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谋略（第2页）
——民谚
本节要点
做官要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耕读之家乃长久之计。
故事案例
1。做官要承担各种风险
旧中国的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做官自然是最好的职业，然而做官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做官要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那种“拍脑瓜子”决策、不科学的决策、不民主的决策等带来的失误，领导者要负责；做官要承担“制造”问题的风险。有些领导身上发生的问题，并非一种失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危害非常清楚，但却出于各种原因明知故犯，因为他们知道，就是问题暴露出来，也不过是“交学费”的职务行为，个人不会有多大损失。今后这个责任恐怕很难逃脱了；做官还要承担未尽职尽责的责任。因工作不用心，得过且过造成的损失，也会受到严查。
做官只有好处没有风险的事是没有的。一些热衷于追求做官者在趋利的时候，也不得不对其中的风险有所顾忌。做官无风险的时代，必然会产生许多追求名利、缺乏责任、贪赃枉法的官员。而官员强化了风险意识，必然会增添一些责任和谨慎。
在封建官场上，升官与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做到两江总督，可谓享尽了人生的荣华，但对于宦海的险恶，以及仕宦人家的不旋踵而败，曾国藩也有着比常人都要深刻的体会。
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妹夫王待聘到京城来找曾国藩，希望“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知道妹夫的家境很困难，但对于做官一事，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宦海风波，安危莫测，小官小吏，尤其会遇到很多危险，我经常看到那些在官场上跑腿办事的，他们的下场很少有好的”，因而他再三劝王待聘“在家里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不必外出做官”。
后来，曾国藩给夫人写信说：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见惯了仕宦之家的衰败，所以极力教育和鼓励子弟读书，以求得家道的悠久气象，希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的时候，能常常当做家中没有人做官一样，时时做到谦恭省俭，这样就会福泽悠久了，家庭的气运才不会由他一世而衰。
细思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侥幸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庭，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庭，则能延续十代八代。
2。耕读之家乃长久之计
曾国藩说，今生依靠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庭，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在家书中，他又说，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谬得高位，所时时留心的，是此时我虽在宦海之中，却时刻做着弃官上岸的打算。要使得罢官回家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淡泊处之，妻子可以吃苦，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所以，他在给子弟的信中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见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其次子曾纪泽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三子曾纪鸿研究古算学也有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钧那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那样的教育家和学者。显然，曾国藩对子弟的教导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的摆事实，讲道理，以身作则，要求具体的教育方法，不无可取之处。
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惯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所以当曾家的富厚堂修成以后，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反复叮嘱，门外挂匾时，一定不要挂“侯府”、“相府”之类字样。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这个匾一挂出去，曾家人自然就会有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那样离家道衰败也就不远了。
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全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而生活在以当官为人生最佳出路的封建时代，能看破这一点的能有几人呢？
曾国藩久于宦途，深知官场的风波险恶，因此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曾国藩在功高盖世之余，仍然能够保命安家，没有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
智慧点评
中国有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先人之所以有这种总结，就是由于在富裕的家庭里，富人的孩子养尊处优，一切来得都是那么地容易，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如果家庭教育不得力，很可能就培养出一个败家子，“富不过三代”也就在情理之中。为官者的家人一旦有优越感，离家道衰败也就不远了。
No。41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名人导语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张衡
本节要点
京师做官敢言直谏；多年以后假装糊涂。
故事案例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1。京师做官敢言直谏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咸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
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
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