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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租界收回以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日益加紧了。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他这次武汉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那时武汉的群众运动，非常高涨，工会、农会、学生会、童子团、商会等组织都已建立。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会上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丑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劳苦功高。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杨民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讯，恼羞成怒，却把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鲍罗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后，立即给徐谦（党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吓的不得了，打电报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这样我就星夜从宜昌赶回了武汉。

我回到武汉，开了一次会。会议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罢。”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后来会议决定不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行为，引起了武汉方面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要跟他斗一斗。为此，特成立了一个由徐谦、邓演达、孙科、顾孟余和我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发表了宣言和宣传要点（内容主要是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以及所谓“迎汪复职”等。）接着我们又准备在3月7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了武汉，足了法定人数；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迟迟不来。到了临开会的日子，谭延阊、陈公博等从南昌来了，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说要把会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我反对会议延期，我说：“开会日期早就通知了，为什么他不来？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结果会议还是如期在7日开始。不过由于不少人有顾虑，所以把7日的会议算作预备会，10日才开正式会议。假使蒋介石真想在12日来开会，也可以赶得上。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气，始终没有到会。

三中全会上，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上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选出中央常务委员九人，有汪精卫、谭延阊、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和我，除这九人兼任政治委员并推三人兼任秘书外，又选出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祖涵（林伯渠）六人为政治委员。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这样就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所窃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会议一直开到3月20日才结束。

那时，长江下游的形势又起了变化。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起义，八十万工人和装备精良的直鲁联军展开了肉搏，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终于解放了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也攻克了南京，孙传芳和张宗昌的残余部队狼狈逃窜苏北，从此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为国民革命军所控制。

革命势力日益推进，革命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剧烈《当3月7日三中全会开会的前一天，蒋介石就在南昌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随后又指使青红帮匪徒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跑到安庆行凶，指使他手下的暴徒，捣毁了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3月24日，即革命军解放南京的那一天，英美等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的革命军队及和平居民，死伤达二千人。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同时举起了屠刀，里应外合地对革命展开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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