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相权组中朝（第1页）
抑制相权组中朝
汉初，丞相拥有的权力很大，可谓位高权重。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皇帝的副手，辅助皇帝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按陈平的解释，丞相的职责所在，是主要负责四个方面的事，即上佐皇帝理阴阳万物，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下使卿大夫各任其职。
秦始皇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在这种情况下，丞相就成了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再看西汉初年的丞相，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人，皆是佐刘邦立基业的功臣，惠帝、文帝是他们的子侄辈，所以丞相的地位、作用明显提高。皇帝如见丞相，也要起立而后坐。谒者要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皇帝此举表示对丞相的礼遇、尊重。
从这里可以看出，丞相的独立性相对增强。继萧何之后为相的曹参，不向皇帝报告有关事情，“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官吏和宾客看见曹参不理丞相事务，来求见者都想有所谏言，但来了后，曹参每每是拿出‘醇酒'与他们喝，喝酒的空隙时间，来客想讲话，曹参又让他们饮酒，一直到把他们灌醉送走，使来客无有进言机会，这成了经常的事情”。
汉惠帝“怪相国（曹参）不治事，这岂不是嫌自己年轻，有轻视之意吗”，于是，就对当中大夫的曹参的儿于曹奋说“你若回家，就问你父亲，皇帝年轻，您当了丞相，只知天天饮酒，也不向皇帝请示事情，怎么不以天下之事为重呢?你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曹奋回家发问，没想到曹参以这样的大事不是曹奋这种人所当说的为理由笞曹奋二百。
这样，惠帝便亲自去问曹参，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听后，说：“好，你说得太好了!”
这个故事说明丞相的权当时是很大的，曹参在以清静无为作治国的方针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汉惠帝那时只是听从丞相的安排。
若说惠帝、文帝时的丞相是功臣，那么武帝即位后最初任命的两位丞相则是“贵戚”。第一位是太皇窦太后的侄儿窦婴，做丞相几个月即被窦太后免职。第二位是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后就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弟、武帝的舅父，武帝这时尚是个涉世不深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故此田蚡根本不把武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相权与皇权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有一次，丞相田蚡入内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他所举荐的人，有的一起家就升至二千石的职位，权力几乎都从皇帝那儿转移到他的手上。皇帝于是说：“你委任的人委任完了没有?我也想要委任一些官呢?”还有一次，田蚡竟然请求拨出考工室的官地供他扩建私宅用，武帝大怒说：“你何不把武库一块儿取走呢?”从此之后，田蚡稍稍收敛了一些。
汉武帝执政时期，无论是田蚡那样“贵戚”出身骄横不可一世的丞相，也无论是出身平民小心谨慎的公孙弘那样的丞相，都和汉武帝产生过不少分歧。其原因是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丞相对武帝的进取精神颇不理解，汉武帝所虑之事，是一些丞相连想也不敢想象的。
因此，为贯彻自己的意图，汉武帝就必须抑制相权。而所用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罗致在左右的如严助等人与丞相等外朝大臣辩论，使其理屈词穷或认错。这就是最初中、外朝出现的原因。
武帝即位之后“征伐四夷”“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因此引延“贤人谋议”，武帝“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理屈词穷）”。注引师古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
这就是说，“中”指武帝引请来的亲信左右，如严助、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等人；“外”指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夫”。这就是中、外朝最初出现的背景、原因和情况。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中、外朝的辩论主要有以下几次：
建元三年（前138），闽越（今福州一带）举兵围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东瓯告急于汉。武帝忙向田蚡问计，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是常事，又反复无定，不值得汉朝前往救之；并指出东瓯是秦时已经放弃了的地方。
其时中大夫、侍中严助站出来反问田蚡：如果有力量救助，德又能覆载，为何要放弃呢?况且秦朝连咸阳一起把全国都放弃了，岂止放弃越地!今小国来告急，天子不管，又怎能臣属万国呢?武帝私下对严助说：“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遂派遣严助持节发会稽兵，会稽太守拒绝，严助斩一司马，以天子意旨晓喻，于是率兵救东瓯，还未赶到，闽越兵将已退。
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带兵取河南地，曾为郎中、谒者、中郎、中大夫的主父偃建议筑朔方城，此乃“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以此建议“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其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无用之地，愿罢之”。
武帝令中大夫、侍中等多人诘难公孙弘专言“置朔方之便”，其中讲了筑朔方城的十条利害，公孙弘无一应对。公孙弘认错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事实证明这年徙十余万人筑朔方城，是后来向西北边郡大徙民的开始，此举既可阻止匈奴南犯，又为反击匈奴提供了前方有利条件，对稳定北方形势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吾丘寿王曾先后任侍中、中郎、郎、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丞相公孙弘有个让“民不得挟弓弩”的建议，其理由是：十贼张弓搭箭，百吏不敢向前，此盗贼之不常伏罪，逃走者众的原因。让民不能挟带弓弩是害少而利多，让民挟带弓弩实是盗贼繁多的重要原因。
武帝把这一建议下达，让群臣讨论，吾丘寿王指出古代制作矛、戟、弓、剑、戈五种兵器是为了“禁暴讨邪”。现在“盗贼犹有者，恶非挟弓弩之过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古代有“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臣以为如果禁民挟弓矢，会发生良民挟弓弩为自卫而无法，这岂不是专门让盗贼威风而夺民众自救之路吗?所以“民不得挟弓弯”的建议“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吾丘寿王书奏上后，武帝以此“难丞相弘”，公孙弘理屈词穷而服焉。
终军是济南人，自幼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名于郡，十八岁被选为博士弟子，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拜其为“谒者给事中”。
元狩四年（前119）置盐铁官，推行盐铁专卖。元鼎元年（前116），博士徐偃巡行郡国时，“矫制”即假托皇帝制诏，“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徒为太常丞”。
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僵矫制”，应依法处死，偃以《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专）之可也”为名，认为自己无罪。狱吏出身的张汤，驳不倒徐偃的理由。
武帝下诏让终军亲审此案。终军责问徐偃：
其一，古代诸侯国异风俗不同，百里不通，所以聘会之事、安危之势，顷刻可以出现变故，因此使者可不受王命，有专断之宜，现在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春秋》说“王者无外”，你巡行在封域之中，却称“出疆（出了疆界）”，这是为什么呢?
其二，从盐铁方面讲，郡中都有蓄积，你在胶东、鲁两个封国中废除盐铁专卖，对整个国家利害并未见其影响，你竟然把这说成是“安社稷、存万民”之举措，这是为何呢?最后指出徐偃假托皇帝制诏，擅作威福，沽名钓誉，这是圣明的君主“所必加诛”的。徐偃理屈词穷，自认“服罪当死”。武帝认为终军责问的好，并诏有关机构治偃罪。
终军曾在自请出使匈奴书中说“臣年少才下，孤于外官”。师古曰：“孤，远也”。这就是说终军自认为自己距外朝的行政长官的条件差得太远，只能当中朝的侍从之官，武帝奇其才，“擢为谏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