于有司”。

各种问题，武则天除每日早朝以外，还特令宰相轮流宿值。就这一点来讲，她和唐太宗有相似之处。若就对朝政的重视、勤奋程度而言，她并不比太宗逊色。虽然她是一个女子，但她深知权柄的重要，因而总是紧握权柄，“政由己出”，防止大权旁落。所谓“宵分辍寝，日旰忘食，勉思政术，不惮劬劳”，居内慑外，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说武周时期是酷吏、外戚和男宠的天下。的确，武则天曾给酷吏、外戚、男宠以一定的特权。但是，武则天只不过把他们当作自己登基和巩固统治的特殊工具；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便加以剪除或限制。他们并没有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受到重视。

〔酷吏〕从大量材料来看，酷吏并没有掌握朝廷要职。当时最有名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和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止殿中丞（从五品上）、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酷吏中当上宰相的只有二人。一个是傅游艺，一个是为吉顼。傅游艺天授元年九月同风阁鸾台平章事，二年九月下狱自杀，一年之间，有二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大义灭亲”;一是奏流人怨望，请发六道使杀之。吉顼严格地说并不是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尤其是为相不足一年，即因与武懿宗争功失职，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使“朝官侧目”。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从本质上讲，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诛锄异己，建立和巩固武周政权的工具。武则天之所以弃素怀之所尚而用夙心之所鄙，开告端，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慑服政敌。事实上，酷吏也大都是按武则天的旨意办事的。史载，来俊臣“颛以夷诛大臣为国”。万国俊“与来俊臣同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

王弘义“与来俊臣罗告衣冠”。这些被罗告诛夷的“大臣”、“衣冠”、“宗枝朝贵”虽有无辜的官僚，甚至有武则天的支持者，但绝大多数都是武则天的政敌，都是武周政权的反对派。就此而言，酷吏是武周的功臣。此外，一些酷吏也表现出对武则天的忠诚。如来俊臣之鞫周兴。来俊臣与周兴关系密切。有人告周兴阴谋作乱，武则天命来俊臣鞫之。来俊臣得令，没有向周兴泄密，更没有替他辩护，却来了一个“请君入瓮”。

史载，“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命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中!’兴惶恐叩头伏罪”。又如霍献可请杀崔宣礼。崔宣礼任司礼卿，为酷吏所告。其甥殿中侍御中霍献可（亦为酷吏）屡请杀之，武则天不许，霍献可坚持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遂一头碰在殿阶之上，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

但是，酷吏毕竟是残暴酷烈，滥用刑罚的官吏。当政敌伏首、政局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趋于缓和时，酷吏不能对武周政权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倒成了社会动**的因素。因此，当酷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要求“省刑尚宽”的时候，武则天毫不犹豫，又弃“夙心之所鄙”，用“素怀之所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先后杀掉了索元礼、丘神劫、周兴、傅游艺、王弘义等人。为了消除酷吏造成的恐怖气氛，甚至下令禁止天下屠杀。

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又颁发了一道诏书，严禁中央法官酷滥，减大理丞，废秋官狱，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崇德简刑：“州牧县宰，寄重亲人，僚守勾曹，任惟纲纪。百姓或有愆犯，必须尽理推寻，审知罪状分明，方可禁身科断。不得才闻小过，遽絷圜扉，高下其心，同叔鱼之鬻狱；轻重其手，爽定国之平刑；黠吏嵩奸，恣其乾没；要囚多滞，积以炎凉。有一于兹，当加重谴。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无为之化。”表示“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

神功元年（697）六月，武则天最终听从王及善和吉顼的劝说，将最后一个大酷吏来俊臣送进了坟墓。至此，所谓“武周酷吏”便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又相继平反昭雪了酷吏制造的冤假错案，给死者及其家属一一恢复了名誉。所以，夸大酷吏的影响，说武周是酷吏的天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外戚〕武周时期的“外戚”，也没有达到专权的地步。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掌权时，外戚武氏家族是依赖的条件之一；武则天登基之际，“外戚”势力确实有所发展，这是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必然结果。因为对武则天来说，“外戚”即是宗室，称帝后提高宗室地位不仅符合礼制，而且非常必要。

不过，“外戚”的发展是在武则天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是有限度的。与东汉中后期的外戚权势相比，武周的“外戚”实在可怜。东汉外戚往往控制朝纲，一门数侯。如梁冀专权二十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梁家一门，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武周“外戚”虽多被封王，但那是“宗室”的一般荣誉，并非特殊的爵赏。

终武则天之世，“外戚”很少担负军国重任，至宰辅者也只有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三人。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曾随父贬徙岭南。贺兰敏之死后，被召还，袭爵周国公，遂为“外戚”中的骨干分子。登基前后，曾四度为相，历时四年有余。其主要活动有二：

一是劝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皇储”;二是固求皇储位。前者武则天依计施行，后者武则天竟不许。武攸宁是武士让之孙，天授元年一月初次入相，为纳言。二年八月，罢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九月，复为纳言。次年八月，罢为冬官尚书。圣历元年九月，再次入相，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半年以后，复罢为冬官尚书。虽然三度入朝，历时三年，但并未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武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契丹攻陷营州后，奉命以榆关道安抚大使屯边。神功元年（697）六月，同凤阁鸾台三品。七月，去位。翌年八月，检校内史。久视元年（700）正月，罢为特进，太子少保。二次执政，不过二载，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作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武则天任用“外戚”，除有扶植“宗枝”之意外，主要是为了监视大臣。

但是在很多场合，武则天对“外戚”并不完全信任。例如，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时，李昭德密奏：“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武则天闻听后不久就撤掉了武承嗣的宰相官职。又如武攸绪从封嵩山，固辞官，请求隐居。“后（武则天）疑其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如素遁”。

不仅如此，武则天对“外戚”的经济特权也有所限制。唐初诸王封邑之租，皆王家自征；武则天改令州县征送，以防诸王额外敲剥。此事不见于“正史”。《朝野佥载》卷四载：“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武则天大惊，引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武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封户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纯，无意之失。’上乃释之。”可见限制食封之家，当属确实无误。外戚不但没有受到特殊的礼重，而且甚至不得不去巴结武则天的男宠。武承嗣、武三思拍薛怀义的马屁，甘当其僮仆，“为之执辔”，就是明显的例证。当时的臣僚也敢于批评“外戚”的过失。如孙万荣寇河北，武懿宗拥兵不前。敌退，却请诛为敌洼误的河北百姓。左拾遗王求礼廷折之，揭露懿宗罪过，“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官吏百姓”郎中张元一在武则天和众人面前嘲弄懿宗，作诗云：“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限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把武懿宗临阵畏怯，夹着尾巴逃跑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说武周是外戚的天下显然言过其实。

〔男宠〕当时的男宠，也不过是武则天的面首、卫士和监视贵戚、大臣的工具。

史载，武则天的男宠，前有薛怀义、沈南璆，后有张易之、张昌宗。关于薛怀义其人，前面略已提及。此人在登基前颇得武则天信任，“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曾护修白马寺，督作明堂，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击突厥，与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言武氏符命。可以说对武周政权的建立有汗马之劳。登基后，薛怀义日益骄横，“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侍御史周矩弹劾他，武则天替他辩护说“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周矩“穷其状以闻”，于是，“诸僧悉配远州”。证圣元年，明堂被火，薛怀义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受到武则天的责备，然犹令充使重作。其后薛怀义更加跋扈，言多不顺。于是武则天“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率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当薛怀义厌入宫中之后，御医沈南璆得幸。他不过是个给武则天看病的医生，未见有其它政治活动。至于二张，是初唐宰相张行成的族孙，家世较显赫。易之初以门荫入仕，累迁尚乘奉御，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昌宗与易之颇为相似，而容貌过之。万岁通天二年（697），经太平公主推荐，张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又推荐了易之。“由是兄弟俱侍宫史，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对于二张，武则天颇为倚重。以昌宗为云摩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第一区，物五百段及奴婢驼马等。

因此不到一个月，弟兄俩贵震天下。诸武氏登门拜访，看其颜色行事，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甚至有的大臣也前来阿谀奉承。如杨再思说：“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崔融乃咏诗以为绝唱：“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置控鹤府官，任命张易之为控鹤监，正三品。

久视初（700）以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奉宸府，罢监为令，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易之复为令。武则天曾“命易之、昌宗与文学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

从上述情况来看，男宠确曾受到过武则天的宠爱。也正因为如此，武则天落了个“****之君”的丑名。事实上，千百年来攻击武则天“****”的人大都是处于“男尊女卑”的偏见，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自秦汉以来，按照“礼仪”，帝王应有内职，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实际上历代帝王莫不充实后宫，**情帷屋。就拿最有贤名的唐太宗来说，后宫也是妃嫔如云。武则天南面而立，按“礼”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妃嫔。但她是一个女子，只是宠爱了几个“面首”。

这与其他帝王相比，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薛怀义受宠之时，武则天已六十余岁；二张入宫之日，武则天已年逾古稀。何况薛怀义不久即“厌入宫中”居白马寺；二张也不住在宫中，而有自己的“甲第”。直到武则天病重时，二张才整日侍疾身边，组成“看守内阁”。因此，要说武则天“****”实在是很牵强的。

武则天之宠幸“面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人本身有一定才能，如薛怀义精明强干，沈南璆通晓医术，二张善歌舞音律，可供宫中驱使。二是为了保护自己，监视大臣，牵制外戚。本来，“男宠”的角色可由宦官顶替。但由于其一，武则天通文史，懂得东汉宦官专权的教训；其二，武则天是女皇帝，认为自己用男宠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她没有重用宦官，而选择了男宠。

虽然武则天对男宠比较信任，但并不让他们执掌朝廷大权。这一点，从男宠所担任的职务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史载：“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这件事也说明，武则天是不许男宠染指相权的。不仅如此，武则天对男宠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薛怀义被杀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说武周是男宠的天下也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