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拯救父亲之路(第1页)
父亲,一个名字在我心中如磐石般沉重,又似山松般坚韧的男人。他似乎天生就带著一种能將生活的风雨嚼碎了咽下去的力量。我至今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身材魁梧,肩膀宽阔得能扛起整个家的重量,皮肤是被常年的风霜和阳光雕刻出的古铜色。他曾是部队里的汽车兵,方向盘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那些在別人看来庞然大物的军用车,他却能开得稳如平地,灵活如燕。退伍后,他被分配到江津地区,后来又辗转到永川地区的国有汽车运输公司。那时的货车,是真正意义上的“老伙计”,铁皮斑驳,零件老旧,不仅要会开,更要会修。父亲常说,那个年代,车在路上拋锚了,指望救援?那是天方夜谭。所以,他练就了一身“十八般武艺”,发动机、变速箱、剎车系统,哪里出了问题,他掀开引擎盖,敲敲打打,闻闻看看,总能找到癥结。无数条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线路,被他驾驶著这些钢铁巨兽一一征服。他的驾驶室里,永远飘著一股淡淡的机油味和菸草味,那是属於他的,充满力量与安全感的味道。
然而,命运的齿轮,总在不经意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转向。一场莫名的“下放”,像一把钝刀,猝不及防地斩断了他与方向盘的紧密联繫。没有任何解释,没有半句安抚,更没有分文补偿,一纸冰冷的通知,就无情地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也击碎了他心中那块用汗水和尊严铸就的厚实自尊。我至今无法想像,当他拿著那张纸,走出他奋斗了多年的运输公司大门时,內心是何等的荒芜与茫然。父亲,这个从不轻易低头的男人,再一次被生活钉死在了十字路口。阳光,似乎从那一刻起,开始在他的眼中缓慢褪色,曾经照亮他事业的光辉,渐渐被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所覆盖。他不再谈论路上的见闻,不再擦拭他那宝贝的工具箱,只是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著远方,默默抽菸,烟雾繚绕中,是我读不懂的沉重。
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父亲带著满身的失落和未愈的伤痕,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农村。土地是宽容的,它从不问你的过往,只看你是否愿意付出。在这里,他凭藉著在部队和运输公司锻炼出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被乡亲们推选为村干部。农村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重而琐碎,皮肤晒得更黑了,手上的老茧又添了几层,但他似乎在泥土的芬芳和庄稼的拔节声中,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带领大家修路、引水、搞副业,声音依旧洪亮,脚步依旧稳健。可岁月不饶人,更不饶一颗饱经沧桑的心。母亲的离世,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抽走了他身上那股强撑的锐气。母亲走后,孤独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他拒绝了我们接他去城里的请求,在养老院里度过了两年时光。那两年,父亲的身体,如同被风雨侵蚀多年的老屋,开始显露出难以掩饰的脆弱。他会在养老院的小院子里,开闢出一小块菜地,种上些时令蔬菜,佝僂著背,慢慢地浇水、施肥,对著那些沉默的花草喃喃自语,仿佛在寻找著年轻时的坚韧与精彩,但一切努力,在巨大的孤独和衰老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力不从心。
然而,命运的玩笑,总是开得猝不及防。就在那个看似与往常並无不同的星期天,风云突变。或许是天气晴好,或许是心中那份对自由的渴望再次抬头,父亲骑著他那辆除了铃鐺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悠然地穿梭於铜梁县城的街道。他微微佝僂的身躯,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或许心中还留恋著年轻时驾驶货车畅行无阻的那份畅快与骄傲。然而,厄运,如同潜伏在暗处的猎手,总在你最放鬆的时候,露出它狰狞的獠牙。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像一头失控的野兽,令他措手不及。刺耳的剎车声划破了午后的寧静,我甚至能想像出父亲当时眼中闪过的惊愕与本能的躲闪。那一剎那,自行车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他的双脚不自觉地抬起,整个人像一片落叶般,重重地摔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隨之而来的,是左腿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剧痛——左大腿粉碎性骨折。那一刻,他或许只想紧紧握住自己年轻时的骄傲,想证明自己还没老,还能掌控方向,却未曾料到,命运的无情纠缠,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將他再次击倒。
得知父亲出事的消息时,我正在重庆的工地上检查图纸。电话那头,是养老院工作人员带著哭腔的急促声音。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手里的图纸散落一地。我和在重庆工作的兄弟们几乎是同时衝出办公室,驱车疯了一般往铜梁赶。车轮捲起的尘土,模糊了前方的视线,也模糊了我们焦灼不安的双眼。心中既有对父亲伤势的焦急,更有一份难以言说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著我的心臟。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铜梁中医院时,父亲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万幸的是,在运输公司老领导的辗转联繫下,中医院的院长付念生亲自过问了此事,並安排了院里经验丰富的骨科医生郭云负责父亲的治疗。郭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眼神沉稳,语气平和,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父亲的伤情,並提供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外固定,用石膏固定断肢,优点是简单、创伤小、费用低廉,但恢復周期长,可能会影响关节活动度;另一种是內固定,需要开刀,用钢钉和钢板將粉碎的骨头固定起来,优点是復位更精確,恢復后肢体功能更好,但手术风险较大,费用也更高。
我们几兄弟围在走廊的角落里,烟雾繚绕,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外固定吧,”大哥率先开口,声音沙哑,“爸年纪大了,经不起开刀的折腾,我们只想让他少受点罪。”二哥也点头附和:“是啊,保守治疗稳妥些,费用也能承受。”我沉默著,看著急诊室紧闭的大门,仿佛能听到父亲压抑的呻吟。我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出於对父亲的心疼,是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让父亲减轻痛苦。我何尝不是这样想?最终,我们一致决定选择外固定,祈祷著石膏能像一双温柔而坚固的手,帮助父亲的骨头慢慢癒合。
手术后的日子,是漫长而充满期盼的等待。父亲躺在病床上,左腿被厚重的石膏包裹著,动弹不得。他很安静,很少呻吟,只是眼神里,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对过往的追忆和对现状的无奈。我们轮流守在病床前,餵饭、擦身、按摩没有受伤的右腿和手臂,陪他说话,给他讲我们小时候的趣事,讲重庆的变化,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父亲的恢復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或许是他年轻时硬朗的身板底子还在,或许是我们的陪伴给了他力量。住院期间,他能少量进食,精神也一天天好了起来。出院那天,阳光格外明媚,我们小心翼翼地將他抬上汽车,看著他脸上露出久违的、轻鬆的笑容,我们悬著的心,也终於鬆了一口气。然而,这份轻鬆並未持续太久,一种隱约的、沉甸甸的责任感,如同雨后的苔蘚,悄然在我们心中蔓延开来。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往返於重庆和铜梁之间,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医院复查和回家照顾父亲的路上。努力扮演著一个孝顺儿子的角色,努力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然而,这种生活的反覆奔波和精神上的持续紧张,也让我感到疲惫不堪,仿佛有一根弦,在日復一日的拉扯中,隨时可能崩断。
时间在平淡与忙碌的交替中流逝,转眼就到了2015年初春。重庆的春天,总是带著一股湿冷的寒意,沁入骨髓。那个清晨,天还蒙蒙亮,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托老院打来的,护工的声音带著哭腔和惊慌:“李老师,不好了!你父亲他……他胸口疼得厉害,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车,往县人民医院送了!”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刚刚平復下去的恐惧,再次如潮水般將我淹没。我甚至来不及洗漱,抓起衣服就往外冲,一边开车一边给兄弟们打电话。
铜梁县人民医院的脑外科,坐落在医院最老旧的一栋楼里。走廊狭窄而昏暗,墙壁上斑驳的污渍和脱落的墙皮,无声地诉说著岁月的沧桑。空气中瀰漫著一股消毒水、药品和某种难以名状的腥甜气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嘈杂的走廊里,挤满了焦急等待的病人家属,脚步声、呼喊声、孩子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將我心中那无比沉重的忧虑越收越紧。父亲被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张临时病床上,脸色蜡黄,呼吸急促而微弱,额头上布满了冷汗。医生简单询问了情况,安排做了ct。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脑梗。这个词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父亲被迅速安置进了一间四人病房。
病房里瀰漫著浓重的药水味,其他几位病人的呻吟声此起彼伏。父亲躺在床上,紧闭著双眼,眉头痛苦地纠结在一起。我们守在床边,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下午,在我们无数次的催促下,护士才姍姍来迟,为父亲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他不仅有脑梗,还伴有严重的心律不齐和频繁的早搏。“医生,医生!”我拿著心电图报告,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衝到医生办公室,“您看,我父亲有心律不齐和早搏,是不是这个影响了脑部供血?能不能从心臟这边著手治疗,从源头解决问题?”接诊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接过报告,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然后淡淡地说:“知道了,脑梗是主要问题,先治脑梗。心臟的问题,等稳定了再说。”他的语气冰冷,眼神里没有丝毫同情,仿佛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而是一堆冰冷的数据。我还想爭辩,他却不耐烦地挥挥手:“去照顾病人吧,有情况我们会处理。”
当我走出医生办公室,心中那隱隱的焦虑如同决堤的潮水般汹涌而上,几乎要將我淹没。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也让我感到万分的无奈和愤怒。我们知道父亲心臟不好,我们希望医生能综合考虑,从源头进行治疗,可他们却如此冷漠,如此敷衍,只在意眼前最紧急的“结果”,而忽略了潜在的、可能致命的“原因”。果然,就在那天晚上,父亲的情况突然恶化,血压急剧下降,呼吸变得更加困难,最终陷入了昏迷。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变得越来越平缓,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沉重的现实仿佛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肩头,让我喘不过气来。那种眼睁睁看著亲人生命垂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像无数根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颤抖著手,拨通了一个在重庆大医院工作的同学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来。同学在听我语无伦次地描述了父亲的情况后,沉默了片刻,然后沉声说:“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立刻想办法转到重庆的大医院,那里的设备和技术更好,或许还有机会,但转院途中风险极大,怕他撑不住;第二,就在当地医院,看能不能联繫脑外科,评估一下有没有开颅手术的指征,但你父亲年龄大,基础病多,手术风险非常高,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转院?开颅?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利剑,悬在我们头顶。我们明白其中的风险,任何一个选择,都可能通向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几兄弟,还有从乡下赶来的姐姐,围在icu的门外,彻夜未眠。父亲的呼吸声,监护仪的警报声,医生护士匆忙的脚步声,交织成一曲绝望的交响乐。“保守治疗吧,”姐姐抹著眼泪说,“爸已经受了太多苦了,我们不能再让他上手术台冒险了。”大哥和二哥也红了眼眶,他们明白,这个选择,意味著將父亲交给未知的命运,但也是目前看来,最“无奈”的稳妥。最终,我们艰难地做出了决定:放弃转院和开颅手术,选择保守治疗,並同意將父亲送入icu进行密切监护。这个选择,让我心中愈发沉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却又无法逃避。
icu的环境,比我想像中更加冰冷和压抑。厚重的玻璃门,將里面的世界与外界隔绝开来。空气中瀰漫著消毒水和各种药物混合的刺鼻气味,冰冷的仪器发出单调而规律的“滴滴”声,像是死神的倒计时。医护人员穿著绿色的手术服,戴著口罩和帽子,步履匆匆,神情严肃,他们的態度似乎也让人倍感冰冷,少了些许温情,多了几分职业性的麻木。负责父亲的脑外科医生,每天只是例行公事地来看一眼,匯报一下各项生理指標,始终將重点放在早搏的结果上,对於我们提出的关於脑梗治疗和护理的疑问,总是含糊其辞,让我无法感受到任何被关怀的温暖。更让我们崩溃的是,由於检查和治疗的需要,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將昏迷的父亲从icu的病床上搬到推车上,再从不同的楼层搬运到各个检查科室。父亲虽然瘦弱,但对於心力交瘁的我们来说,每一次搬运都如同一场酷刑。他的身体软软地垂著,我们小心翼翼,生怕碰疼了他,可即便如此,每一次挪动,都让我们累得几近虚脱,几度令我在无人的角落失声痛哭。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耿耿於怀的小事。父亲因为牙齿不好,一直戴著一副假牙。在一次搬运过程中,假牙不慎遗失了。我们找遍了推车、检查床,甚至拜託清洁工帮忙,都一无所获。没有假牙,父亲醒来后就无法正常进食。我们找到护士站,希望他们能帮忙寻找,或者至少给个说法,得到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我们没看见,自己弄丟的自己负责”。最后,我们不得不自己掏钱,为父亲重新定做了一副假牙。额外的费用是小事,心中那份对父亲的担忧,以及对医院管理混乱、人员冷漠的失望,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我的心里。这样的小插曲,不断地在我们艰难的求医路上上演,一点点添加著我內心的苦涩。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耐心和情绪,也在这无尽的等待和折磨中,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但在无尽的焦虑与疲惫中,亲人的守护,依旧是我们唯一的信念,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唯一力量。我们几兄弟,加上姐姐,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icu门外,轮流值夜,饿了就啃个麵包,渴了就喝口冷水。我们坚信,父亲那么坚韧的人,不会就这么轻易离开我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焦急守候,在一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icu的玻璃窗照进来时,父亲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紧接著,他缓缓睁开了眼睛!虽然眼神依旧迷茫,没有焦点,但那分明是甦醒的跡象!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隔著玻璃,不停地呼唤著:“爸!爸!你醒了!”那一刻,所有的疲惫、焦虑、愤怒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如释重负的喜悦和难以言喻的激动。医生检查后说,虽然醒了,但情况依然严重,需要通过食管造瘺来注射流质食物,同时进行气管切开,帮助他排出肺部的痰液,防止感染。
护理的强度,远超我们的想像。父亲虽然醒了,但意识模糊,无法自主进食,也无法自主咳痰。气管切开处需要每天消毒、换药,防止感染;食管造瘺管需要定时注入流质食物和药物,还要时刻关注他的消化情况。几兄弟几乎是连轴转,24小时轮流值班,晚上就蜷缩在icu外的长椅上打个盹。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我们咬牙请了一位专业的护工,协助我们照顾父亲。这位护工大姐很有经验,教我们如何观察父亲的尿量,如何判断他是否有痰,如何帮他翻身防止褥疮。这个过程,让我更加明白了护理和饮食对於病人康復的重要性,身体状况的稳定,才是一切恢復的关键。我们的努力,並不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精心的照料和护工大姐的专业帮助下,父亲的身体,像一株在寒冬中濒临枯萎,却又得到了阳光雨露滋润的植物,渐渐开始恢復力量。他的脸色不再那么蜡黄,呼吸也变得平稳了一些。有时,在他意识清醒的片刻,那熟悉的面庞,在思维的模糊中,竟透出几分久违的清晰,他会艰难地转动眼珠,看看围在床边的我们,嘴角偶尔会牵动一下,像是在努力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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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我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赶到住在铜梁县城的妹妹家。妹妹早已准备好了新鲜的胡萝卜、饱满的大豆和优质的小米。我將这些食材仔细清洗乾净,然后用粉碎机一点点磨成细腻的粉末,再放入锅中,用小火慢慢熬煮,直到煮成浓稠的糊状。这碗凝聚著我们全部爱心的流质食物,必须在早上七点前送到医院,由护工大姐通过食管造瘺管,一点点注入父亲的胃里。胡萝卜的清甜,大豆的醇厚,小米的温润,我希望这些最朴素、最天然的味道,能通过这根细细的管子,传递到父亲的身体里,给他力量,给他希望。这样的坚持,日復一日,从未间断。渐渐地,一直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手臂和腿上开始有了一些力气,有时甚至能微微抬起手,他开始能够自己进行一些浅快的喘息,这无疑大大减轻了我们护理的负担,也让我们对父亲重拾希望。
那天下午,我正和朋友向世强在火锅店聚餐,护工的电话如同晴天霹雳,父亲突然呼吸困难,要求我立即回医院。心中的焦急难以抑制,当我赶回医院时,父亲已经难以呼吸。我焦急地询问:“是不是很难受?”他微微点头,眼中的无助让我倍受煎熬。於是,我果断取下了他脸上的呼吸面罩,但接下来的事让我想不明白,那位值班医生的建议让我感到无从下手。
在icu的护理碎片中,即便每分每秒都在忍受磨难,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两周的细致医疗,父亲终於出院。虽然身体恢復了,但脑梗带来的神经损害却依旧存在,让他在生活中时常出现思维和记忆的混乱,有时洗澡忘记穿衣,有时吃饭迷失方向。儘管生活充满了困扰,但时间治癒了一切,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始终无怨无悔。这段日子是我成长的重要时刻,亲情的力量在绝境中显得愈发厚重。
回想起这段艰辛的救父之路,我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不已。直至2021年,父亲安然离世,那一刻如同秋风扫落叶,留下无尽的追忆与思索。经歷了痛苦与无奈,我们在感激与遗憾之间反覆回味,人生的无常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不经歷风雨,怎么见彩虹?”人们常说,生命的旅途之所以精彩,正是在於那一段段看似无望却熠熠生辉的艰辛歷程。人生之路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失去和重生的交织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