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调招牌叫响 生意兴旺（第1页）

¤高调——招牌叫响生意兴旺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响亮的招牌，就会在市场竞争中永远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胡雪岩正是因为深谙这一点，所以他高调经商，一直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招牌，打出自己的品牌。

善于赔本赚吆喝

胡雪岩深谙“先赚名气后赚钱”的各种奥妙，因此开创一项事业之初，他总是把如何做名气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他在他的“胡庆余堂”创业之始，投入运作的第一步，想到的就是做名气。他要花大钱办两件事，第一是多卖乱世当口急需的救命药，对买不起药的人，免费奉送。第二，为军中提供只收成本的捐助型药品，比如“诸葛行军散”之类。他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自己创出一块牌子。胡雪岩这一举措，来自于一个发生在雍正年间的故事而受到的启发。

雍正年间，京城里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药店。这家药店制药选料特别地道，连雍正皇帝也很相信他们的药，让他们承揽了为宫中“御药房”供应药品的全部生意。有一年恰逢辰戌丑未大比之年，会试正是三月里，称为“春闱”。由于前一年是个暖冬，没下多少雪，一开春又气候反常，导致春疫流行。赶考学子病倒很多，有能够坚持的，也多是胃口不开，委靡不振。古时科场号舍极其狭小，人在里面站起来立不直身子，坐下去伸不直双腿，而且一连三场考试不能出闱，体格稍差的就支持不住，何况精神不爽的人？

根据这一年的情况，这家药店抓紧配制了一种专治时气的药散，并托内务大臣奏报雍正皇帝，说是愿意将此药散奉送每一个人闱学子，让他们带人闱中，以备不时之需。雍正皇帝本来就有些为当年会试能否顺利进行担心，有此好事，自然大为嘉许。于是这家药店派专人守在贡院门口，赶考学子人闱之时，不等他们开口，就在他们的考监里放上一包药散。这些药散的包封纸印得十分考究，上有“奉旨”字样，而且随药包另附一张“仿单”，把自己药店有名的丸散膏丹都刻印在上面。

结果，一半是这家药店的药好，一半也是这些赶考学子的运气好，这一年入闱学子中报病号中途出场的，并不比往年多。这一来，出闱的学子，不管中与不中，都上这家药店买药。更重要的，由此一举，也让这些来自各省的举子把这家药店的名声带到各地，使天下十八省，远至云南、贵州，都知道了京城里的这家药店，这家药店的生意，一下子就兴隆起来。

胡雪岩要做的两件事，取的就是这一招。乱世当口，逃难的灾民来自全国各地，送药给他们，既为自己赚得济世行善的好名声，又让他们把胡庆余堂的招牌带到了全国各地。而军营里的兵将更是哪里的人都有，让他们用上自己配制的药效实在的药，让他们都知道胡庆余堂的药好，也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胡庆余堂的药好。这样做出来的名气，比花多少银子雇人遍天下去贴招贴的效验，不知好了多少。

用现代的商业眼光看，胡雪岩的送药举措，其实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广告宣传方式。而且是一种一箭双雕甚至一箭几雕的绝招。第一，为自己挣得了热心公益的好名声；第二，取悦了官方，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第三，利用逃难灾民及官军兵将为自己做了大规模的“活”广告，创下了自己的品牌，立定了脚跟。这些条件一经具备，可不就能财源滚滚？难怪胡雪岩在定下这一谋略之后，曾充满自信地说，只要别人相信我的药好，我就有了第二步办法——“要赚钱了”。

生意场上，求名是为了求利。自我形象树立起来了，名气做响了，“金字招牌”擦亮了，生意也就自然会兴隆起来。这就是所谓名至实归。

事实确实如此。

比如，胡雪岩阜康钱庄开张之初的认购户部官票，就实实在在地收到了名至实归的效果。

阜康开张第三天，钱业公所招集同业开会，商讨户部官票派购事宜，刘庆生接受胡雪岩的指点，在大家相持不下的时候，主动站出来一下子认购了两万。发往杭州的官票总值是二十五万，这个时候，杭州城里加上新开业的阜康，大同行九家，小同行三十三家，按大同行一份，小同行半份的份额计算，阜康一下就挂了头牌。阜康这块招牌，也一下子就在官、商两界响亮起来。

钱业公所将承销官票的情况上报藩台衙门，浙江藩台因为朝廷交下的公事圆满完成，高兴之下，对阜康踊跃认购，特加表扬，且决定上报户部，奏请褒奖。这一下就连户部以及京里的票号都知道了阜康的招牌。而不久后，也是因为这一次认购官票做得漂亮，浙江藩台把浙江解往“江南大营”的江苏“协饷”数十万两银子，也都交由阜康代理。胡雪岩的钱庄生意，由此也由浙江做到了江苏。

而胡雪岩的药店胡庆余堂则更是如此。由于胡庆余堂在创业时期就定下的以诚实无欺做名气的宗旨，也由于胡雪岩向有病无钱的穷人免费送药和向军营捐药这两招，使胡庆余堂很快就名声大振。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经营也一直旺盛不衰，遇到春夏时疫流行的季节，上门的主顾常常排起长龙等药，胡庆余堂自然也是大为赚钱。

胡雪岩的生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走向衰败，最后全面倒闭，他的其他生意如钱庄、典当、丝行，以及私人财产如房产、田地，后来都落人他人之手，惟有胡庆余堂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实际上也在胡雪岩彻底衰败之后，为他保存了一笔不菲的家业。

究其原因，与他在药店生意上做出的名气，与胡庆余堂的“金字招牌”有着很大的关系。就连他的药店档手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在阜康发生挤兑风潮且开始波及胡雪岩的其他生意，败局已定，胡雪岩面临查封家产的时候，他的药店档手为安抚店员所做的分析，就很有道理。他对店员们说，胡大先生办得顶好的事业，就是这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不仅赚了钱，也为胡大先生挣得了好名声。如果说亏空了公款，要拿胡庆余堂封了抵债，货色生材都可以入官，但这招牌是不会被摘下的。胡庆余堂如此大的名声，官府一定不会将它封掉，胡大先生也仍然是胡庆余堂的大老板。药店档手要求店员要格外巴结，照常经营，抓药要地道，对待客人要和气，这只饭碗一定捧得实，不必担心。

身价可以增强竞争力

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他借助官衔来抬高身价，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胡雪岩游刃商界，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播天下。在封建时代，商人地位低微，所以以富求贵，跻身官场一直是商人的梦想。

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16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一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2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3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500万元以上的称“象”，100万以上者为“牛”，10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锴（1833～1889年）以儿子庞云济（1864～1949年）的名义，向清廷捐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的报效，经李鸿章奏请，赏庞云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楗（1776～1829年）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

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186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没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