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治史与文史札记（第1页）
顾诚先生的治史与文史札记
陈宝良[16]
大凡江南人，沈万三的大名妇孺皆知，无人不晓。记得儿时在老家绍兴，每个家庭的父母，喜欢告诫自己的子弟，要勤做“生活”，学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要游手好闲，大手大脚地花钱。若是子弟撒漫使钱，浪费钱财，无不骂道：“败家子，我家又不是沈万三家！”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沈万三的大名及其家族的名头，知晓他家藏有聚宝盆，可以钱生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外，凡是一个人眼高手低，高低不就，不成器，故乡是绍兴的老人就称他们为：“郎不郎，秀不秀。”这句谚语的背后，其实也与沈万三存有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自元末以来，按照江南民间的习俗，若是富家、大家生子，则称其子为“秀”；反之，若是清贫或平民家庭生子则称其子为“郎”。沈万三的大名，就是“沈秀”；相对应的例子，则有《水浒传》小说中的“武大郎”“武二郎”之例。
自负笈京师、进入大学学习之后，接触了更多的关于沈万三传闻乃至记载，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谚语，则出自小说《金瓶梅》第72回，云：“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相同的谚语，也见诸小说第33回，只是语字稍有不同：“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两句谚语，若是放到今天来看，则是典型的歇后语。这句谚语，我很早就加以关注，在撰写《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时（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在全书的“楔子”中就刻意加以引用。
一个人及其家族成为富翁乃至富家的表征，除了沈万三及其家族之外，确乎不能再举出第二个例子。然名人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或者说成为当地人话语的口实即话柄，则渊源有自。犹忆在阅读明代史料时发现，在晚明的松江府，无论男女老少，针对顽嚣或纨绔破落子弟，全怒斥其为“活邢敖”！这个邢敖曾因犯强盗之罪而被砍头，应该说是一个反面典型，却亦成为当地妇孺骂人的口实。至于民间流传下来的诸多关于唐伯虎与徐文长的故事，显然已经成为苏州、绍兴地域文化的表征。
沈万三如此闻名，但流传下来的关于他的诸多记载，则无不以讹传讹。尤其是沈万三生活的真实年代以及他家族的基本事迹，大多已成阙文，或者仅以传闻流播一时。这我深有体会。尽管我关注沈万三有年，且在前面提到的一书中引用关于沈万三的谚语，但在后面的解读中，却不加考订，上了诸多野史笔记的当，还是认为沈万三死于明初，并为朱元璋所杀。这无疑是一大误会。有心且治学严谨的史家，从史实出发，关注民间久已流传的人物，且对传讹加以订正，其必要性毋庸置疑。其实，关于沈万三的诸多传闻乃至谚语，多有出典，只是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开始慢慢失真。以《金瓶梅》中引用的有关沈万三的谚语为例，根据清初史家谈迁在《北游录》中的记载，所谓的“枯柳树”，其实也是有出典的，是生长在北直隶交河县的一棵大柳树，甚至当时就有“南京沈万三，北京大柳树”的谣谚。
至于先师顾诚教授为何关注沈万三的故事，并尽力做出考订，现在的读者不难从《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略知一二。重温此文，让我想起了与先师相处及纵论剧谈明清史事的诸多日子。
先师治史，长于史料考订。我在《师门问学记》一文中（《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在刊发时，编辑将题目改为《顾诚门下问学记》，非我本意），曾称先师治学的路数，远溯乾嘉，近承援庵。概括地说，这一断言并没有错。若是再细加追溯，先师史学考订的功夫，显然从明代史家王世贞那儿获益匪浅。过去一直认为，从学术源头上说，清代乾嘉考据学，仅仅是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学问而来。这显然是一个误会性的偏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求学期间，在广泛阅读钱谦益的作品时，就发现这一说法存在一些问题。其实，清代乾嘉考据学，是继承晚明考据学而来。以经学考据来说，明代有杨慎、焦竑、陈第等诸大家；以史学考据来说，王世贞、钱谦益等人，显然也已开了史学考据的先河。好在后来学界逐渐关注这一学术脉络，出版或刊发了以台湾学者林庆彰为代表的诸多研究成果，已经足以纠正过去的偏见。这一点用不着我再过多置喙。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先师对王世贞的史学已经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撰写了《王世贞的史学》一文。此文尽管发表很晚，但成文很早，属于先师较早的作品。记得他在开设“明史”与“明末农民战争史”两门选修课时，对王世贞的史学，尤其是《弇州史料》与《弇山堂别集》中的“史乘考误”，更是三致意焉。在随后的研究中，尽管先师在行文之中对王世贞不无批评之语，但凤洲考史之作，对他多有影响，应无疑义。
先师的文史札记，大抵体现了他治学的两大特点：一是实事求是，通过考证之法，求得史事真相；二是文、史相合，疑问萌生于文学作品，却以平直的史学考订结束，即使是史学考订之作，亦是文采斐然。
无论是过去众多的史学论文，还是收入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无不显示先师的史学考订，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为：元末明初史事，明末起义军大顺军、大西军史事与明末清初史事。先师考史，实事求是，求得史事真相，固然是其目的，然若深究之，则其目的远不止此。这就是说，很多史事的考订，并非局限于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抱有以下两大目的：就其大者而言，则是通过史事考证，探幽析微，借此说明隐藏在史实背后的重大事件及其关系。《靖难之役与耿炳文、沐晟家族》一文，可谓典型一例。在此文中，先师通过对耿炳文史事的考订，以及耿炳文与沐晟家族关系的梳理，说明婚姻关系在传统政治运作中的意义。就其小者而言，则是为了在真实史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重新加以论定。这在论定于谦、张献忠、严嵩诸篇文章中，同样也可以得到证实。
明季野史，多达千家。记载歧出，舛讹甚多。若是一概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加考订，必然会以讹传讹，贻患后世。基于多年沉潜史海之功，先师考史，固多名篇佳作，然亦并非一概自负，而是勇于承认并及时纠正考史过程中的错讹。如本书所收《明末史事杂考》一文，对过去在《李岩质疑》一文中所下的断言，即“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及时加以更正，指出李双喜并非李过；进而认为，说李过是李锦的别名，亦有语病。为此，先师列出了正确的说法：“李过后来改名为李锦，联明抗清后，隆武帝‘赐名’李赤心。”这是认真或实事求是治学态度的典范。《李岩质疑》是先师的成名之作，在我们师生之间的交谈中，先师亦时常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他自己还是相当看重这篇成名作的。即便如此，在后来治学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其中稍有错讹，先师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勇于纠正。
考史之学，重在证据，全是靠证据说话的学问。换言之，考史之作，虽不敢说一字一句皆有出处，但所有观点，则无不建立在牢固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即成凿空之学。当《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刊发后，在与我的交谈中，先师第一时间透露出小小的遗憾。导致这一遗憾者，倒不是他对自己的考证尚存怀疑，而是对杂志编辑不问理由，擅自删节作者文字的行为感到无奈。事情的经过如下：在这篇文章中的最后，论及“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这句谚语中的大柳树时，说并非是在北京城内或城郊，而是在北直隶管辖的交河县境内。这一论断之后，随之引用《交河县志》所收王化昭撰写的《巨柳说》一文，借此证明这棵大柳树，直至清道光二年才被砍去。这样一来，使得认定大柳树在交河县内的说法，显得较为牵强，立论亦无依据。其实，这段文字之间，尚有下面一段文字：“清初谈迁途经交河县尹家圈，舟人曰：‘地名大柳树，有南京沈万三，北京大柳树之谣。’”下有一注，注云：“见谈迁《北游录·后纪程》。”当时以为先师只是说说而已，不料这次阅读该文文末的一则附识，发现他已经将其中缘故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是刚刚收到杂志后的不久，即1999年3月8日。先师治学，小心、认真，可见一斑。
在本书中，尚收录了先师撰写的几篇清代人物传记，包括张怡、白文选、刘文秀、高一功、李过、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朱常淓、王兴。这几篇传记，记述平直，看似平淡，却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史料梳理与考订功夫。先师曾与我谈及，在所出几本《清初人物传稿》中，他负责撰写的几位人物，均因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而难度不小。传记撰写，若是传主见于正史记载，或有碑传志状留存于世，写起来应该不难。若是正史不载，私家记载亦雪泥鸿爪，那么撰写这样的传记，需要网罗散佚，其中付出的艰辛，完全不难想象。这就是说，一篇文字简约甚至只有两三千字的传记，与洋洋洒洒的论文相较，毫不逊色。就此而论，若是有人继续研究上述几位清初人物，先师所写传记，当为必备的参考文献。房兆楹（g）等人所编《明人传记辞典》（DiingBiography），能够成为明代人物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其原因也是如此。
在《师门问学记》中，我曾谈及先师生前有一愿望，就是退休之后，专写文史札记。可见，尽管先师学有专攻，但又兴趣广泛，治史之余，尤为关注明清通俗小说。这显然来源于他从小养成的文学兴趣。在此，我不妨当一回文抄公，抄录一下自己当时对先师的描述：
（先师）年值七龄，识字不多，即抱“武松会打虎，我会绕过拦路虎”的信念，开始阅读家中所藏残本《水浒传》。自后，又分别从同学处借阅了《三国演义》《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唐》《乾隆游江南》《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侠传》等。有此经历，实已为日后治史厚植文字根柢。每阅史籍，除了摘录供治史的史料之外，诸如奇闻异谈之类，他亦多加注意，生前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一文，即为其证。
其实，上面所论，多有不足，尚须补充以下两点：一是先师对文学作品的喜爱，并非仅仅限于为治史厚植文字根柢，而是成为他很多考史札记的起始；二是虽说专写文史札记之想，终究成了先师的遗愿，但从这次收录于这本书中的文章来看，他生前撰写的文史札记作品，已经不少。
在本书所收《从李自成的诗谈起》这篇文章中，先师曾经明明白白地说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个对文学颇有爱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喜欢盘根究底。”看先师的文史札记作品，唯有读懂了这段话，才能真正看出底蕴。这就牵涉到文史关系。古人早已经说过，文史不分家。这样的说法，或许只有对那些文史大家才适用。他们无论治文学，还是治史学，到了极致，自然就会融会贯通。至于对于初学者而言，所谓的文史不分家，则是一种奢望，更是一种要求。对于先师来说，显然已将文学爱好与史学考据熔于一炉。他的很多史学考据文章，其疑点很多发现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即以《李岩质疑》一文为例，懒道人所撰的《剿闯小史》这部小说，其中所杜撰的李岩这一人物，就给先师的考证提供了足够的兴趣。而在《从李自成的诗谈起》一文中，先师更是通过考据，证明所谓李自成撰写的《商洛杂忆》诗，实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它的出典，还是在小说《李自成》中，是作者姚雪垠凿空撰写的，反而被后世误认为李自成的作品。还有李自成的夫人高氏，其中的“桂英”之名，也不是高氏的真名，而是姚雪垠代为所取。说这些，就是为了证明，文学的虚构与史学的真实，两者差别甚大。在为《李自成演义》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先师尽管肯定作者所写小说，参阅了诸多的史料，但同时又指出，此书毕竟是一部小说，不免多有“虚构”，不能误认为“信史”。
就此而论，尽管先师有将古今串于一线的愿望，并秉此精神而撰写一些文史札记，但观其所留文字，终究还是难逃考据的癖好，文字偏于史学札记的一面相，与赵翼《廿二史札记》颇多相近之处。谓予不信，读者诸君不妨自己体会，用不着我在此饶舌了。
2012年8月31日
识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
（原载于顾诚：《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