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暗杀活动的风行（第1页）

十三暗杀活动的风行

当俄国1905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有许多无政府党人逃亡到日本。当时我们在日本的一些中国革命者，从他们那里不仅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学到了许多从事恐怖活动特别是制造炸弹的技术。于是，与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对清朝政府官员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本来，任侠仗义的刺客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而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活动中，也把组织暗杀作为重要的革命手段之一。例如他在1900年所领导的广东起义，即由史坚如到广州去进行暗杀，以响应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就是在这次暗杀活动中被捕牺牲的。至1905年后，这种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同盟会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女）负责主持，我和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等也参与其事。那时我们最爱读《铁假面》之类的惊险小说，经常仿照书中的人物研究进行暗杀的技术。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吏，哪里知道暗杀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不能动摇它的社会基础呢？这些道理，是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才能理解的。

在当时从事暗杀活动的积极分子中，有一个值得我们特别纪念的英雄人物，那便是四川的同盟会员喻云纪（培伦）。喻云纪初到日本的时候，是个风流倜悦的翩翩少年，他当时在千叶医学校读书，成天注意的还是些弹琴、照像之类的玩艺，对革命并无多大兴趣。1908年夏天，他与我大哥等同住在《四川》杂志社内。其时河口起义失败，他的弟弟喻华伟去到千崖，在那里染上恶性疟疾，回到新加坡医治，急需费用。我接到喻华伟求助的信后，立即在四川的革命同志中为他筹借，不几天即凑足三百元寄去了。喻云纪看到这种情形，深受感动，觉得革命既是大仁大义的崇高事业，而革命同志又复亲如手足，因此便要求加入同盟会。我在介绍他入会的时候，又向他说明了一个革命者必须竭尽精力以奉行革命的道理。果然从此以后，他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他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他对小型机件（如钟、表之类），素来装拆自如，更兼他学过一些化学，所以后来在研究炸弹制造方面，有重要的创造发明。1908年秋，我回岗山复学后，他与我大哥等人另外租了一处房屋，专门在那里试验炸药。一日正换药瓶，一触炸裂，他被炸伤了手脸，所幸伤势不重，警察赶来时，他们装作做化学试验的样子，也就掩盖过去了。从此，他越发精心研究，终于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的炸弹。由于改进了发火机关，只要收藏得当，它平时绝不致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而且他还把炸药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特产的麻糖极其相象，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不易被检查发觉。

至1909年，同盟会所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愤不欲生，亟谋刺杀清朝官吏，以为报复。这时把守长江口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成为革命党人仇恨集中的焦点。是年夏，端方被调为北洋大臣，我们估计他会从汉口经过（当时没有津浦铁路，由江苏到北京以溯江至汉口转京汉铁路为最便当），决定由喻云纪同另外几个同志去汉口察看形势，布置一切；我们在日本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喻到汉口后住在孙武那里，孙也协助他进行工作。他亲自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附近去勘察了地形。哪里布雷、哪里藏人以及如何引线拉火，他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当他把那份布置详图送来日本的时候，我们看了都很兴奋，立刻把准备好的东西派人送去。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专等那万恶的端方前去送死，谁知端方却狡猾得很，他表面装作取道汉口，但到镇江后诡称要上焦山一游，即偷偷地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了。于是我们的一场心血归于白费。

随后，汪精卫居然也想去炸李准。这位貌若处子的书生，手无搏鸡之力，而且对爆炸技术也一窍不通。他之所以要从事暗杀活动，完全是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欲作孤注一掷，妄想借此以博取壮烈的美名。那时他正在香港，一天，突然来信向我索寄炸弹。我这时对暗杀活动的兴趣已不如前，而对他的从事暗杀更抱疑虑。因此，我在回信中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吾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我不赞成他去实行暗杀，也还只是从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并不是对暗杀活动的错误，有了真正的认识，所以对以后的暗杀活动，我仍然继续参加。汪接到我的回信后，又来信说什么“……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兄如爱我，望即赐寄各物。”汪精卫这一封信，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却无意中暴露了他那卑劣的本质。试问一个素鲜恒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烈士呢？汪精卫后来被清朝政府软化、被袁世凯软化、被蒋介石软化、以至被日本帝国主义软化而当了头号大汉奸，绝不是偶然的。但我当时并没有看出他的本质，反而觉得他很坚决，便给他寄了些炸弹去。可是他接到炸弹后却又动摇起来了，终于没有勇气独自去进行暗杀。

当汪精卫回到日本的时候，喻云纪等人也都回来了。于是我们大家计议，决定集中力量去刺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根据决定，喻云纪、黄复生于1909年秋后赴北京组织机关，我仍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喻云纪、黄复生到北京后，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像馆，随即回日本来取炸药。这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恋爱，也常常说他们要亲自去炸摄政王，待喻、黄准备好了才去。对于汪精卫的参加这次暗杀活动，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孙中山先生算是把汪精卫看透了，汪的确是由于失望才想去拚命的，并不象其他的志士那样满怀壮志和雄心。孙中山先生因为不了解详情，以为谋刺摄政王是由汪精卫“约集同志”进行的，其实，这次行动主要地应归功于喻云纪和黄复生，汪精卫只是后来才同陈璧君一道去参加的，而且他自始至终并没有作多少事情。喻云纪、黄复生在北京找到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就把它拿到一家铁工厂去造了一个炸弹壳，然后把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安装进去，制成了一个大型的特别有效的炸弹。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还有一个井形的石坑。这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沟又便于安设拉火的电线。只要布置得好，当摄政王经过桥上的时候，人在石坑里一拉电浅，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线的人还可趁势逃跑。在1910年4月的一个晚上，喻云纪和黄复生偷偷地来到这个挢下。他们首先把炸弹安好，然后再来安设电线，谁知事前目测不准确，临时才发觉电线短了几尺。怎么办呢？不得已只好收拾重来。正在收拾的时候，暗中发现有人在桥边大便，于是他们只得暂时躲开。而这时摄政王府大门开处，有打灯笼的人等出来。喻、黄恐怕被他们发现，便顾不着去取炸弹了，只得任它埋在土里。等第二天晚上再去探取时，炸弹已被人取走了！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惹起满城风雨；若是竟无声息，则是一般居民拿去了。过了一天、两天，一连几天皆无动静，他们估计无事，便派喻云纪、陈璧君再到日本向我取炸药，准备回头再举。他们回到日本，陈留在神户，喻到岗山来找我。就在那天我们正要去准备器物的时候，忽然报上登出了黄复生、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原来敌人非常狡猾，他们发觉炸弹以后并未声张，先拿到外国使馆找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说：“这炸弹威力强大，技术高超，绝非中国境内制造；但外壳很大，且较粗糙而车有螺丝，必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朝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铁工厂。然后由便衣侦卒带着那家铁工厂的老板四处寻找，又在琉璃厂附近认出了黄复生并发现了守真照像馆。于是侦卒们装着要照像，趁机把黄复生和守真照像馆的人全部逮捕了。接着又利用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带路，把汪也捕去了。陈璧君看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简直跟发了疯一般，竟无理辱骂喻云纪怕死。喻云纪见她已失去理智，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只得把无穷的委屈压在心底。一天他对我说：“她同我一起回来，却说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言罢不胜唏嘘。从这时起，他便已下了必死的决心。果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而汪精卫、陈璧君则作了狗彘不食、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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