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第1页）
第一节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
一、查理曼及其文教政策
查理曼是“黑暗时期”里的一个给西方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传奇人物。在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中，他扮演了征服者、文化智识的传播者和保护人的多重角色。作为征服者，他在一定程度上用剑和基督的十字架建立起了一个短暂统一的王国；作为文化智识的传播者和保护人，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和影响把当时欧洲各地的文化精英网罗到自己的宫廷，集中他们的智识财富，在继承和发展先辈文化政策的基础之上，使加洛林“文化复兴”达到高峰，在黑暗中为西欧乃至西方文明点燃了希望之光。正由于他的伟大成就，西方文化才充满了宗教与世俗间的二元对立，形成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同时这种教俗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充分展示出西方文化个性化的文化背景。所以查理曼不仅成为许多西方君主效仿的榜样，而且被许多传奇视为一个亘古的主题而加以传颂。
审视查理曼这些功绩的取得，得益于在武力保障之下的基督教化运动和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恰似一柄双刃剑洞穿了社会的黑暗，突现出光明的希望。
（一）查理曼生平及主要活动
查理曼原名查理（Charles），又名卡尔（Karl），查理曼是一个法语名字，曼即“伟大”的意思，查理曼即伟大的查理之意（CharlestheGreat）。他是查理·马特之孙，丕平（Pippin）之子。
关于查理曼童年时的情况现已无从考证。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ginhard）在《查理大帝传》（CharlestheGreat）中指出：“任何有关他的出生、幼年时代，甚至少年时代的事，由我来谈都会是可笑的，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而可以自称对这些事情有亲身了解的人，也没有一个仍然活着。”[1]历史上关于他最早的记载是其父丕平死后，他于768年与其弟卡洛曼（Karlmannorann）分治法兰克王国。771年其弟卡洛曼死后，他成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国王，直到814年病逝，在位共46年。
查理曼一生征战东西南北，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把他称作“他那时代中最有野心、最有策略、最为伟大的军人”[2]。他在位46年，共进行过53次战争，战争密度达到每年1次之多。经过多年征战，他把从其父丕平那里继承来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到他死时，他的统治范围包括现代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全境，现代德国、意大利的大半和西班牙东北部的一角。这个范围和欧共体（欧洲联盟的前身）范围十分近似。在诸多战争中，对北方撒克逊人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征战近32年，最后才在804年有效地控制了撒克逊人。
与查理曼军事征服相伴而生的是他的基督教化运动。无论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对萨拉森人的战争，还是在北方对撒克逊人的战斗，都是基督世界对异教世界的斗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查理曼发动的战争比4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更具有宗教圣战的特点。这一方面出于查理曼本身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在于维护法兰克社会安全的需要。他力图以统一的宗教意识同化有不同信仰的异教民族，尝试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包罗万象的神圣秩序。因而，查理曼所领导下的加洛林帝国也被“公认为是在一种神权君主政体的统治下的整个基督徒臣民的社会”[3]。这种武力征服的世俗性与基督教的神学色彩之间的交织从此成为西方社会赖以发展的内部动力。教权与政权、神性与人性之间的抗争也孕育出了近代的西方文明。
同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出于维护神性社会的需要，查理曼致力于国内特别是教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充当和扮演了文化智识的保护者的角色，在其父丕平奠定的基础上将加洛林“文化复兴”推向**。所以有学者在研究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起源时指出：“加洛林复兴的起源必须到查理曼的自我使命感和由虔诚激发起的对无上君权的尊严感中去找。”[4]“他常常接受这样的熏陶：他的权力是上帝委任的，为的是让他保护教会、维持他的臣民的道德，他不能仅仅给他们带来一种模范生活的局面，而且还必须留心眷顾他们信仰的成长。”[5]正是由于这样的动因，查理曼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创办教会学校，发布法令强制教会教育的正常进行，从经济等物质条件上给教会以保障，设立世俗教育机构等。这些政策无疑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这也是整个中世纪文化教育的主要特点。但对教会教育的支持客观上保留了西方文明的火种，同时也对世俗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博伊德、金认为“查理大帝才是所有赞助教育的君王中最杰出的”[6]。
作为一个留下光辉业绩的君主，查理曼在人格品质上同样有其独特之处。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写道：“查理还是以最大的精力进行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所努力争取的目的完全达到以前，他怀着不屈不挠的毅力，既不间断，也不松懈。”[7]他“从不因为所需要付出的辛劳而拒绝承担或从事任何事业，也从不因为害怕危险而退缩。他了解他所承担或完成的每一件工作的真实性质，因此，他从来不因为失利而受到挫折，也从来不因为侥幸而迷失方向”[8]。艾因哈德对查理曼的评论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法兰克王国领土的扩张、对撒克逊人历经30年的战争与查理曼的这种人格力量是有深层的内在联系的。同时，作为君主，他在对内处理臣民关系上具有一种仁慈之心。查理曼曾在794年颁布过一个著名的限制最高物价的法律。以前的学者大多认为这项法律的颁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经济目的，而美国学者汤普逊对此则提出：“这项法律的用意，与其说是为了经济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救济穷人的苦难，那是由教会制定的一种基督徒的义务。”[9]这种观点与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所载的史实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种观点与史实之间的一致绝非偶然，皆源于一种道德的动因，来源于个人人格上的仁慈之心。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除开创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相媲美的法兰克王国以外，同时也为查理曼本人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他在世时曾被称作“荣膺上帝恩典的法兰克和伦巴底之王、罗马贵族查理”。这一称号所代表的几乎是世界性的权力，使得他可与古罗马皇帝的权势相媲美，其荣耀在800年的圣诞之夜达到顶点。当他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出席圣诞弥撒时，教皇利奥（PopeLeo）把一顶金皇冠加于他的头上，在场的所有人向他欢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伟大而宽宏的罗马皇帝查理万岁！”这一称号使查理曼与奥古斯都臻于同等的地位，步入西方历史的伟人之列。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指出：“查理曼并未普遍地被人们列入历史伟人的行列。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个人勇气、他的军队的强大组织以及他的敌人的软弱和孤立，而不是任何战略的天才。”[10]虽然历史评价不一，但查理曼在特定时代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人们所公认的。
（二）查理曼时期的基督教化运动
基督教化运动是由查理曼发起的，试图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基督教的一体化运动。运动本身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抗争，而运动所深藏的内涵，则是查理曼试图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建立一统秩序的尝试。如果说查理曼依靠武力扩大了其领土范围，而对这些已取得领土的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则有赖于基督教的意识统一功能。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查理曼用剑和十字架支撑起了法兰克王国。同时，信仰的一统化必然有助于教会组织地位的提高，所以基督教化运动本身又促成了教会在加洛林“文化复兴”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为推进基督教化运动的进程，查理曼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对教育的关注成为一个主要的支柱。
1。基督教化运动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化运动之所以产生，有两方面的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来源于查理曼本人虔诚的宗教情结；二是来源于查理曼维系其世俗统治的需要。
作为基督教化运动的发起人，查理曼自身的宗教情结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据艾因哈德记载，查理曼“从幼小时候起，就在宗教生活里长大，他对基督教极为热诚和虔信”[11]。查理曼幼年之时，其父丕平创办了宫廷学校，而主持宫廷学校的则是当时宗教的热情传播者卜尼法斯；其父丕平对宗教事业热忱支持，因此可以说，查理曼从小生活于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的熏陶致使他形成强烈的宗教情结，融入他以后的事业中去。“查理曼坚信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接受洗礼，他把自己看成上帝的代理人，以监管这一神圣过程的执行。因此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而行的。”[12]所以无论是对北方撒克逊人的战争，还是对西南方萨拉森人的战争，在武力征服后必然伴随的是基督教的洗礼，这是查理曼衡量他们是否臣服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在对撒克逊人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历经32年反反复复的征战之后，随着巴伐利亚公国的最终受洗而结束了这场战争。以洗礼结束一场战争，以基督教最终代替异教而告终，这不能不说与查理曼本人的宗教情结有关。
然而，作为基督教化运动，它的最终的目的则在于对秩序的维持与巩固，这是查理曼发动基督教化运动的初衷所在。他想用基督教把降服者羁縻于自己的桎梏之下。当他征服一个地方后，他常常留下一些教士来说服异教徒，留下一些士兵来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直至这些异教徒最终都成为基督徒——一种奴隶式的基督徒为止。对于那些不愿意受洗的异教徒，查理曼最终依靠流血使基督教和奴役得以巩固。780年前后，查理曼曾发布撒克逊地区敕令，强迫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违抗者处以死刑。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凡对国王表现不忠诚者，处死刑。”由此表明基督教化运动的首要目的在于保证教徒、臣民对君主的忠，这实际上已不再是宗教性的意图，更多地打上了世俗的烙印。对于那些敢于打破这种秩序的异教民族，查理曼所采用的是一种极端专制的铁血政策。史书记载，查理曼曾于782年，在阿勒尔河之滨屠杀了4500名不信仰基督教的俘虏，最终迫使异教徒接受基督教。可以说，查理曼的基督教化运动是以血的代价来实现的。但不可否认，正是在这种强权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双重作用之下，法兰克才得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十分短暂，但毕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有了喘息之机，得以孕育出加洛林的“文化复兴”。所以基督教化运动本身对欧洲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2。基督教化运动的实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基督教化运动，查理曼除了采取强权、高压之外，还从宗教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作为基督教化运动，它所面对的对象是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语言的异教民族，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传教与沟通，这就需要相应的语言工具的支撑。以前的基督教要求一律采用拉丁语布道，这就使得基督教在其推行过程无法实现与异教徒的交流。为此，查理曼在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在阿尔琴的鼓动下召开的）上宣布：“别让任何人相信上帝只能用三种语言来崇拜，让人们用每一种语言去崇拜上帝，如果一个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就会得到满足。”在将近20年之后，图尔会议以同样的方式命令教士们以世俗的本地语来阐释《圣经》。这样就使得基督教克服了传播过程中的语言障碍，而不再是一种古典的高高在上的特权。特别是《圣经》的本地语阐释使得基督教教义与不同文化背景相联系，赋予其与特定文化相符的理解，大大推进了基督教的传播。
为了更好地使人们理解基督教教义，查理曼曾多次颁布法令要求提高教士的传教水平。提高教会整体文化水平的主要手段就是教育，因而基督教化运动在客观上突现了教育的地位和职能。对此，西方学者在谈到中世纪教育时指出：“须记住一点，教会办教育不是因为教育本身是好的，而是教会发现，不给信徒特别是不给教士以学习《圣经》和履行宗教职责所要求的过去那种文化，教会就不能做好自己高尚的工作。最初，并没有想到为青年们准备一般生活的需要而教育他们。”[13]可以说，正是查理曼基督教化运动的需要，带动了此时期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基督教化运动，致使该时期教会教育得以发展，从而形成一套教会教育的制度；而世俗教育则处于一种衰势地位。这也是中世纪教育具有极强宗教性的深层根源所在。
另外，为推动基督教化运动，查理曼还采取宗教同化政策，他曾在803—804年把大约1万户撒克逊人迁移到佛兰德、法国和罗马等地，让撒克逊人生活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之中，达到信仰一体化的目的。[14]
以上措施的实施无疑加速了基督教化运动的进程，这种进程的加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三）查理曼的主要文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