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制度为纲 将管理永恒地贯彻下去（第1页）

第五章制度为纲：将管理永恒地贯彻下去

华为的管理进步，要在项目管理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成熟的程序、庞大的优质管理队伍。华为要以战略预备队的方式，建立起项目管理的干部、专家资源池，要通过人员循环流动任职的方式，把先进的方法、高效的能力传递到代表处去，要善于发现金种子并让他们到各地去开花。这些变革都是各级组织发挥价值创造的机会，也是培养干部、识别干部的实践基地。

1。以法治企，《华为基本法》的出台

在华为的“超常规”扩张过程中，任正非逐渐意识到企业规模的膨胀给企业的战略和战术带来了越来越重的压力。

冷静下来，对企业的宏观战略进行全盘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起来，《华为基本法》应运而生，如同狼舔舐着伤口，华为的自我恢复能力让世人惊叹。

从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来看，一般初创时的企业，其主要的管理控制权会掌握在企业的拥有者或关键技术的掌握者手里。

因此，企业的管理往往以“人治”为主，就是以少数领导者的意志为企业管理的主导意志的管理模式。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业务的不断成熟，领导者人为的意志已经不能有效地覆盖企业各个方面的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需要企业根据自己的业务状况制订和执行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规范组织和人的行为，明确职责，有效监督，形成一个决策科学化、流程标准化、考核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即“法治”。

《华为基本法》是任正非实施“法治”的统帅纲领。《华为基本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可以说它引领了华为十年的高速成长，保证了华为在战略上的专注与执着。

任正非后来总结，起草《华为基本法》的目的是：“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996年拟定《华为基本法》的时候，恰好是华为从创业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的时候。企业创业时的思想是勇猛，但是发展阶段的思想则要稳重和持续。

《华为基本法》的出台，就是要为华为这个从成立到当时一直没有踩过“刹车”的企业增加稳重和明确未来的方向。

“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地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这两条写在《华为基本法》最前面的纲领，应该说更像是一套哲学理念，一种企业价值观。

《华为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也就是华为企业文化的落实过程。黄卫伟、彭剑锋、包政、吴春波、杨杜、孙健敏是华为基本法“起草小组六君子”，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杨杜认为，华为基本法的阶段性的意义很大，是“飞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一次系统思考”。

华夏基石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彭剑锋曾经这样总结，华为基本法最大的作用，就是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彭剑锋常说的“鸟”和“猪”的典故，就是源于《华为基本法》制定之初的调研。

他回忆说，1996年的华为，也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都遇到的难题，随着企业扩张，人员增多，企业高层和中层、基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员工天天在悟老板在想什么，觉得老板的话越来越难以听懂，觉得老板在说“鸟语”。

而老板看员工，心里想或者嘴上骂：“笨得像头猪。”当时的华为，任正非就如同一只翱翔于高空的鸟，越飞越高，越高视野越开阔，对事物的观察越宏观，距离地面上的“猪”也越远。

由于双方语言不通，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鸟”发出的信息无法准确及时地传递到“猪”那里，同样，“猪”的想法也无法及时准确地为“鸟”所知晓。

这导致华为在高速成长过程中，老板与员工之间对企业未来、发展前途、价值观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无法达成共识。于是，任正非想到了提炼和总结华为的成功规律并制定章法，让“鸟”和“猪”共同应用。

《华为基本法》是任正非开始追寻利用制度来建设一个“基业常青”企业，一个可以向“世界级”目标迈进的企业的起点。

队伍壮大了，总需要一面旗帜。至于是蓝旗、黄旗还是红旗，那就无所谓了。在华为，这面旗帜就是华为基本法。华为基本法就好像“最高指示”。

华为对基本法的制订是十分重视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回忆说，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们在华为调研时，华为的高层每个月都会牺牲两个周末的上午休息时间来参与讨论，“有时候甚至停工停产，全公司员工开口讨论”。

杨杜也一再强调，不能静态地看待华为的“基本法”。把“基本法”理解成103个条文，就会错过它的精髓，“基本法”起草的借鉴意义大于最后形成的文本。

“基本法”初稿完成时，任正非就搞了一次“群众运动”，动员干部员工参与讨论，并明确提出新的意图，通过参与“基本法”讨论，培养一批干部。

1996年12月26日，“基本法”第四讨论稿刊登在当日出版的第45期《华为人》报上，任正非要求所有职工带回去读给家人听，回到公司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经过1997年一年的讨论、修改，“基本法”改到了第八稿。到最终定稿，前后共进行了10次删改，此时是1998年3月。从开始筹备到成稿，前后经历了3年时间。而这3年，经历了华为从1995年的800多人，到1998年近两万人的高速发展过程。

“《华为基本法》真正诞生的那一天，也许是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之时，因为《华为基本法》已经融入了华为人的血脉。”这是任正非多次强调的一句话。

现在，《华为基本法》的很多假设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华为基本法》走到了嬗变和自我超越的发展阶段。

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提到的：所有企业都有其对市场、顾客、竞争等的假设命题，那么在成功以后，组织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组织如果不能够及时调整这些假设，就有可能陷入成功的陷阱。

管理智慧：

对企业的宏观战略进行全盘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华为基本法》的制定，如同狼舔舐着伤口，华为的自我恢复能力让世人惊叹。

2。企业制度与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