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覆实证务实（第1页）
发覆·实证·务实
——论顾诚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风格
彭勇[17]
顾诚先生（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著名的明清史学家。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先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扎实、论证严密、发覆求真、学风严谨的显著特点，引起海内外明清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笔者不才，有幸忝列师门之末。先生去世后，协助师母整理先生遗稿及论著，时时为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在此笔者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就先生的学术传承与治史之路、治学特点略加整理，以期弘扬先生的治学精神。粗陋之处，敬祈方家赐教。
一、治学之路与学术传承
1934年11月28日，顾诚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顾祖荫（1891—1969），在河南大学毕业后回江西工作，先后在南昌一中、二中任教，曾担任南昌二中的教务长。1940年至1946年间，任省立吉安中学（今白鹭洲中学）校长；稍后，任国立中正大学和南昌大学副教授。其母高克正（1899—1972），多年担任班主任之职，在抗日战争期间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在自家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帮助一批家境贫寒的学生。如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院士即是其中一位，他多次在文章里感谢这位“恩师”，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的最高学历可能只是初中一年级。”[18]他们夫妇二人学识兼及语文、地理、英语、历史、人文和经济等。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爱心、家学渊博的家庭里，顾先生的兄弟姊妹都受到较好的影响。在国务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顾家有包括顾诚先生在内的三人榜上有名，这在全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回顾先生的治学之路，出身书香门第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其一生的学术发展与北京师范大学厚重扎实的学风和学术传承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1957年，顾诚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学期间，他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工作，培养了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19]
顾先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白寿彝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的研究。“**”后期，他一直在干“私活”——上班点卯后，偷偷找书看。为防止“意外”，他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作为研究的对象。据他讲，“在‘**’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起义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也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做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20]。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勤奋积累，1977年，顾先生回到历史系工作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李岩质疑》，这篇用力颇深的论文，也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此后20余年，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和明代的卫所制度等来展开，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
如果说先生早年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带有时代烙印的话，对南明史、明代卫所制度和管理系统等问题的研究则与之一脉相承。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的密切关联无须赘言，而卫所制度的研究也是缘于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他说，“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原因在于所谓李岩之父李精白的卫籍身份问题。顾先生从明代的卫籍入手，发现卫所制度背后竟然隐藏着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于是他暂时中断了对南明史的研究，集中五年时间研究卫所制度及其相关问题。[21]
顾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受北师大的两位史学大师的影响，第一位是老校长陈垣先生，第二位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在考证之法方面，他说：“以前陈垣先生曾经谈过研究历史应当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泽而渔’。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往往力不从心，但作为一种治学的律己精神，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总是应该的。”[22]北师大另一位史学家赵光贤先生在总结从陈垣先生那里的收益时特别提到了培养“考证功底”的重要性，他说，既然相信史学的“求真”职责，求真则有赖于“史料”，由于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就需要详加考辨，考辨既要充分占有史料，有必要的科学方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23]
顾先生非常感谢白先生在早年对他的指导与赏识，认为是白先生指导他走向治明史之路。顾先生曾告诉笔者，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呕心沥血之作，是真正的“主编”，与现在许多挂名“主编”大不相同，对白先生充满了敬意。顾先生秉承前辈学者的学风，践履之，传承之。白先生强调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考核分析才是可靠的”，顾先生则明确表示：学术讨论，“不要在低水平的有材料层次上停止不前”；又如白先生说：“要注意：决不要想找材料支持我的观点。这不是个正确的态度。”[24]白先生多次强调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顾先生亦以此为研究的重点。以下我们结合顾先生的治史成就对其治史风格详加论述。
二、发覆之作，探寻历史的真实
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从1978年以后，他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参加撰写著作5部。学术论文计39篇，约50万字，可见其下笔之慎重。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明清史研究领域长期错讹的观点被纠正、长期迷惑人们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每发一覆，便接近历史的真实一步。虽然他的许多结论具有颠覆性，由于他的论证严密、立论扎实，又几乎不给别人留下反驳的机会。
《李岩质疑》是顾先生的奠基之作。李岩问题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变得家喻户晓。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相反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他的生平事迹均不可靠。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史料的辨伪上，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龙去脉。[25]文章发表后，美国的明清史学者戴福士（R。V。DesFes）寄赠了他数年研究的、与其相似的观点，即李岩确系乌有先生。他对顾先生的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变换了研究的思路与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先生的观点。[26]
在明清之际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上，顾先生多有发覆，澄清了许多误解。如大顺政权的性质问题，他认为大顺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即没有及时从农民性质的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里应外合，通力镇压，是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27]与之相一致的，他认为，李自成起义军“确实曾经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但是，要说李自成奉行一种什么‘流寇主义’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四处征战过程中，大顺政权也在各地部署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为巩固这些政权做出了种种努力。[28]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附录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和《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政权的性质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也是对“流寇主义”观点绝好的回击。[29]对南明时期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抗清斗争的评价问题，顾先生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顾先生的晚年密切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和明帝国疆土管理问题。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籍》和《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等四篇文章，在明清史学界再次引起关注。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其基本观点是：明帝国的整个疆土是分别隶属于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和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的……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明代体制的这一重要特点，为历来治明史者所忽视。他的这一研究引发了明清史学界在诸多领域的思考，如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理论对长期争论不休的明清两代的人口与耕地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也进一步论证了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当滞后的观点。[30]
顾先生的创新不是刻意去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而是对相关问题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去探寻历史的真实，去澄清大量史籍错误或前人的误解。对于他一反传统的观点，许多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看了他的论证，又感觉难以反驳。顾先生每发一覆，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为目标，虽然不乏颠覆之作，惊人之举，但细读其文，唯有佩服其功力。
三、无信不征的考辨，严谨持重的学风
顾诚先生的考实功力为学界所公认。他的史料运用几近“竭泽而渔”，并摸索出科学的考据方法，可谓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他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无信不征的考实学风，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史学理论家刘泽华先生把顾先生的《李岩质疑》和陈寅恪先生的“曹冲称象之事”的考证方法作为当代历史学考实的典范。[31]
顾先生在庞杂的明清史料里披沙沥金。如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对“古元真龙皇帝”的解释[32]、对子虚乌有的荥阳大会和“分兵定向”策略的论证、否定了清初关于张鼐或李双喜统率孩儿军的说法、澄清了车厢峡之困和抗击张献忠的女将军沈云英的相关事实等；对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地入豫以及何时称帝进行了详细的考订[33]，摆事实，讲道理，令人折服。
在《南明史》中，全书考订出的史实及史籍错讹之处俯拾即是。顾先生扎实的考辨功力源于他“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钻研精神，源于“竭泽而渔”式的史料搜索，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像《南明史》直接征引的地方志史料有200余种，而他把明末及南明义军所到地区的省、府、州县志书全部翻检一遍，达上千部之多，仅云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阅了100余种。一些珍贵的史料，如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南明史》的封面配图出自柳同春的《天念录》中的插图，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清军围困南昌城的情形，是顾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并利用。他多次强调，史实考辨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他说：“历史研究做到言必有据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鉴别哪些记载可靠，哪些不大可靠，哪些根本不可靠。”[34]
顾先生无信不征的治史风格，源于他严谨持重的学风。先生读书很广博，知识面相当宽广，但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恪守“言不轻出”的原则。顾先生始终把培养年轻学人良好的学风当作重要的问题来抓紧落实，他说“学风的好坏，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前途”，治学切忌浮躁，树立严谨的学风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35]他认为，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一个人首先应当诚实守信，尊重别人的劳动、不欺瞒、不偷懒；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36]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顾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良知以及对后学负责的态度，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忠告。
四、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顾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认为：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史实、实事求是地去诠释历史，才是历史学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