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甲申之变（第7页）

胡雪岩点点头，脸上是安慰的神情。“应春，”他问，“你看我要不要当面跟老宓说破？”

这一点关系很大，古应春不敢造次，过了好一会儿却反问一句：“小爷叔看呢？”

“只要风险不大，我觉得不说破比说破了好。俗话说的‘横竖横、拆牛棚’。一说破了，他索性放手大做，那一来，我就非换他不可！苦的是，找不到合适替手。”

接下来，胡雪岩谈他的另一个烦恼，应还洋商借款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即在十月底，宓本常是十月初就不断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所得的答复是：各省尚未汇到。及至胡雪岩一到上海，去拜访上海道邵友濂，答复如旧，不过邵友濂多了一句话：“老兄请放心，我尽力去催，期限前后，总可以催齐。”

“我晓得。不过钱不在我手里，无可奈何。”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一句话将胡雪岩堵得开不出口。“他的话没有说错，我垫一垫当然无所谓，哪晓得偏偏就垫不出。”胡雪岩说，“不巧是巧，有苦难言。”

何谓“不巧是巧”？古应春要多想一想才明白，不巧的事凑在一起，成为巧合，便是“不巧是巧”。细细想去，不巧的事实在很多，第一是市面不景气，银根极紧；第二是，囤丝囤茧这件事，明知早成困局，力求摆脱，但阴错阳差，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未能成功——目前天津、上海都有存丝，但削价求售，亦无买主；第三是左宗棠先为协赈借了二十万银子，如今又要拨付王德榜二十五万两，虽说是转运局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调度的头寸；第四是十一月初五的吉期在即，场面大，开销多，至少还要预备二十万银子；最后就是宓本常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存款去做南北货生意，照古应春的估计，大概是十万银子左右。

“今天十月二十五了。这个月小建，到十一月初五，十天都不到。”胡雪岩说，“这笔头寸摆不平，怎能放心去办喜事。”

“小爷叔亦不必着急，到底只有五十万银子，再说，这又不是小爷叔私人的债务，总有办法可想的。”

“要想就要早想。”

古应春沉吟了一下说：“如今只有按部就班来，一面催上海道，一面自己来想法子调头寸，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如意，还有最后一着，请汇丰展期，大不了贴利息。”

“这一层我也想到过，就怕人家也同邵小村一样，来一句‘你先垫一垫好了’。我就没有话好说了。”

“不会的。洋人公私分明，公家欠的债，他们不会叫私人来垫的。如果他们真的说这样话，小爷叔回他一句：‘我垫不如你垫，以前汇丰要放款给阜康，阜康不想用，还是用了，如今仍旧算阜康跟汇丰借好了。’看他怎么说。”

“这话倒也是。”胡雪岩深深点头。

“小爷叔愿意这样做，我就先同汇丰去说好了它。小爷叔不就可以放心了？”

“慢慢，慢慢！”胡雪岩连连摇手。

原来他有他的顾虑，因为请求展期，无异表示他连五十万银子都无法垫付。这话传出去，砍他的金字招牌，不但左宗棠对他的实力与手腕，会生怀疑，十一月初五那一天，盈门的贺客少不得会谈论这件事，喜事风光，亦将大为减色。

“我们先走第一步同第二步。”胡雪岩说，“第一步我来，第二步托你。”

“怎么样？”

“我想跟小爷叔调一调，头一步归我，第二步小爷叔自己来。”古应春说，“小爷叔催老宓，名正言顺，我来催老宓，他心里不舒服，不会买账的。”

“也好。”胡雪岩说，“事情要快了。”

“我明天一早就去，上海道衙门我有熟人。”古应春说，“小爷叔明天中午来吃饭，听消息。”

“好。”胡雪岩说，“这几天我们早晚都要碰头。”

第二天中午，古应春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各省协助的“西饷”已快收齐了，最早的一笔，在十月初便已汇到。

“有这样的事！”胡雪岩大为困惑，“为啥邵小村同我说，一文钱都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哪里来的？”

“我有个同乡晚辈，早年我照应过他，他现在是上海道衙门电报房的领班。”

“那就不错了！”胡雪岩既喜且怒，“邵小村不晓得在打什么鬼主意，我要好好问他一问。”

“小爷叔不必如此。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请左大人打个电报给邵小村。”原来古应春从他同乡晚辈中，另获有很机密的消息，说是李鸿章正在设法打击左宗棠。因而他想到，邵友濂对胡雪岩有意留难，是别有用心。但这个消息，未经证实，若告诉了胡雪岩，反而会生出是非，只有用左宗棠出面，措词严厉些，带着警告的意味，让邵友濂心生顾忌，在期限之前拨出这笔代收的款子，了却胡雪岩的责任，最为上策。

但胡雪岩又何从去了解古应春的用心？他仍旧是抱着在左宗棠面前要保持面子的用心。在江宁时，左宗棠原曾问过胡雪岩，有什么事要他出面，意思就是指上海道代收“西饷”这件事。当时如说请他写封信催一催邵友濂，是很正常的回答，左宗棠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但自己已经回答没有什么事要他费心，而结果仍旧要他出面，这等于作了垫不出五十万银子的表示是一样的。

因此，胡雪岩这样答说：“不必劳动他老人家了，既然各省都快到齐了，我去催他。”

胡雪岩一向沉得住气，这一次因为事多心烦，竟失去了耐性。他气匆匆地去看邵友濂，门上回答：“邵大人视察制造局去了。”吃了个闭门羹，心中越发不快，回到转运局命文案师爷写信给邵友濂，措词很不客气，有点打官腔的味道，而且暗示，邵友濂如果不能如期付款，只好请左宗棠自己来料理了。

这封信送到江海关，立即转送邵友濂公馆，邵友濂看了自然有些紧张，因为“不怕官、只怕管”。自洪、杨平定后，督抚权柄之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左宗棠是现任两江总督，如果指名严参，再有理也无法申诉，而况实际上确也收到了好几省的“西饷”，靳而不予，也是件说不过去的事。

但就在写好复信，正发出之际，来了一个人，使得他的决定整个儿被推翻。

这个人便是盛宣怀，由于筹办电报局大功告成，他不但成了李鸿章面前有数的红人，而且亦巴结上了醇亲王的关系。此番他是衔李鸿章之命，到上海跟邵友濂来商量，如何“救火”。

“救火”是盛宣怀形容挽救眼前局势的一个譬喻，这也是李鸿章的说法，他认为由越南危局引起的中法冲突，他有转危为安的办法，但主战派的行动，却如“纵火”，清流的高调，则是火上浇油。但如火势已灭，虽有助燃的油料，终无所用。意思就是打消了主战的行动，清流便不足畏。

那么，谁是“纵火”者呢？在李鸿章看，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玉麟。至于西南方面如云贵总督岑毓英等，自有办法可以控制，即使是彭玉麟，倘无左宗棠的支持，亦可设法让他知难而退。换句话说，擒贼擒王，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到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小村兄，你不要看什么‘主战自强’‘大奋天威’‘同仇敌忾’，这些慷慨激昂的论调，高唱入云，这不过是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听不见的声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中堂如果不是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也犯不着跟湘阴作对——湘阴老境颓唐，至多还有三五年的富贵而已，何必容不得他？反过来说，如果容不得他，就一定有非去他不可的缘故在内。小村兄，中堂的心事，你先要明白。”中堂是指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