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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忧虑之谜

一个人的脚跟没有实实在在地站稳，扫帚柄掉在身上，也会惊慌失措。

——［英］乔治·萧伯纳

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以一种十分超然、客观的态度去找寻事实的话，他的忧虑就会在知识的光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面曾提到的威廉·卡瑞尔战胜忧虑的万能公式，是否能解决你所有的忧虑呢？不，当然不能。

那么当你面对忧虑时，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下面三个分析问题的基本步骤，并用它们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困难。

这三个步骤是：

第一步：弄清事实。

第二步：具体地分析事实。

第三步：得出结论，做出决定，然后依照决定理智地实施行动计划。

这是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所教的方法，他也使用过。我们如果想解决那些逼迫我们、使我们日夜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运用这几个步骤。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步：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把事实弄清楚，就不能很明智地解决问题。没有这些事实，我们就只能在混乱中摸索。这一方法是我研究出来的吗？不，这是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赫伯特·郝基斯所说的。他曾经帮助过二十多万个学生解决忧虑的问题。他说，世界上的忧虑，一大半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做决定而产生的。他告诉我：

“混乱是产生忧虑的主要原因。比方说，如果我有一个必须在下周二以前解决的问题，那么在下周二之前，我根本不会去试着做什么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我只集中全力去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我不会发愁，不会为这个问题而难过，不会失眠，只是全心全力去搜集所有的事实。等星期二到来之时，如果我已经弄清了所有的事实，一般说起来，问题本身就会迎刃而解了。”

我问郝基斯院长，这是否说他可以完全排除忧虑？“是的，”他说，“我想我可以老实说，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忧虑。我发现，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以一种十分超然、客观的态度去找寻事实的话，他的忧虑就会在知识的光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怎么做呢？如果我们去考虑事实——爱迪生曾郑重其事地说：“一个人为了避免花工夫去思想，常常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们真的去考虑事实，我们通常也只会像猎狗那样，去追寻那些我们已经想到的，而忽略其他的一切。我们只需要那些能够适合于行动的事实——符合我们的如意算盘，符合我们原有偏见的事实。

正如安德烈·马罗斯所说：“一切和我们个人欲望相符合的，看来都是真理，其他的，就会使我们感到愤怒。”

难怪我们会觉得，要得到问题的答案是如此困难。如果我们一直假定二加二等于五，那不是连做一个二年级的算术题目都会有问题吗？可事实上，世界上就有很多很多的人硬是坚持说二加二等于五——或者是等于五百——弄得自己跟别人的日子都很不好过。

关于这一点，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得把感情排除于思想之外，就像郝基斯院长所说的，以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去弄清事实。

要在我们忧虑的时候那样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往往情绪激动。不过，我找到了两个办法，有助于我们像旁观者一样很清晰地、客观地看清所有事实：

（1）在搜集各种事实的时候，我假设不是在为自己搜集这些资料，而是在为别人，这样可以保持冷静而超然的态度，也可以帮助自己控制情绪。

（２）在试着搜集造成忧虑的各种事实时，有时候可以假设自己是对方的律师，换句话说，我也要搜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些有损于我的希望和我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然后我把两方面的所有事实都写下来——我通常发现，真理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这就是我要说明的要点：如果不先看清事实的话，你、我、爱因斯坦，甚至美国最高法庭，也无法对任何问题作出很明智的决定。爱迪生很清楚这一点，他死后留下了2500本笔记本，里面记满了有关他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

所以，解决我们问题的第一个办法是：弄清事实。让我们仿效郝基斯院长的方法吧！在没有以客观态度搜集到所有的事实之前，不要去想如何解决问题。

不过，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事实都搜集起来，如果不加以分析和诠释，对我们也丝毫没有好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先把所有的事实写下来，再做分析，事情会容易得多。事实上，仅仅在纸上记下很多事实，把我们的问题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就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正如查尔斯·凯特林所说的：“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让我用事实来告诉你这种做法的效果吧，中国有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告诉你一个人怎样把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真正付诸行动。

就拿盖伦·利奇费尔德的事情来说——我认识他好几年了。他是一个远东地区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人。1942年，日军侵入上海。利奇费尔德正在中国，下面就是他在我家做客的时候给我讲述的故事：“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他们占领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派来一个所谓的‘军方清算员’——实际上他是个海军将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这种事，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要么就跟他们合作，要么就算了，而所谓算了，也就是死路一条。

“我只好遵命行事，因为我无路可走。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金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我之所以没有把这笔保险费填进去，是因为这笔钱属于我们的香港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不过，我还是怕万一日本人发现了这件事，可能会对我非常不利。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当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不在办公室。不过我的会计主任在场。他告诉我说，那个军官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矢口否认，我会被他们关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几个朋友就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有些朋友，在那里被审问了十天，受尽了苦刑之后，死在那个地方。现在我自己也可能要进宪兵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