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5页）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位，不过像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乱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儿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如今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许乃普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长”，因是科名前辈，又久掌文衡，故京中大佬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是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份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冕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到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话，而“停止”以前的账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臬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对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他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蒋益澧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大帅对你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想了一会儿，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矫饰之词，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
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二十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
“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的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这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而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于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份，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带，分拨过去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