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5章 春寒与蝴蝶（第2页）
每一个名字后面，他都看见了一张年轻的脸，一双燃烧的眼睛。他想起他们第一次拿起记者证时的表情，那种混合着神圣与惶恐的表情，像教徒第一次触摸圣物。那时他也年轻，也相信笔能改变世界。现在他知道了，笔改变不了世界，但能在墙上凿开一扇窗，让光透进来，让空气流通起来。这就够了。
他的手轻轻抚过那些名字。指尖的触感粗糙而温热，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名字下跳动的心脏。忽然，他听见一阵细微的声响。
起初他以为是老鼠。但这声音更轻，更密，像是无数片羽毛在摩擦。他环顾四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声音似乎来自公告栏后面。
他绕到公告栏背面——那里堆着过期的报纸，灰尘积了厚厚一层。而在灰尘之上，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景象：
成百上千只蝴蝶，纸做的蝴蝶，正从一堆废稿纸中钻出来。
它们是用报社的稿纸折成的，四开大小，上面还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和红笔的批注。有的蝴蝶翅膀上是标题草稿，有的是采访片段，有的是被枪毙的评论文章。此刻，这些纸蝴蝶正颤巍巍地抖动着翅膀，在昏暗的光线下泛起微弱的、珍珠般的光泽。
叶葆启蹲下身，屏住呼吸。
一只蝴蝶缓缓飞起，落在他肩头。他侧头看去，翅膀上的字迹依稀可辨：“……凌晨三点，急诊室的灯还亮着。护士小刘告诉我，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但不敢休息，因为一闭上眼就会看见那些渴望呼吸的脸……”
这是他那篇《白袍下的眼睛》的初稿段落。
又一只蝴蝶飞来，停在他手背：“……物资仓库前，志愿者老张搓着手说：‘我们不怕累，就怕东西送不到需要的人手里。’他的手套破了洞，食指冻得通红……”
《手记之三：奔跑的红色马甲》。
越来越多的蝴蝶从废纸堆中升起。它们绕着叶葆启飞舞，翅膀扇动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支笔在纸上同时书写。他看见了所有七篇报道的片段，看见了自己被编辑删掉的尖锐质问，看见了那些最终未能见报但同样倾注心血的字句。
它们都活了。这些被油墨浸透、被红笔划改、被时间遗忘的纸页，在这个寻常的深夜里，化作了会飞的生灵。
叶葆启伸出手，一只蝴蝶落在他掌心。它比其他蝴蝶都要小，翅膀上的字迹也格外娟秀——那不是他的字。他仔细辨认：
“妈妈，今天有个记者叔叔来采访。他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因为妈妈说勇敢的孩子才能当医生。其实我撒谎了，我很怕。但我没说，因为记者叔叔的眼睛也很累，我不想让他更难过。——小凡，九岁”
他想起来了。在医院儿科隔离区外，他遇见了一个穿着过大防护服的小女孩。她是医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在一线，她被临时安置在这里。采访结束时，小女孩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说“给记者叔叔的独家新闻”。
这篇“独家新闻”最终没有发表，因为涉及未成年人隐私。但他一直留着这张纸条，夹在采访本最深处。
而现在，它化作蝴蝶，在他掌心轻轻颤动翅膀。
叶葆启忽然明白了。这些蝴蝶，是他这些年所有未能发表却依然重要的文字，是所有默默无闻却依然滚烫的真实，是被荣誉名单遗漏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发光的灵魂。它们不曾登上红榜，却在这个春天的深夜里，获得了另一种生命形态。
他站起身，蝴蝶随着他的动作腾空而起，在走廊里汇成一道缓缓旋转的河流。它们向着窗外飞去——窗户明明关着，它们却径直穿透了玻璃，像穿透一层不存在的水面，消失在夜色中。
叶葆启追到窗前，向外望去。
月光很好。无数纸蝴蝶在夜空中飞舞，向着城市各个方向散开。有的飞向医院的方向，有的飞向居民区，有的飞向政府大院。它们越飞越高，最终融进月色里，化作漫天闪烁的光点，像是星群坠落人间，又像是大地向天空发出的、无声的信号。
第二天，没有人提起昨夜的事。
叶葆启照常上班，照常拆信，照常接热线电话。只是当阳光再次照进办公室时，他总觉得空气中漂浮着某种细微的、闪光的东西，像是蝴蝶飞过后留下的磷粉。
解平生还是不甘心，午饭时又凑过来：“葆启，总编让我告诉你，社里准备给你申请一个特别贡献奖，虽然不算正式表彰，但至少……”
“平生，”叶葆启打断他，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对方饭盒里，“尝尝这个，食堂老张今天发挥超常。”
解平生怔了怔，看着那块油光发亮的红烧肉，忽然笑了：“你啊，真是……”
真是怎样，他没说下去。但叶葆启懂了。他们共事二十年，有些话早已不需要说完。
下午的业务学习会，按计划是叶葆启主讲“深度报道的伦理边界”。年轻记者们坐满了小会议室，笔记本和录音笔摆了一桌。但叶葆启走上讲台后，沉默了很久。
窗外，杨絮还在飘。一团絮毛被风吹进窗户，在空中打着旋，迟迟不肯落下。
“今天我们不讲理论。”叶葆启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低沉，“我给你们念几封信。”
他从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从里面倒出一叠信件。这些信纸颜色不一，质地各异，有的已经泛黄卷边。他戴上老花镜，开始读：
“叶记者，我是东郊化工厂的下岗工人。看了您写的《锈蚀的齿轮》，我哭了一整夜。不是伤心，是觉得终于有人记得我们了……”
“叶老师，我是师范学校的学生。您二十年前写的《乡村教师王瞎子》，让我决定回家乡教书。今年我教的第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
“葆启兄，我是你在罗布泊遇见的那个地质队员老周的儿子。父亲去年走了，临终前还念叨你送他的那支钢笔。他说，那支笔写过真实的文字，比奖章珍贵……”
一封接一封。叶葆启读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深井里打捞上来的，带着岁月的凉意和重量。会议室里只有他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有人开始低头擦眼睛，有人笔尖停在纸上，墨水洇开了一个小小的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