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江南定鼎（第1页）

苏州城头悬挂的血迹尚未干透，那雷霆手段带来的震慑己然如同初冬的寒风，迅速席卷了整个江南。

当龙舟舰队离开苏州，继续向南，驶向杭州、松江等地时，沿途州县的氛围，与北上之初己截然不同。

码头上依旧有盛大的迎驾仪式，官员士绅依旧跪伏在地，山呼万岁。但那种隐藏在恭敬之下的审视、疏离乃至隐隐的对抗，己然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惶恐的顺从和急于表现的低姿态。

皇帝在苏州的所作所为，清楚地传递了一个信号：皇权南下，绝非巡游示恩，而是带着刮骨疗毒的决心而来。任何试图螳臂当车的行径，都将被无情碾碎。

杭州之行，变得异常“顺利”。

浙江巡抚、杭州知府早早便跪在码头，呈上的不再是空泛的贺表，而是厚厚几大本重新核验过的清丈黄册和鱼鳞图册，上面用朱笔醒目地标注出了以往隐匿、如今“自查”出来的大量田产。

几位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的致仕官员，甚至主动献出部分家族“祭田”，声称要“输粮助饷，以报皇恩”。

西湖依旧烟波浩渺，苏堤春晓景致如画。但朱载坖己无太多闲情逸致泛舟湖上。他接受了地方官的呈报，仔细翻阅了那些册籍，对其中明显是为了应付差事而“挤出”的水分心知肚明，却并未点破。

他只是温和地勉励了浙江官员几句，强调清丈乃“富国之本”，要求他们“持之以恒，务求实效”。

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策略。苏州的“重典”是为了立威，打破僵局；到了杭州，则需要“施恩”，给予愿意配合者台阶和下坡的驴。苛察过甚，反而可能逼得狗急跳墙。

张居正紧随皇帝身边，敏锐地把握着这种微妙的节奏变化。

他代替皇帝，与浙江官员进行了更具体的会谈，详细询问清丈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对赋税征收、漕粮转运等具体事务提出明确要求，并依据《考成法》的规定，敲定了下一步的考核指标。他的话语依旧严谨，不容置疑，但少了些许在苏州时的肃杀之气，多了几分务实与引导。

离开杭州，船队转而向东，进入松江府（今上海一带）。此地乃棉布纺织中心，商业繁盛，新兴的工商业主与传统的土地士绅势力交织，情况更为复杂。

在这里，朱载坖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他并未大张旗鼓地核查田亩，而是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几个规模较大的棉布工坊和贸易集市，亲自询问棉花的种植、收购，棉布的纺织、染色、销售，以及海贸的情况。

他与那些精明实干、虽无太高功名却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工坊主、海商交谈，倾听他们对朝廷政策的看法，对海外贸易的渴望，以及对地方官吏盘剥的抱怨。

“陛下，小人等虽经营些微末产业，然于国于民，亦有益处。缴纳商税，养活工匠，流通货物。只求朝廷能有一以贯之的法度，莫使胥吏上下其手，莫使豪强恃强凌弱，则商贾幸甚，地方幸甚！”一位大胆的海商在皇帝询问时，鼓起勇气说出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心声。

朱载坖认真听着，不时点头。他意识到，在江南这片土地上，除了田赋，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同样是巨大的财源，而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势力，与那些牢牢依附于土地的旧士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或许，可以借此做些文章。

他当场对随行的户部官员指示，要求他们尽快拟定章程，规范商税征收，明确税率，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并考虑对经营规模大、雇佣工匠多的工坊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他也暗示，朝廷正在考虑进一步放开海禁，鼓励合法海外贸易。

这个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迅速在松江的工商业者中间传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和财路，对朝廷的观感悄然发生变化。无形中，一股支持新政、希望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新兴力量，开始被皇帝有意地扶持和拉拢。

南巡的船队，仿佛成了移动的朝廷中枢。朱载坖与张居正配合默契，一个把握大势，宣示皇权，拉拢分化；一个具体执行，落实政策，考核官吏。软硬兼施，刚柔并济。沿途，一道道经过实地考察后更具针对性的旨意发出：有关漕运损耗定额的，有关鼓励兴修江南水利的，有关整顿驿站、削减冗费的，有关在江南部分地区试行“一条鞭法”简化税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