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大清帝国最后一位名臣（第1页）

张之洞：大清帝国最后一位名臣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群革命元勋谈笑风生，聊起对反清革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两年前的一个“死人”，说冥冥之中得到他的庇护。

有人回忆说，起义当晚，新军毫无胜算，差点就黄了。危急时刻，打开了一个军械库，发现里面的武器应有尽有：步枪、山炮、快炮……顿时士气大振，携枪带炮，连夜狂轰湖广总督署，把总督瑞瀓吓跑了。革命，成功了。

此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搞了十次起义，通通失败。谁都没想到一次计划外的起义，却给旧时代画上了句号。这是什么道理？

革命元勋们复盘这次起义，觉得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如果一定要讲出胜利的必然性，那只是因为：这里是武汉，是前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地方！冥冥之中，张之洞给起义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财库里大量的现钱、军库里大量的器械、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以及一支高素质、高觉悟的新军队伍。这些，成为革命成功的资本。

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在他死后两年，却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人生最吊诡的事，莫过于此。

1

张之洞的仕途分野以44岁为界。这一年，他升任山西巡抚，从京城的清流言官，一下子成为封疆大吏。

44岁以前，他是帝国最著名的嘴炮之一，怼天怼地，怼卖国贼，怼贪官污吏。

同治、光绪年间，帝国政坛以品性不同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与张佩纶号称“青牛角”（清流谐音“青牛”），专门顶人。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缺点是这些人大多为官贪诈。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有成绩的两位，因此常常成为清流攻击的目标。

作为一名清流，张之洞这一时期的得意之作是狂批崇厚卖国。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负责谈判要回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崇厚这家伙没有外交常识，对新疆的边境形势也一窍不通。结果，伊犁是要回来了，中国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仅要割让伊犁周围的大片领土，还要赔给俄国人500万卢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都骂崇厚丧权辱国。只有李鸿章还在袒护崇厚，认为应该承认既定事实，不要把沙俄惹火了，不然后果很严重。

张之洞早就看不惯李鸿章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这下一定要怼死这帮卖国贼不可。他发挥了死磕精神，在一年多时间里，死死揪住这件事，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反复强调三点中心思想：一，请求诛杀崇厚，不杀无以谢天下；二，主张进入战备状态，随时与俄国人开战；三，骂李鸿章泄泄沓沓，无所作为，丢不丢脸？

他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在理：“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事件最终以崇厚被投入监狱，曾纪泽重新出使沙俄谈判，挽回部分权益而告终。但离张之洞想要的结果，还是差得太远。

2

在当时，人们认为张之洞是理想主义者，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两人时常隔空挥拳，却分不出胜负。

但是，自1881年外放成为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逐渐跳出清流派，而向洋务派靠拢。

看到张之洞的转变，李鸿章很得意，曾说了一段话，暗讽张之洞：“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意思是，以前打嘴炮很厉害、攻击我最猛烈的那个人，坐到封疆大吏的位子，才知道干实事是最难的，现在这个人向我求教，虚心得像个小学生。

李鸿章以洋务前辈自居，以为自己吃定了张之洞。事实却并非如此。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

其间，中法大战。张之洞极力主战，全然不像李鸿章那样畏首畏尾。他派使者携带急信和5万两饷银，去请老将冯子材出山。而李鸿章却强烈反对起用冯子材，说他年老力衰，不堪大用。结果，冯子材不负众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

主和派这时想见好就收。李鸿章责令张之洞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唯该督是问”。这使张之洞很恼火，但又拿他没办法。自己的洋务实力远不如李鸿章，因而无力左右朝局。张之洞暗下决心，一定要大办洋务，迎头赶上。

此时，清流派日渐凋零。曾与张之洞齐名的张佩纶，打嘴炮可以，实干却不行，在中法战争中以福建水师的覆灭祭奠了他的名声。

只有张之洞，完成了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后起之秀的转型。

3

张之洞憋着一口气，要与李鸿章一争高低。你李鸿章办洋务办得好，但办成了投降派；我张之洞办洋务，不仅要办得比你好，还要守住主战者的底线。张之洞的内心，大概就铆着这股劲儿。

他的口号是“洋务为今日要政”，并雄心勃勃地在广东筹建起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大型洋务企业。机器都订好了，不料却接到调令，要他转任湖广总督。

接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瀚章——李鸿章的大哥。有意思的是，李瀚章跟他弟弟全然不同，他讨厌新事物，怕费钱费事，于是，张之洞只好带了工厂搬到湖北。

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有数百人，像张之洞这样肯做事，自讨苦吃的，真心不多。张之洞的伟大在于，无论身处清流还是洋务，都保留了一股死磕的劲头。

最终，他办成的事业都很大：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整整早了七年；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步枪产量占全国的45%，直到抗战时期“汉阳造”步枪还在发挥杀敌作用；历时7年，在武昌沿江一带布局布、纱、丝、麻四局，成为华中最大纺织中心；武汉在他手上超越天津、广州、南京等，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毛泽东后来对张之洞有过一个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经过这番努力死磕，张之洞已有资本去呛李鸿章。

1903年，他曾短暂调任两江总督，在此期间，他狠批江南制造局“费工多而出枪少”，对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局没有什么帮助。众所周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而此时，张之洞凭借湖北枪炮厂的崛起，毫不客气就把李鸿章踩在了脚下。

李鸿章作为洋务前辈，自然也看张之洞不顺眼。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二人常因政见不合而互相谩骂。当时，李鸿章在北京主持和议，与东西洋十一国代表商议和约，张之洞总是提出不同意见。李鸿章于是对别人说：“香涛（张之洞字）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闻言，勃然反击：“少荃（李鸿章字）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话，在晚清政坛流传一时。

不仅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前辈，意念中也是铆着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