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远赴山西燕子山拯救1（第1页）

水中救人，是对生命最直观的拯救，双手托举出的是沉甸甸的生机与希望。而对於那些在冰冷的机器、黑暗的矿道中，因工伤而身体残缺、梦想破碎的同胞，另一种拯救同样关乎生死——那便是依法索回本应属於他们的工伤保险待遇。这笔钱，不仅仅是数字，它是伤者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基本生活、延续生命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在漫长而艰难的余生里，得以喘息、得以有尊严活下去的微弱却至关重要的保障。所以，这条为工伤者奔走呼號、索取公道的路，同样是一条拯救生命之路。

只是，这条路，我曾满怀忐忑与决心地踏上，最终却以彻底的失败告终。那个叫万兵的年轻生命，如同风中残烛，我未能为他爭取到足以温暖余生的火焰，至今想来，那份无力感与愧疚，仍像山西冬日的寒风，一遍遍刮过我记忆的荒原。

那是2002年，一个本该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未婚小伙万兵，为了生计，也或许是为了某个藏在心底的梦想，独自从温润的重庆，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相距约1700公里的山西左云县，在一个地图上可能都找不到名字的小煤矿里，日復一日地深入地下，挖掘著黑色的“希望”。然而，命运的顶板却无情地向他垮塌下来，砸断了他的双腿，也砸碎了他所有的未来。医生说，他可能面临终身瘫痪。

我受他哥哥万民的焦急託付，带著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颗七上八下的心，远赴那个名为燕子山街道的矿区。我曾试图为他点亮一盏微弱的灯，却最终未能穿透那片厚重的黑暗，未能帮他爭取到与他伤残程度相应的权利与保障。万兵，那个年轻的生命，早已带著未能实现的行走梦想和对未来的绝望，离开了这个让他伤痕累累的世界。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既是迟到的致歉，也是无声的致哀。愿他在没有矿难的天堂里，能自由奔跑，能尽情行走，再无疼痛与悲伤。

而这份山西之行的记忆，还交织著另一份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愧疚——我对外公的亏欠。就在我风尘僕僕抵达山西dt市云冈区燕子山街道，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为万兵的事情奔波时，家里传来了噩耗：外公去世了。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甚至没能在他弥留之际说上一句告別的话。这份遗憾，如同跗骨之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片刻真正消散。

2002年的那个冬天，对我而言，格外寒冷。外公离我们而去时，还差一年，就满八十岁了。他常说，想活到八十，看看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什么样子，想看著孙辈们都安稳成家。可他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便带著对尘世的眷恋和或许未曾言说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外公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像是被刻在了心上。那是在我出发去山西前几天，我提著给他买的一点常用药，匆匆赶回了老家。外公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呼吸也有些急促。他拉著我的手，反覆说：“娃儿，我怕是支持不了多久了……人老了，机器零件都坏了……”我强忍著心头的酸楚，故作轻鬆地拍著他的手背，大声说：“外公，您身体好得很！別胡思乱想！等我忙完这阵子，就回来陪您说话，给您买您最爱吃的冰糖葫芦！”我那时是多么愚蠢，以为用几句空洞的安慰就能驱散死神的阴影，以为生命真的可以被一句“別胡思乱想”所挽留。

那天黄昏，夕阳的余暉透过老旧的窗欞，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必须启程了，万民和他父亲还在重庆等著我匯合。我匆匆告別外公，俯身在他耳边说：“外公，我要出一趟远门，去山西大同，帮朋友办点事。您好好养病，等我回来，一定回来看您！”他浑浊的眼睛看著我，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虚弱地点了点头，挥了挥手。我转身离开，不敢回头，生怕看到他眼中的不舍与担忧，会让我动摇前行的脚步。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匆匆一瞥，那几句寻常的告別，竟成了我们祖孙之间最后的对话。此次看望，便是永诀。这份“等我回来”的承诺，成了我一生无法兑现的谎言，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还会那样匆匆离去吗？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老家的朋友万民，那段时间急得满嘴燎泡。他弟弟万兵出事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碎了他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他找到我时，眼神里充满了焦灼、无助，还有一丝孤注一掷的希望。“哥，你见多识广，又懂点道理，你一定要帮帮我！”他几乎是哀求著说，“我弟弟万兵，才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啊！在山西大同那边的燕子山街道……哦，后来才搞清楚，那个煤矿离燕子山街道近，但实际上归左云县管……在那个煤矿出事了，顶板塌了，砸坏了腿，现在动都动不了，医生说可能要瘫痪！我们找煤矿老板，他们就想隨便给点钱打发了事！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实在没办法了，你一定要跟我们去一趟，帮我们找煤矿老板索赔！”

万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那份沉甸甸的信任，让我倍感压力。我心头其实很虚，我算什么呢？既不是律师，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物，不过是一个略懂些法律常识、有些古道热肠的普通人。我真的能帮上忙吗？我能对抗得了那些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势力吗？我能为万兵爭取到应有的公道吗？一连串的问號在我脑海里盘旋，让我对即將踏上的旅程，充满了不確定感。但看著万民和他父亲那绝望又期盼的眼神，我无法拒绝。那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的託付，更是一条年轻生命的未来。我只能硬著头皮答应下来：“好，我跟你们去。”

很快，我便与万民及其父亲匯合，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们买了三张前往西安的火车票。绿皮火车发出沉重的喘息，缓缓驶离站台，也开启了我们此次前途未卜、心情沉重的山西之旅。

车厢里人满为患，空气混杂著汗味、方便麵味和劣质菸草的味道。窗外，风景飞速倒退，从熟悉的巴蜀丘陵，逐渐过渡到陌生的山川地貌。万民和他父亲几乎一路沉默，偶尔低声交谈几句，也离不开万兵的伤势和对未来的忧虑。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绝望，眼神空洞地望著窗外，仿佛要將那无尽的担忧，都倾泻在那飞逝的景物中。他们心里都清楚，万兵的伤势如此严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恐怕都是凶多吉少。他们不敢奢求太多，只求煤矿老板能发发“善心”，看在万兵年轻且可能终身残疾的份上，儘可能多赔偿一点工伤待遇，让他未来的日子能稍微好过一点，能活得稍微体面一点，余生长一点，再长一点。

而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心知肚明，在异乡的土地上，面对財大气粗、可能还有地方势力庇护的煤矿老板，我们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外乡人，想要討回公道，获得合理的赔偿，將会是何等艰难。我们的合理期望，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脆弱和苍白。

火车在广袤的国土上奔驰了许久，终於抵达了西安。我们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短暂停留，胡乱吃了点东西，便又匆匆购票，转乘前往dt市的火车。从西安到大同，又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哐当哐当的火车声，像是敲在每个人心上的重锤，一下，又一下，沉闷而压抑。

此次行程，我们从重庆启程，一路向北，经过原达县、安康、西安、临汾、太原、忻州，最终才抵达大同火车站。出站后，顾不上片刻休息，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转乘客运汽车，沿著崎嶇的公路，经过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最终才抵达目的地——左云县燕子山镇。全程下来，將近1700公里。这1700公里，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从温暖湿润到寒冷乾燥，从熟悉到陌生，从希望到绝望的巨大跨越。

由於时间太过久远，许多具体的细节已经模糊，我记不清我们抵达大同火车站的確切时间了，大约是中午吧。但我清晰地记得，一下火车，一股凛冽的寒风夹杂著细小的雪粒，就像无数根针扎在脸上、手上。放眼望去，整个世界一片白茫茫，地上积著厚厚的冰雪，反射著刺眼的阳光。我立刻感到耳朵和脚后跟传来尖锐的疼痛，那种冷，是深入骨髓的，仿佛要把人的血液都冻结。我跺著脚，搓著手，试图缓解那刺骨的寒意，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皮鞋底不知何时已经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难怪寒气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从脚底侵入。这双鞋，陪我走过了不少路，却在这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仿佛预示著此行的艰难。

到了山西，空气中似乎永远瀰漫著一股挥之不去的煤尘味，即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能感觉到空气中漂浮的细小颗粒物，吸入肺中，有种粗糙的、不舒服的感觉。这与重庆湿润清新的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这个南方人极不適应。

途中，汽车曾短暂地经过云冈石窟。那可是享誉世界的文化遗產，石刻艺术的瑰宝。若是在平时，我定会想方设法去参观一番。但此刻，我们一行三人，谁也没有提出要去游览的想法。那宏伟的石窟群，在我们眼中，不过是窗外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子，与我们此刻沉重的心情和紧迫的任务相比，它所有的艺术价值和歷史底蕴，都失去了吸引力。我们的心，早已飞到了那个叫燕子山的小镇，飞到了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万兵身上。

忍受著脚底传来的阵阵寒意和刺痛，经过一路顛簸，我们终於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燕子山街道。在正式进入场镇之前，我们在109国道（也就是后来的京拉线）路边，看到了一家掛著“川菜馆”招牌的小饭馆。对於连续吃了几天火车上的盒饭和泡麵的我们来说，看到“川菜”两个字，简直像是看到了救星。我们决定在这里吃午饭，也藉此暖暖身子。

这是我们进入山西境內吃的第一顿正经饭。然而，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所谓的“川菜馆”，大概只是老板为了招揽像我们这样的南方食客而掛的招牌。端上来的菜，味道与我们熟悉的川味相去甚远。盘子里的白菜看起来蔫蔫的，像是稀缺物资。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几乎每道菜里都加了醋，那种浓重的酸味，混合著其他不知名的调料，形成了一种怪异的味道，让我这个吃惯了麻辣鲜香的重庆人，实在难以下咽。肚子饿得咕咕叫，可面对眼前的饭菜，却毫无胃口。没办法，为了填饱肚子，有力气去面对接下来的硬仗，我只好厚著脸皮，向饭馆老板要了一小碟豆瓣酱。就著那熟悉的咸香辣味，我才勉强將一碗米饭送进了早已空空如也的消化道。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

作为彻头彻尾的异乡人，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自媒体，信息传播极其闭塞的年代，我们想要藉助舆论的力量来给煤矿老板施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腿和並不怎么灵光的嘴，以及心中那一点点渺茫的希望。那次远赴山西大同的索赔之旅，我从一开始，心头就没有底，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坦途，还是更深的深渊。

燕子山街道的场镇並不大，甚至可以说有些简陋。几条主要的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和土坯房，房屋的墙壁上，大多被经年累月的煤尘熏得发黑。看得出来，这里的繁荣（如果那也能称之为繁荣的话），完全依赖於附近的矿区。是那些从地下挖掘出来的黑色煤炭，支撑起了这个小镇的运转，也吸引了像万兵一样，从全国各地前来討生活的人们。街道上行人不多，大多是穿著沾满煤灰的工作服的矿工，或者是当地操著浓重晋北口音的居民。空气中，依旧瀰漫著那股挥之不去的煤尘味，冰冷而呛人。

我们在场镇中心，找了一家看起来最便宜、也最不起眼的小旅馆。老板娘是个身材微胖的本地妇女，操著一口我们听不太懂的方言，报价倒是很实在。房间极其简陋，大约只有七八平米，除了两张摇摇晃晃、铺著薄薄被褥的破旧小床，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房屋正中间，放著一个老旧的煤炉，一根长长的铁皮烟囱从煤炉延伸出来，穿过房顶，通向室外。这是房间里唯一的取暖设备。老板娘反覆叮嘱我们，晚上睡觉一定要把煤炉盖好，烟囱要確保通畅，千万不能让煤气泄漏。她还说，晚上山里气温极低，如果煤炉熄灭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会冻死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提醒並非危言耸听。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煤炉的火竟然自己熄灭了。睡到半夜，我被冻醒，感觉整个房间就像一个冰窖，呼出的气都能看到白雾。我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摸索著找到火柴和引火的柴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重新把煤炉生著。直到感受到那渐渐散发出来的微弱热量，我才敢重新躺下，裹紧了那薄得可怜的被子，在半梦半醒中睡去。

房间安顿下来后，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动身，步行前往万兵所在的医院。根据万民之前得到的消息，医院在燕子山镇场镇外面，大约有一公里的路程。我们三个人，怀著焦急而沉重的心情，快步走在冰冷的街道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脚下的路面因为结冰而湿滑难行。

万兵所在的医院，规模不大，看起来有些陈旧。但与外面的冰天雪地相比，医院內部却显得“温暖”。这里所有的门，无论是病房门、办公室门，还是走廊尽头的安全门，都在门楣上方悬掛著厚厚的布帘子，像一道屏障，努力阻挡著室外刺骨的寒风进入室內。无论是长长的走道，还是各个病房，都安装有供暖设备（后来才知道是暖气片）。只要一进入室內，就能立刻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暖意，与室外的严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物理上的温暖，却丝毫未能驱散我们心中的寒意和忧虑。

我们在护士站打听了万兵的病房號，然后快步走了过去。推开那扇掛著厚重布帘的病房门，一股混杂著药水味和消毒水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病房里光线有些昏暗，几张病床並排摆放著，其他床位上似乎也躺著受伤的矿工。

躺在靠窗那张病床上的，正是万兵。他比我想像中还要年轻，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乾裂。双腿被厚厚的纱布包裹著，高高地吊起，连接著复杂的牵引装置。当他看到我们推门进来时，原本黯淡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嘴角也努力向上牵了牵，露出了一个极其勉强的微笑。然而，当万民和他父亲快步走到床边，喊出他的名字时，他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那丝短暂的微笑也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悲伤和绝望。

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问了问他的感觉。万兵的声音很微弱，每说一句话，都显得很吃力。他告诉我们，腿很痛，而且完全没有知觉。他的心情明显非常低沉，眼神空洞地望著天花板，或者茫然地看著自己毫无反应的双腿。也许，他从医生的眼神中，从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中，早已意识到了自己可能面临的残酷命运——他的双腿，可能再也无法支撑他站立起来，走路，这个曾经最平常、最不需要思考的动作，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一个再也无法实现的幻想。

我强压下心头的酸楚，走到万兵的主治医生办公室，向他详细了解万兵的伤势和治疗情况。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脸上带著职业性的疲惫。他拿出万兵的病歷和x光片，指著片子上模糊的影像，向我解释：“……腰椎也有损伤，压迫到了神经……双腿多处粉碎性骨折……情况很不乐观……目前生命体徵暂时平稳，但下肢知觉恢復的可能性非常小……瘫痪的风险很高……”医生的话语，像一把把冰冷的锤子，敲在我的心上，让我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又迅速被悲观的情绪所淹没。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才回到病房。我走到万民和他父亲身边，低声將医生的话转述给他们听。听完之后，万民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再也忍不住，背过身去，用粗糙的大手抹著眼泪，发出了压抑的呜咽声。万民也红了眼眶，嘴唇哆嗦著，说不出话来。我拍了拍万民的肩膀，用儘可能平静的语气劝导他们：“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悲惨的结果，然后想办法爭取最好的赔偿，为万兵以后的生活做打算。我们要乐观一点，至少人还在，活著就有希望。”话虽如此，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句“活著就有希望”，说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当晚，万兵的父亲便留在医院，陪伴照顾儿子，我与万民回到场镇的小旅馆。

回到旅馆，万民联繫了他在大同的堂妹，希望能找人与煤矿交涉，给煤矿老板形成一点压力，以便促使万兵的工伤保险待遇得到兑现。

晚上，我们在场镇中的一家四川人经营的饭馆吃饭，结识了饭店老板娘的丈夫，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姓名，在燕子山街道工商所工作。我们向他谈了万兵的情况，也恳求他能否帮助我们。这个四川大哥说，待他问问了回话。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煤矿找四川籍包工头，协商如何赔偿万兵的工伤保险。

一早，我与万民从燕子山镇场镇步行北上，下到沟底，经过村庄，好像还过了一个小溪，再爬山。记不得走了多久，我们进入山中，一个峡谷，看到了煤矿。

我当时带著海鸥牌胶片单反，先到煤井出入口拍摄了几张图，好像还拍摄了矿区全景。然后去找煤矿包工头，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著朴素，用重庆话来说，就是一个矿工的领班。

跟他说那一通，但他也说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他根本做不了主，真正的煤矿老板躲在幕后，始终不肯出来面对我们。

一会，一辆皮卡车来到煤矿，车上装著蔬菜等物资，下来一个年轻的先生，他告诉我们，是万民堂妹的朋友。

这位先生较为严厉地告诉煤矿的矿工领班，必须依法儘快解决万兵的赔偿金，让其转回老家继续治疗，这个矿工领班態度还好，立即答应转告煤矿老板。

然后，我们下山返回燕子山矿区的那个漆黑狭小、灰尘满地的小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