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 忍2（第1页）

坚忍（2）

11。曾国藩的一生是“忍”过来的

从曾国藩自己一生的经历来看，曾国藩确实也是“忍”过来的。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没有机会难为他。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大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该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千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遇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

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高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这就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制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竞不顾“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疱。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的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

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便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准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智慧点评

忍，作为一种涵养，常常被曲解了。忍，不应该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气不顺，憋在胸中，久而不畅，则智昏；智昏，则容易失言失态。最终，忍的修养还是会失去。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地、积极地去“化解”。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采取积极避其锐气、迂回化解的办法，游而击之；学会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柔化、分化等办法最终彻底解决冲突。

No。09君子立于世，非忍不可

名人导语

忍耐虽然痛苦，果实却最香甜。

——萨迪

本节要点

坚忍成就大人物；坚忍战胜磨难；坚忍影响李鸿章。

故事案例

1。坚忍成就大人物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2。坚忍战胜磨难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低，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这些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闿运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都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竞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3。坚忍影响李鸿章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

“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官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问，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