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002（第1页）
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002
朱由崧的好酒贪杯，沉湎于醉乡之中，见诸许多记载。“相传弘光初，刘先生（指刘宗周）入见，以饮酒谏。上曰：‘为卿故不饮。’然有难色。先生徐曰：‘若饮止一杯亦无害。’上曰：‘因卿言，止饮一杯。’后进饮，内侍以大金爵至，不却；饮至半，不举爵。内侍已知其意，斟满焉。复饮至半爵，又斟。如是不已，名虽一杯，实无算爵也。”[104]张履祥在记载了这一传说后说“兹事有无未可知”，但大学士王铎在奏疏中进谏道：“若夫饮酒……卜夜烧炬，且梨园弟子鼓声咚咚，大非所以恸北都先帝之灵而存哀悼之心也。”[105]可见朱由崧的失德败度确有其事，并非野史作者的轻信流言蜚语。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是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宫室服用，百役并作，皆援全盛之例，费无纪极。于是开事例，贱其值以招纳来者。士英辈因而乾没。民间有‘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之谣”[106]。姚廷遴记：“弘光即位南京，无一善政。用马士英为相，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民间传诵京中有《西江月》词一阕云：‘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107]应廷吉也记载：“尔时弊政难以枚举。南都人士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108]文人辛升鉴于弘光政权的腐败，作《世变十更》诗，其中《官方》一首云：“世局于今又一更，天教害气满朝廷。科场久作招商店，选部尤开闹市门。甫戴进贤忘布素，一行作吏满金银。弥天塞地皆黄白，何处秋壶一片冰。”[109]阮大铖公然以行贿作为理财妙方：“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尝语礼科沈胤培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但令纳银若干，于官应纠者免纠，欲荐者予荐，推而广之，公帑充矣。’”[110]弘光朝廷的政以贿成，腐败已极，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那些自命与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大抵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过着燕巢幕上的日子。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衎不彻；哭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111]河南郾城人李发愚甲申年间到达南京以后大失所望，作诗云：“怪底新朝无个事，大家仍做太平官。”[112]
弘光朝廷建立于风雨如磐之时，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不急之务，粉饰太平。比如盈廷而议，给二百多年前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被明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工科给事中李清在弘光朝廷中是比较正派的人物，也乐此不疲，多次上疏倡导“盛典”，弥补历朝之阙。温睿临在《南疆逸史》李清传中评论道：“时庙堂无报仇讨贼之志，但修文法，饰太平。而清于其间亦请追谥开国名臣及武、熹两朝忠谏诸臣，加成祖朝奸谀大臣胡广、陈瑛等恶谥；又请追封冯胜、傅友德为王，赐之谥，皆得议行。然人讥其所言非急务也。”早在甲申五月下旬御史郭维经就上言：“圣明御极将两旬矣，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见实着。且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掠于瓜、仪，焚杀劫掠之惨，渐过江南；丰镐一片地，不知将来成何光景。而庙廊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漫不切要之务，盈庭而议，以致乘便门而为钻窥之隙穴，斗疾足而作富贵之阶梯。举朝人心，如狂如醉。”[113]同年七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也上言道：“自入国门将再旬矣，惟遣此使得一聆天语，不识密勿之臣英谋宏议日进几何？但见官署寂寥，人情泄沓，交鞍击毂，宛然泰阶之风；好爵高班，无异升平之日。从无有叹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岂金陵佳丽之区，六朝风流之地，可供清谈坐啸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114]弘光朝廷的苟且偷安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旦清兵南下立刻土崩瓦解，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第六节 清廷对大顺和南明用兵策略的变化
顺治元年十月，清军不仅占领了畿辅地区，还接管了山东。十月初三日，叶臣等部清军攻克山西省会太原，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突围逃走[115]，山西大部分地区归附了清廷。当时，河南省的局势相当混乱，大顺军已撤到豫西，其他地区大抵处于军阀（如驻睢州总兵许定国）、土匪（如李际遇、刘洪起、李好）的控制之下；弘光朝廷虽然任命了总督、巡抚、巡按，但只是虚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辖权。
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唯恐出兵山东、河南将影响北使议和，清廷乘机站稳了脚根。十月间，多尔衮决策分兵两路征服全国。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十月二十四日，清廷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116]显然，这道檄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它完全否定了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明确宣布要对南明动武。
鉴于当时弘光朝廷的腐败和内部纷争，确实很难指望它组织有效的防御。然而，就多尔衮的战略部署而言，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清廷除了留下少数兵马驻防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外，主要的兵力同时投向西面、南面两个方向，两路大军势必越走越远，呼应不灵。阿济格西征时已经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总兵力也只达到八万人。[117]而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是在同吴三桂部激战了两天之后才被清军主力击败的，兵力收缩到陕西一带迎战阿济格一路兵马，胜负还是个未知数。迹象表明，当时李自成已经得到了清军将进犯陕北的情报，在陕北地区镇守延安的有大顺政权所封亳侯李过（改名李锦），镇守榆林的是高一功，他们都是李自成的亲信，兵力相当可观。李自成计划在陕北打一个大胜仗，狠煞清军威风。因此，亲自率领大批精兵猛将由西安源源北上。《洛川县志》记载：“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浃旬。”[118]《白水县志》也记载：“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趋同（州）。”[119]这两条材料证明，在甲申之冬，李自成统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取道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白水，一直进到洛川，离延安已经不远了。如果清方战略计划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李自成、刘宗敏指挥大顺军主力和李过、高一功部陕北驻军同阿济格部清军决战，胜负尚在未定之天。阿济格部一旦战败，大顺军势必乘胜追击，华北局势就将改观。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改变了多铎部的进军方向，原因是驻守山西平阳（今临汾市）和河南西部的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反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大顺军的怀庆战役是在清廷命将出师以前部署的。十月初四日，山西垣曲大顺军马、步二万余人已经向东推进；同日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又出现一支大顺军队伍带有“许多旗帜、马匹欲渡未渡”，有渡河进攻铜瓦厢（由于黄河改道，现铜瓦厢在黄河南岸东面）的迹象。十月初六日，清河南巡抚罗绣锦向朝廷发出了紧急求派援兵的奏疏，其中说：“该臣看得西贼盘踞垣曲，渐至济源、狐岭，各路分贼狡诈多端。怀属地方正冲两路，而潞安（今山西省长治市）一股直抵彰属（指彰德府，府治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均可虑也。臣已分调守卫（指卫辉府，府治在今河南汲县）之卒以接应，又报南岸贼兵沿河窥渡。伏乞敕部将臣前请大兵速催马兵兼程前来协力扫**，而战守俱有赖矣。”[120]同月十五日罗绣锦又向清廷发出“为紧急塘报事”启本，说：“马贼一万有余，步贼二万有余，后未到者还有五六万，要克取怀（庆）、卫（辉）等府，见今离怀三十里外扎营。……贼之狡谋，其意不止在怀属，而意欲占据河口。况大河以南，尚有贼氛，万一通联，势所难图。……伏乞亟敕兵部，速催大兵星夜兼程前来，以济救援。”[121]
怀庆战役从十月十二日开始，大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清怀庆总兵金玉和领兵出战，在柏香镇几乎全军覆没，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等均被击毙[122]。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治沁阳县，清卫辉总兵祖可法连夜带领军队进入沁阳固守待援。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大为震惊。他认识到如果让多铎按原定计划统军下江南，畿辅、山西、河南的防守兵力严重不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立即下令多铎改变进军方向，由南下转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打开入陕门户，同阿济格部清军南北合击大顺军。上引《洛川县志》记载李自成、刘宗敏统领大军北上，走到洛川时忽然停留了整整十天，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已经得到多铎部清军向潼关推进的消息。在北面和东面都出现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大顺军领导集团立刻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李自成只好顿兵不进，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何方吃紧即率主力驰向何方。这说明，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多铎部清军暂缓南下，使南京的弘光朝廷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其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如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之流的目光短浅、侥幸图存和敌视人民则暴露得淋漓尽致。在阿济格、多铎两大主力全部投向陕西战场同大顺政权一决雌雄的时候，清廷在畿辅、山东、豫东部署的兵力相当有限，只留下肃亲王豪格带领为数不多的军队扼守黄河。甲申、乙酉（1644—1645）之交，多铎部同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南明河南总兵许定国驻守于睢州，私下派人同清方接洽投降事宜，豪格回信让他把儿子送来充当人质，而对于许定国要求派清军过河接应则以“未奉旨意”加以拒绝。这不仅证明豪格所部清军数量不多，而且说明清廷实权人物多尔衮也深知自己在整个华北地区兵力单薄，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同南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弘光朝廷任命的山东总督王永吉派人侦得“建州精骑尽往征闯，北直、山东一带皆单虚”，向朝廷建议：
臣近闻西安已破，流贼败走汉中，不胜踊跃，继又不胜忧疑也。虏乘虚击贼，所向披靡，其气必骄。向屡入内地未逢敌手，今见国家新创，半年以来未能出门一步，其心必懈。骄与懈皆犯兵家之忌。若简骁劲马步一枝，直走开、归，进窥曹、单，防其抄袭淮阳，为正兵；以骁劲马步二枝，疾趋沂、济，为奇兵，电击星驰，计日而可复二城。若二城既复，兖、济、临、德遂成破竹。军声一振，青、齐豪杰响应，土兵民马、铳炮军资，远近辐辏，联络犄角，攻其无备，必建奇功。盖当此内外凋敝时，须破釜沉舟决一死斗。倘欲动出万全必胜之策，实无此策。臣不胜踊跃者此也。若谓长河、长江，未必直称天堑；一番挑激，彼必速来，殊不知奴虏虎视中原，意欲并吞天下。特与逆贼相持，不暇倾巢压境耳。今西安破陷已真，虏既入陕，寇复入川，宣、云、秦、晋、东、豫、荆、襄，胡马进退自由，前无所牵，后无所掣，全副精神总在江南，纵不挑而激之，能保其不投鞭而问渡哉！臣不胜忧疑者此也。……昔齐人有乘势待时之说，今有势可乘，无时可待，过此以往，事变愈多，日益忙乱矣。[123]
江西总督袁继咸也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124]王永吉、袁继咸的奏疏都是在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西安以后，主张趁清军主力仍在陕西的时机派军北上。就战略而言已经迟了一步，但毕竟提出了积极防清是当务之急。可是，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唯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阶级的偏见、生活上的苟且偷安使他们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让清廷得以集中兵力打败大顺军，控制区扩大到整个北方。事实证明，史可法、马士英都是政治庸人，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在王永吉、袁继咸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敢于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几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依据各方情报，估计到弘光朝廷不会有什么动作。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提供了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1] 参见1980年8月出版《清史论丛》第二辑载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3] 收入曹溶《学海类编》第十六册。
[4] 桐城姚康休那著《太白剑》，所见为光绪乙未冬姚五桂堂重刊本。
[5] 李清《南渡录》卷一。
[6] 李清《南渡录》卷一；《国榷》卷一百一载于二十九日，文字略有不同，如“因三桂款建，使为两虎之斗”。
[7] 《南渡录》卷一；《国榷》卷一百一。
[8] 王铎《拟山园选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顺治十年刊八十一卷本）第二卷。按，诸书均记弘光朝廷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大学士王铎起草的敕谕中却明言“晋尔侯世爵”，很可能弘光朝廷对吴三桂封爵有个升格过程，几个月前吴三桂被崇祯帝封为平西伯，弘光朝廷初拟晋封侯爵，不久又决定加封公爵。
[9]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二。
[10] 史可法《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见冯梦龙《甲申纪事》，《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五册。按，史可法这篇奏疏在清代刊印《史忠正公集》时因避讳改题为《请遣北使疏》，文字亦有删改。冯氏著作刊于弘光年间，史可法尚任督师大学士，自应以此本为准。
[11] 李清《南渡录》卷一。
[12] 冯梦龙《甲申纪事》。
[13] 李清《南渡录》卷二。
[14] 陈子龙《兵垣奏议》。
[16] 乾隆五十年《济宁直隶州志》卷三十一，艺文。
[17] 《顺治元年八月吏曹奏章》，见罗振玉《清初史料丛编》。
[18] 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120号。
[19] 同上书，第一册，A1—142号。
[22] 李清《南渡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