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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财政大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一个统一王朝运行到中后期的时候，各种矛盾集中爆发。
这个时候历史往往会给这个王朝一次机会，如果出现一个明君或者贤臣，搞一次大改革，成功了，王朝就会“中兴”。但是，如果矛盾爆发的方式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历史就不会给机会了，王朝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什么没机会了？从财政税收的角度来说，首先，农民起义会往哪里跑？当然是最富有的地方才有饭吃。所以，起义过后，王朝最富有地区的税收来源往往都被破坏了，这个好理解。
还有一点更重要，王朝在扑灭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往往病急乱投医，破坏了原来的财政和税收的分配结构，权力关系因此也就彻底改变了。比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都是这样。为了扑灭起义，朝廷给了各地军阀各自征税的权力，等起义被扑灭后，再把财政权力收回来就不可能了。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的规模和破坏性非常大，第一，扰乱的就是当时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二，太平天国之后，汉人督抚的权力变得极大，朝廷的威权被削弱。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清朝又延续了将近50年呢？在这50年里，居然还有“同光中兴”!农民起义之后，就没有再给机会的可能了，为什么清朝可以缓过来？
要知道，清代康乾盛世的时候，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不到5000万两白银。雍正的财政改革很成功，成功的一大证明就是国库里攒下了六七千万两银子。但是这个数跟晚清就没法比，从1841年到1911年这70年中，财政支出总量从3700万两白银增长到3。39亿两白银，增长了8倍多。
清朝灭亡的时候，财政状况不仅比前面的康乾盛世要好得多，比后来的北洋政府也要好得多，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清末国门打开，资本主义来到中国，生产力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当然水涨船高了。
宏观地看，的确如此。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来到中国，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中国也做配合，搞大改革。资本主义洪流带来的财富效应再大，也要中国这个装财富的箱子足够深，结构足够有效，才装得下。
这是脱胎换骨、流血流泪的痛苦蜕变。
这个转型带来的变化，不是财政收入的大小问题，而是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基础，必须从那种弹性很小的农业税，转型到弹性很大的工商业税。
这个转型我们站在百年之后的今天，其实很难设想那个难度，我们就来看这么几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最容易想到，就是清政府必须鼓励工商业。
那个时代的人念念有词的一句话就是“士农工商”，这就是社会地位排序，商人是在最后一位。怎么能让那个时代的人觉得当商人光荣，要知道，直到今天，做生意的人，也不觉得在中国社会是最光荣的，而那个时候清政府必须把这个次序倒过来，这必须得朝廷出面。
1903年4月，朝廷宣布设立商部，颁布了一系列规定。规定说得清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就是花5000万投资创业的人，准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头品顶戴，准其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三代而止。
明白了吧，不仅有头品顶戴哦，而且可以世袭三代。
集股4000万元以上，准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其子孙三代世袭商部头等议员……即使仅仅集股50万元的商人，也可以获准授予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这奖励力度，人类历史上也罕见吧？我们今天奖励创业也还没有这个力度。
而且朝廷还说了，真的有成效的，还可以考虑封爵。过去靠战功才能获得的爵位，现在靠经商也能获得了。这背后的转变，朝廷要克服多少习惯、观念和人情上的阻力？
第二个变化，就是制度建设，这个更难。1901年之后，朝廷一刻不停地催促法律专家赶快制定新式《公司律》。1904年后，《商人通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等陆续颁布，这可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法律，所以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商业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要知道，这可不是把法律写在纸上这么简单，这是朝廷用自己的信用向全社会宣布要保护商业，商业活动从此有章可循。背后的意思就是，朝廷那种本来毫无限制的皇权，要被这些法律限制。
即使没有立宪，没有限制皇权的宪法，但皇权已经实质上被限制了。
第三个变化，这个就深了，是整个财政观念的变化。
中国古代王朝的财政观念是“量入为出”。但是现在不行了，大量的支出项目等着要钱，建立海军要钱，兴办工业要钱，还能量入为出吗？不行，必须改为量出为入，先说要花多少钱，然后去想办法。
过去我们经常有一个误解，西方国家高喊什么“无代表不纳税”，所以，西方国家的税率是轻的。其实恰恰相反，咱们中国古代那才叫轻徭薄赋，现代国家税收在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894年，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加上各级地方政府收入和官员中饱私囊的钱，也只不过占到6%；同期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30%；这就是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在动员和整合国内资源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那要想提高收入怎么办呢？总不能下乡抢老百姓吧？摆在清政府眼前的办法暂时只有一个，就是朝洋人借钱。过去我们总觉得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现在想想，其实也不尽然。
据统计，晚清共借外债208笔，总额为13。06亿两白银。以往的朝代，政府也有向商人借债的。但那实际上是一种敲诈勒索，有借无还。官民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债务债权关系。
清政府借外债，则大不一样，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平等的民事行为主体身份签订契约。这就促进了公债市场的出现和建立，还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政府在借外债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守规矩，建立了信用。
有了这一系列动作，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以前，全国的新兴企业2300余个，这相当于1900年的4。5倍，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这个速度其实是很惊人的。
而这个速度的背后，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商人的地位提高了，社会的信用培养了，商业中间机构出现了。
后面这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算是起步了。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晚清是接力赛第一棒的选手。他们虽然没有跑完全程，但他们的第一棒跑得确实不错。
为啥跑得不错呢？因为那些措施的实施，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的，而是从1903年。
那是什么年代？八国联军、庚子事变之后，朝廷欠下了巨额的外债。清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搞钱，这件事情的反面是搜刮民脂民膏，而它的正面效用，就是它不得不开始更负责任地进行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
税收，不只是单向的敛财过程，它还是整个社会反向塑造政府的过程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