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锋芒 少年天子对决太皇太后（第1页）

夭折的锋芒：少年天子对决太皇太后

看完“天人三策”，刘彻对董仲舒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国相。江都王刘非是刘彻的异母兄，是个生性骄狂的莽夫，一向好勇斗狠，不守法纪。刘彻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一来是让董仲舒对刘非有所匡正；二来则是有意扔给董仲舒一块烫手山芋，以此考察他的实际工作能力。

董仲舒没有让刘彻失望。

他到江都之后，处处用儒家礼法约束刘非。刘非因此收敛了许多，对董仲舒也挺敬重。按理说，像董仲舒这样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迟早会被授予要职，乃至封侯拜相。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短短几年后，董仲舒就因一道论述灾异的奏章触痛了刘彻敏感的神经，差点儿被砍了脑袋。董仲舒惶恐，不久便辞官归隐。后来，董仲舒虽一度复出，就任胶西国相，但为时只有四年，此后便再度辞官，回到老家闭门著书，终其一生再也没有重归政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年少气盛的刘彻如此兴师动众地搞“贤良策试”，自然引起了窦太后的警觉。

老太后虽然年事已高，且双目失明，但她的脑子并不糊涂，心里跟明镜似的。她深知孙儿搞这些事情，矛头所指正是汉家天下七十年来信守奉行的黄老治国之策。

你想干啥？我老人家还没入土呢，岂能听任你这毛头小子肆意胡来？

很快，窦太后便授意一个人给刘彻上了道奏章。

这个人，正是刘彻的首任师傅、现任丞相卫绾。

卫绾在奏章中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意思就是这次参加策试的人中，有不少法家和纵横家的信徒，其言足以扰乱国政，请皇帝一概罢退。

刘彻当然也知道，卫绾的背后站着那位居于深宫却耳目灵通的老祖母。迫于压力，刘彻批准了卫绾的奏章，罢退了大部分“贤良”，但还是留下了少数几个他看好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再如治纵横术的严助，被任命为太中大夫；治儒学的公孙弘，被拜为博士。

老太后一看孙儿还算听话，没搞出什么幺蛾子，也就不再深究了。

可她并没料到，这只是刘彻的缓兵之计。

当年六月，也就是“贤良策试”结束还不到半年，刘彻就突然下诏，罢免了卫绾的相职；同时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这两个人，都是当朝外戚的代表人物。

前文已述，窦婴虽是窦太后的堂侄，可向来跟老太后不是一条心。当初窦婴就因公然反对立梁王为储君，遭到窦太后剥夺“门籍”、不得朝觐的处罚。此后，七国之乱爆发，窦婴临危受命，出任大将军，与周亚夫联手平定了叛乱，因功封侯，从此贵倾公卿。

窦婴是窦氏家族中的异类。尽管窦太后要求诸窦都要奉行黄老之学，可窦婴偏偏不听她的，一向倾心儒学。眼下刘彻要尊儒，当然要把既有身份背景又跟自己志趣相投的窦婴推到台前。

田蚡是刘彻的母舅，景帝后期任中大夫，位居要津；其思想成分虽说比较驳杂，但总体上也是倾向儒家的。《资治通鉴·汉纪九》就称：“上（刘彻）雅向儒术，（窦）婴、（田）蚡俱好儒。”

任命了窦婴和田蚡这两个得力的外戚后，刘彻又迅速提拔了两个人做他们的副手：一个叫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个就是最早将儒学思想传授给刘彻的王臧，出任郎中令。

几乎在转瞬之间，刘彻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一举控制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监察和宫禁大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帝国的统治思想，刘彻当然需要这么一个班底为他冲锋陷阵。

相对于窦婴和田蚡，赵绾和王臧几乎可以说是“纯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名叫申培，是享誉当世的儒学泰斗，也是儒家的正宗学派——“鲁学”的代表人物。申培时年已经八十多岁，还在家乡授徒讲学，被世人尊称为“申公”。

作为大儒申公的高足，赵绾和王臧能够站在这场尊儒运动的前列，内心当然是倍感自豪的，并且充满了使命感。所以，刚一上任，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向刘彻提出了一项建议——兴建明堂。

所谓明堂，按《周礼》和《礼记》的相关记载，是上古帝王秉承天命、统驭万民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祭祀上天、宣明政教的场所，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内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若欲全面推行儒学，首先要做的事，当然就是在帝国的政治中心修建一座明堂了。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具体形制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为此，赵绾和王臧力劝刘彻邀请他们的老师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兴建事宜。

很快，刘彻就用最高礼节把申公请到了长安。刚一见面，年轻的天子便用一种谦逊和诚恳的态度，向申公请教治国之道。没想到，这位当世大儒闻言之后，捋了半天的白须，最后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资治通鉴·汉纪九》）

治理国家，关键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

刘彻等了半天，以为申公还有下文，结果却没了下文。当时的气氛相当尴尬。刘彻颇觉扫兴，只好草草结束了这次召见。

其实刘彻也知道，申公的话正是孔子的遗教：“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话本身没错，问题是它太简单了，简单到在刘彻听来就跟没说一样。要知道，当时的武帝年仅十七岁，正是喜欢华丽辞藻和豪言壮语的年纪，怎么可能听得懂申公的“微言大义”呢？必须是像董仲舒那种汪洋恣肆、雄辩滔滔的文章和言辞，才合乎他的胃口。

虽然对申公没什么好感，但既然用“驷马安车”把人给请来了，总不能再把人赶回去。随后，刘彻便给申公安排了一个“太中大夫”的职务，让他负责“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相关事宜。

紧接着，窦、田、赵、王等人又在刘彻的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三项：

一、令列侯就国。

二、以礼为服制。

三、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

所谓“令列侯就国”，就是命令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离开京师，前往各自的封地居住。其实，这项法令从文帝时期早已颁布，却形同虚设，无人遵守。究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养尊处优的列侯总想“一根甘蔗两头甜”：既占有封邑带给他们的源源不绝的财富，又留在京师占得政治上的先机。

住在天子脚下，其近水楼台的优势是至为明显的。但凡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赖在京师不走的侯爷总能第一时间得知。个别手眼通天的家伙，甚至在政策酝酿阶段就能获悉一些关键情报——如此一来，无论朝廷出台什么政策，也无论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侯爷们总能提前制定应对的策略，充分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