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麻省理工名人榜世界总统科菲安南（第1页）

第四课麻省理工名人榜——“世界总统”科菲·安南

麻省理工名言

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个人简介

科菲·安南，全名是科菲·阿塔·安南（KofiAttaAnnan），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他是一对双胞胎之一，孪生的姐姐在1991年去世。安南1972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8月2日，安南决定辞任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并指安理会缺乏团结。

2006年12月31日午夜，科菲·安南为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画上句号，十年甘苦都成为了历史。十年秘书长生涯，他曾奋力将巨石推上山巅，也一度在重压之下抑郁失语。安南说：人可以离开联合国，但无法让联合国脱离我心。回望安南十年路，功过任人评说。安南在1997年1月1日年至2006年12月31日两个任期内，以他的睿智思想和不懈努力，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促进了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倡导集体安全、全球团结、人权法治，维护联合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权威，他也是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012年2月23日，安南被任命为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联合特使。他提出六点建议，包括立即停止在平民区使用重型武器并撤出部队、叙政府与反对派在联合国监督下停止一切形式的武装暴力行为、实现每天两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加快释放被任意羁押者、确保记者在叙全境的行动自由、尊重法律保障的结社自由与和平示威权利等。2012年8月2日安南宣布在今年8月底特使任期结束后，他将不再续任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职。

生平经历

科菲·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早年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安南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74年中东“十月战争”后，他担任驻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民事长官。20世纪80年代初，安南调回联合国总部，先后担任人事和财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86年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人事厅的工作。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安南负责同伊拉克谈判释放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人质问题。此后，他率联合国小组同伊拉克进行了“石油换食品”的谈判。1993年3月，安南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曾作为负责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和赴北约特使，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1996年12月17日，第51届联大任命安南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1997年1月1日，他正式就职，任期5年。2001年6月，联大通过安理会提名安南连任秘书长，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安南担任秘书长期间，曾于1998年赴巴格达进行斡旋，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2001年10月，安南与联合国同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2005年3月，由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领导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安南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腐败行为。

安南曾于1997年5月、1998年3月、1999年11月、2001年1月和2004年10月五次访华。安南于2006年5月正式访华。

婚姻生活

夫人娜内·拉格尔格伦（NaneLagergren）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一名职业画家，其父贡纳尔·拉格尔格伦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拉格尔格伦曾担任过律师和法官，并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过。安南夫妇均为再婚，1981年结婚，有3个孩子。

东奔西走的生活也让安南付出了代价：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就不再像他们新婚不久周游欧洲时那么快乐了。1964年，他们在日内瓦经朋友介绍相识。他当时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这位比他小两岁的尼日利亚女子在瑞士学习语言。第一次相遇后不久，他们便结成了一对，1965年他们在日内瓦结婚。蒂蒂·阿拉基亚，安南从此叫她蒂蒂，出身于尼日利亚的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和安南的父亲一样，她的父亲阿德耶莫·阿拉基亚爵士也是“酋长”，而且也是尼日利亚最高法院的法官，甚至被英国封为骑士。此外，他还创办了一份尼日利亚的报纸《时代日报》。他的名字在拉各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随便到哪条街上问，谁都知道他的大名。

蒂蒂·安南有一段求学时间是在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度过的，她在还没有真正投身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就结婚了。有了婚姻生活之后，她只是阶段性地工作，

比如在亚的斯亚贝巴，她做过秘书。但大部分时间她是作为家庭妇女度过的，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每次，只要安南调换工作了，她就跟着他走。她和他一起去亚的斯亚贝巴，20世纪60年代末到纽约学习一年，后来到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去加纳，然后再回到纽约。他们俩总共有两个孩子：女儿艾玛出生于1969年，儿子科乔出生于1973年。

对蒂蒂·安南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他们给了她乐趣”——正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总是将随身衣物托运打包，到哪儿都是重新开始，寻找新的朋友，而且常常和艾玛、科乔一起等着她的丈夫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这样的生活并不轻松。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福的。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谈起过他们度过的“美妙时光”，而且直至今日，她仍然将她的前夫视为两个孩子的了不起的父亲，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她认为这是“上帝的礼物”，并且也视他为一个非常“合群的和喜欢交游的人”。那一段时间，即便从表面上看，他们俩也被认为是一对完全和谐的夫妇，因为谁也没有从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消失。当时的朋友们将蒂蒂·安南看作是一个富有魅力、懂得世道常情、热情大方、喜欢享受生活的人，尽管出生在特权阶层，但仍然是一个特别讲求实际的人。而安南也始终被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以一种克制的方式接近他人，并且可以将很大的一个朋友圈保持下去。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分手了。她到伦敦定居，他先是去了纽约，后来去了日内瓦。

安南不喜欢，也特别少地谈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的情况或者婚姻失败的原因。蒂蒂·安南也对某些细节问题语焉不详，但从他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在三大洲中频繁更换工作，这种动**不安的奔波生活不是特别有利于他们的家庭和睦的。和人们普遍的想法不同，这样的国际生活恰恰不是一件顺心如意的事。她叙述过孤独的时刻、艰难的居住条件、随时做好动身的准备，还有她住在那些宾馆房间里，而自己的丈夫却早已奔赴另一个工作岗位了。相反的是，她的丈夫可以为了一个更好的职位而同意一次又一次的变动。“于是他就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家。”她叙述说，分手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突然一走了之了。后来，她是愿意回心转意的，可是他不肯回头了。

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各奔东西，那时两个人都40岁左右，正处在人到中年阶段。正如她叙述的那样，等到1983年他们最终离婚的时候，科菲·安南的生活中已经有了新的女友了：娜内·拉格尔格伦。一年后他和她结婚。蒂蒂·安南没有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她的祖国尼日利亚，有时候她仍被认为是科菲·安南的妻子。“这是非洲的一种传统，你做过他的老婆，就永远是他的老婆。”尽管伴随他走过他最初的职业生涯，但蒂蒂并不为自己目前不在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的身边而感到悲哀。“如果我注定能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我今天一定就在那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直截了当地说。

分手之后，这对前夫妇达成一致，儿子科乔留在父亲身边，让他上一所国际学校，直至像姐姐艾玛一样，大到足以去上寄宿学校为止。所以，70年代末，安南处在一个对男人而言相当不寻常的境况下：他是一个独自养育孩子的单身父亲，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以便让科乔少受痛苦的折磨。他“必须顽强战斗”，儿子如此描述父亲当时的情形。安南感觉到时间太紧张了，于是，半年后，他请了一个女佣。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亲自到学校接儿子，把他带回家，自己却常常还要再回到办公室的写字台旁。正如他后来喜欢承认的那样，这是一个艰难的分身术，然而他却远比一个处在同样情景下的女子更为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首先作为领导人，他有权确定会议在何时举行，第二，作为一名具有同情心的单身父亲，他可以完全信赖他的同事们。“在工作和家庭两者之间来回奔波，这对他确实不容易，但他的男性同事们对女性所持的态度和他不同。”

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他在日内瓦认识同样离异的瑞典女子娜内·拉格尔格伦之后，他的私生活才重新稳定下来。她比安南小6岁，作为法学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和安南一样。她有一个女儿，名叫尼娜，她把她带在自己身边。对这位瑞典女子来说，日内瓦的这个职位是一个梦想，后来，为了跟随安南到纽约去，她只好内心无比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一职位。科菲和娜内相识于办公室。“在此之前我们见过一次面”，但他们真正地开始互相交流，还是在一位朋友举办的聚会上，这发生在娜内获得日内瓦的职位几个月之后。他们突然触电了。娜内·安南后来形容这一次会面“简直难以相信”。不过，到他们成为正式的情侣，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这是因为两个人待在共同的工作场所的缘故，或者还因为安南仍然存在着合法有效的第一次婚姻，但这次值得纪念的会面之后，两人的情感“相当强烈”了。

安南1983年调往纽约时，娜内在考虑了一阵后决定跟他一起去。纽约的联合国难民署没有她的职位，她只好提出辞职。在结束作为自由法学专家的几个短期合同之后，她放弃了这项投入了长达16年巨大热情的工作，将未来的时间投入到绘画艺术的研究中。这位事业有成的瑞典女子开始在科菲·安南的身边过起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安南当时是联合国管理事务部下属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在他们搬家后不久，两人在纽约结婚了。他们并没有去曼哈顿的任何一所教堂，而是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真正“孩子”，去了这一世界组织高楼对面的“联合国小教堂”里。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小礼拜堂，有点昏暗、简陋，除了因为和联合国的关系而散发着国际性和多文化性的氛围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一对在联合国内认识的伴侣来说，这是举行婚礼的理想场所。在他们的结婚照上，两个人看上去稍稍留下了70年代的痕迹：一身非洲民族服装的打扮，他穿的是蓝色服装，她穿的是白色服装。新娘头发上戴着小花。她外表出众，和平时完全不同，而且看起来非常幸福——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至今还感到那么幸福。

加纳童年

科菲·安南出生时是双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孪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后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黄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库马西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仅富有，他们也属于贵族阶层，因此享有特别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区影响很大。安南的父亲虽然是阿肯人，但严格地说，一半是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来自位于腹地的阿散蒂地区。他的母亲——和他的继母一样，属于芳蒂部落，她们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两个部落讲同一种语言的方言，同样被称为阿肯语，而方言的区别更多的在于口音而不是词汇。属于阿肯语变种的包括芳蒂语、特威语、阿克瓦皮姆语、阿基姆语和布朗语。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学会了好几种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语的环境下长大的。

16岁那年，在多次转学之后，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他终于来到了位于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学校，离他的故乡库马西大约有200公里。“曼特西皮姆”是这个国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加纳独立那年，安南从曼特西皮姆中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库马西市，在本地的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两年。安南家族也拥有一套多层住宅，房间众多，每个孩

子都拥有足够的空间。科菲可以在一个物质无忧的环境下开始自己的学业。库马西的条件要比加纳其他省会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条件也要比国内许多家庭好得多。那时，科菲·安南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人的价值体系中，他计划过一种在某些方面和父亲相似的生活：45岁之前，他想做个商人，然后在加纳从政15年，到了60岁，作为可可种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将来并非如此。两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另外一个大洲，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尽管他在一开始还始终打算着若干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但这注定是一次长久的告别。从那时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才在加纳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在他的心里，科菲·安南始终是一个非洲人，并对自己的家乡始终充满深情。

国外求学

安南在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了四个学期的国民经济学。这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徒建立起来的，不过后来为了表示对独立运动先驱的敬意，这所大学更名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学校将其学术重点明显地放在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安南的爱好，或许这也是为何他选择两年后离开该校的原因。学校位于本国最丰富的一个金矿附近，距离金矿仅仅60公里路程，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学校设置专业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

1958年，他以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那儿，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名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并和他进行了接触。那名代表让他申请美国的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将为信守诺言、奋发努力的非洲学生领导人提供赴国外留学的机会。该项目的名称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这个“总是急于长大成人”的安南，递交了一份申请，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麦卡莱斯特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对他来说，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认为，不管怎样，要离开加纳，从热带换到寒冷的明尼苏达州，这对他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冲击：因为该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大相邻。那个地区几乎渺无人烟；是一个古老的美国联邦州，整个地区现在大约有500万居民，当时人口还要少。而且，或许在安南的眼里最为至关重要的是，那里90%以上的居民为白人。这对60年代初一个21岁的黑人确实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几近“白种人的”州里，种族冲突已经开始爆发。尽管有着享有特权的家庭背景，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还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

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数十年之后，他还能感觉到这一点。1959年夏季，在最终去麦卡莱斯特学院注册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个星期，这很可能使他初来乍到的美国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从炎热的非洲到美国北部的巨大气候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