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002（第2页）
母亲被砍的伤是好了，可她哪里舍得放女离开她啊。她说：“建明可以去，你们是成了亲的。但我一个人在家不行啊，不知哪天又死到他手里啊。”她无论如何要陪我一起去。我知道她也是不放心我一个人跟着他出远门，怕出事。
我们三个人搭船到冷水滩，再坐火车到全州。钱大富住在离全州车站二里路的乡下。那里有一座好大的房子。也有些穿军装的兵。好像是守着那座大屋似的。那大屋里有粮食、布，还有黄豆和罐头之类，很多很多。是什么部队的留守处。钱大富被通缉后，一直东躲西藏的，这次是沾了他的一个老同学的光，在这里守仓库。他们是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我一到那里，又呕又泻，吃不进东西。几天就走路不稳了。那里的家属们说我是水土不服。说有好多人都是来这里不服水土，又回去了。母亲看我手脚杆子都是几根骨头了，脸色蜡黄蜡黄的。怕我死在那里。就向钱大富提出回家的事，钱大富也怕了，就同意了。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家了。回来就好了，能吃，病也没有了，也能做事。
寡姨病了，她吐血。因为她婆家尽是痨病死的，她到四十岁才发病。请了几个医生看不好，她最挂念的是女崽还没有出嫁。儿子又小，不能独立生活。她说她一辈子的事还没有个了结，不想就走了。但是阎王老子是不讲情面的。她因大量吐血止不住，很快走了。丢下儿子和女儿，吃饭当然不成问题，她每年有四十担租谷，哪里吃得完。
表妹到老家去办完她母亲的丧事，跟她父亲埋在一处，这是她母亲的遗愿。家里有很多钱，她母亲死了，她并不蛮伤心。她就住在我这里，天天上街逛，看见花花绿绿的布，买一些回来做旗袍，又买黑皮鞋，又买黄皮鞋，还有各种蝴蝶结子，把自己打扮起来。她把弟弟交把乡下的祖父的小老婆，姨奶奶，她也有两个小孩。她就把弟弟安顿在那里了，也分些谷子把他吃饭。
我们本来是表姊妹，感情很好的。但看着她的变化，心里很过不得。娘一死什么都不管了，只讲究享受。
我从全州回来病就好了，能吃能睡，没有半个月，长得白白胖胖的。其实并不是什么水土不服，而是怀了孕。
母亲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只是嘴里不说，后来说：“唐家有了接香火的了。”她说是个男孩子，才病得那么厉害。
第二年春，生下一个男孩。这次母亲是请接生婆来接的。因她自己身体不行，吃不消了。接生婆把一个细瓷碗打烂，用锋利的口子断脐带的。孩子出生，母亲好高兴，她似乎又年轻了。她用心地带孩子。要表妹写信，告诉姓钱的得子了。姓钱的寄了三十元钱回来，说他要调到云南去了。我那时想，去了云南就不得回来了，多好呀。我的脑子里，云南、四川那是很远的地方。也不知有多少千万里了，在另一个世界一样了。表妹给孩子取名：“福华”。姓唐，母亲始终都记得自己是唐家人，要为唐家接后代，接香火。
逃难
逃难了，我跟母亲带着个孩子，天天躲飞机。后来又听说日本鬼子打到衡阳了。本街也有很多人家挑着衣被逃到乡下躲难去了。也有不逃的，他们把命看得很贱。反正活着天天躲飞机，没有事做，也没有饭吃，跟死了也是差不多。
我和母亲也并不着急，把生死看得很淡，也没有那么可怕。后来又听说敌人到了三塘了，那就一两天就来永州了。大姨娘的大儿子，玉表兄从冷水滩派来一个长工，他是来接我们到乡下去逃难的。我们又有了活的希望了。那长工老刘帮我们挑了一大担被子帐子，我和母亲背了一些要穿的衣服，就抱着一个孩子跟着老刘走了。到了大姨娘家里，住在二表嫂的房间里，二表哥在贵阳读书没回来。表嫂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种菜做饭，很是辛苦。
后来说：这里离铁路车站近了，不安全，要进山里去才安全。
等了两天，我们跟大姨娘一家人进山去。他们家还有很多羊，羊倌也跟我们一路进山。还有几个长工，挑着衣被、帐子和一些吃的东西，那是浩浩****的很多人。大表哥、三表弟，还有大姨娘的满女（和我的福华一样大）、奶妈，奶妈还带着她的女儿羊崽瞎子，还有她的儿子熊金生，都是一起走的。我们进了东安，先住在耀辉中学，那里原来是大表兄教书的学堂，因为逃难，停课了。我们在那里睡了一晚再到柳山。柳山这里原是一条小街，有几间铺子，还有一个关帝庙。我们都住在那不做生意了的柳山街上，大姨娘住一座大屋。那原来是一家伙铺。母亲带着福华住农民家一间小房。那房子阴暗潮湿。后来母亲跟那些邻居农民关系还可以。那时国难当头，人都同情逃难在外的人。尤其是老小。能帮的都尽量帮点忙。别人请她做衣服，做麻线，送她小菜，干火焙鱼，有时也有几条鳅鱼的。吃饭是大姨娘供她谷子，她又请农民帮她做成熟米，再给人家糠和几升米的工钱。
我去参加抗日青年宣传队去了，梁淑表妹也去参加了。宣传队里有大表兄的高初中几十个学生。
回到潇湘门
我在第二年的六七月份就离开了柳山。因为大表兄的教育，又看了一些新的书籍，知道了有解放区，有共产党，因此天天想着革命。想找解放区去了。丢下母亲和福华，我走了。在外面流浪。好在我走后没多久，就在当年的“八一五”，鬼子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母亲又想起了永州的潇湘门。谁知道回去一看，潇湘门被鬼子烧了，整个永州都被鬼子烧了。没有房子，没有钱，无法生活。她只好留在桥边李家。舅舅、表哥表嫂们、大姨娘都来帮助她。有一次，潇江河里因上游散了排，漂下很多杉树来，牛古哥哥和庚申表弟捡到一些杉树，运来永州，帮她起了一个小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一切。她带着小孙子福华，摆了一个摊子，卖些香烟、落花生及水果之类。大姨娘及表哥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因为有孙子，心情也还是好些。希望他快些长大，有出息。她那时才四十多岁，受了大半辈子磨难，也算是死里逃生了。只是很孤寂的一个人生活。
大表兄来看她，建议她找个老伴。他说不是选人家的钱财，靠别人养活，而是有个伴，遇事有个商量的人。俩人住着，有人想欺侮你也有些怕的。
母亲摇头，说还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她因为被父亲折磨得半死了，现在还留着一条命，真是好不容易呀。现在想起来还心痛。她说：“男人心大，你看不出的。他拿你三下五除二，连杀你也做得出的。现在想起过去的日子都要发抖了。磨得我头发开叉，心都沤烂了，还砍我八刀。我那时心里是恨得咬牙，可还是丈夫为大，尽他打骂。我现在脱离了苦海，知道他也死了，这是老天有眼。难道我再跳进火坑里去，那也太蠢了。”
大表哥说：“你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草绳。世上并不都是坏人。”
母亲连连地摇头，并说：“来世若再变女人，我就进庵子吃斋算了。”
大表哥笑起来，又心酸。想起母亲的悲惨的一世，确实太遭罪了。他也要流眼泪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母亲后来对我说：“这是你大表哥最后一次来，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叫什么‘啼笑姻缘’。我也不太懂的，反正大表兄是个好人。”
这我也清楚。他总托付一个好心人来帮忙照顾母亲，觉得她太孤单凄惨了。大表哥这一走就没回来，病死在外地了。
革命要成功了，全国要解放了。她也不十分清楚这些事，心想那怕是要杀掉一些坏人吧？她每天还是带着孙子，摆着她的小摊子，过得很平静。
街上有些人又下乡躲起来了，那是有钱的人家。箩行里那些人似乎蛮高兴。有一天那些蒋介石的败兵粮子来了，结果把她的小摊子抢劫一空，抓起香烟、落花生就往自己袋子里放。还搜她放钱的盒子，一些铜板和票子。钱不多，全抢去了。那些人打败了仗，在逃走的路上，一路抢老百姓。
团圆
过了不久，那是1949年秋天，也就是十月份吧？我从北方南下来到湖南长沙了。给她写了一封信，地址写的是零陵（永州旧称）潇湘门老三号，请探交李春莲女士。
因为鬼子把永州烧光了，哪里还有什么老三号。那封信邮差把它挂在城门口客栈的门边。好几天了，有人议论，说这信怕是摆摊子那个李老婆子的啊？
正在议论时，儿子福华听到了，回来告诉奶奶：“城门口那封信是个叫建明的人写把李春莲的，是不是你的呀？”
母亲听到建明的名字，马上去把那信拿回来。小孙子七岁了，他已上小学读书。认识几个字，告诉奶奶说：“那个叫建明的人已从北方来到长沙，想知道我们是否还活着，赶快给她回信。”
母亲喜欢得不得了，请了一个人给我写回信，说还活着，在老地方摆摊子，福华读书了。
母亲想：我家也有人参加革命了，真是好了。建明终于走到正路上去了，她是玉表兄教出来的。母亲是连做梦都在笑了。
快过年的时候，我就把发的两元钱卫生费，给她买了一顶绒帽子，一双线袜子。别人给我一件不要的男人穿的灰色纺绸长衫。我那时又怀孕了，我就提早把生毛毛的布（一丈二尺灰色的布）领出来，想这可以给她做件衣服穿。我把这些东西打成一个包，都给她寄了去。因为我们是供给制，吃公家的饭、穿公家发的衣，没有钱寄把她。
她收到布和帽子好高兴，马上回了信。还告诉我一些亲戚朋友的事。
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女崽，公家每月增加一个人的生活费和十元保姆费。我写信要她来带外孙，说一个月还有十元工资。那时十元钱也是蛮顶用的。她就赶快收拾她的一个烂篾箱子，带着福华搭火车来到长沙。他们还晓得喊了人力车拖到新湖南报的编辑部，当时设在经武路上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公馆里。
传达室的景春，也是个南下来的工人，他来告诉我，有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孙子来了，她说是李建明的娘。我当时在休产假，赶紧出来接到她。景春帮她把那个竹篾箱子提到我屋里。真是大喜事！
我抓住她的手，碰到了她当年被父亲砍杀那些伤疤，又想起她当年的受苦受难，真是流尽了一身的血啊，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又高兴又流泪。她也流泪。我们母女的苦是同样的啊！从1945年离开她出走，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团圆了，我们母女都从火坑里跳出来回到人世间了。
写于2006年4月6日时年八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