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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切换
对不重视、不熟悉、不讲究的事物，人们的分类就会比较粗泛。相反，语言中就会有详细繁杂的分类和相应名词。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你入职大公司之后，往往要起一个英文名字。早期这个习惯是在外企流行的，这个好理解，中国人起一个英文名，便于和他们的外国老板交往。但是后来，像腾讯这样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也是这样，全公司都是英文名：Pony、Tony、Daniel等等。于是有人就觉得，这是虚荣心，是崇洋媚外，假装高端洋气。
但是后来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每一个人入职之后也要起一个花名。刚开始是武侠小说里的名字，什么风清扬、逍遥子，后来阿里公司变大了，武侠小说里的名字不够用，连网络小说里的名字也拿来凑数。
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要想理解这么做的用意，我们先从一个航空事故说起。
1997年8月，韩国大韩航空的一架飞往关岛的飞机在降落时遇到大雨。这个飞行员多次飞过这条航线，大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麻烦，所以他也没太在意。但是很不幸，这架飞机撞上了机场附近的山，机上人员254人共有228人遇难。
事后调查发现，主要责任是机长的，当天他非常疲倦，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其他机组人员是发现了问题的，而且他们也提醒了机长。但是重点来了，他们提醒的语气非常委婉，简直就是暗示。
韩国是一个权力、等级意识强烈的国家。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副机长和机械师绝对不会对他们的上级——也就是机长——用直接、生硬的语气说话，那被认为是失礼。在正常的环境下，机长可能不难听出下级的话外音。但在当时，机长非常疲倦，情况又非常紧急，他没能听出下级委婉语气中的真实信息，没能及时修正错误，最终酿成大祸。
这种语言表达上的委婉，我们中国人是很好理解的。我看过一个史料，二战的时候，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史迪威觉得蒋介石说话不算话。他跟蒋介石说个什么事，蒋介石都说好，但事后又压着不办。史迪威就发火了，去找蒋介石。蒋介石说，我说好是我知道了的意思，不是我同意的意思。东方文化这种隐秘的委婉表达，在西方人听来简直不可理喻。
讲回那场空难，大韩航空公司在事后痛定思痛，决心进行彻底的改变。他们请来了美国专家，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求所有机组人员，在工作时使用英语。
两个韩国人在一起说英语，看起来的确有些怪异和做作。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语言中无处不在的等级意识。况且，英语是世界航空界的通用语言，机组人员和机场塔台指挥人员的交流反正也要用英语。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理解。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韩国文化等级意识强，这会体现在语法、用词、语气、称呼各个方面。这是很难突破的，因为人的思维无法脱离语言。所以最终不得已，像大韩航空这样干脆使用另一种语言，倒也是一种捷径。
我们汉语其实也类似，有很多原来的文化印记。记得我们公司CEO脱不花跟我说过当年她刚到北京时的一件事。她在北京的胡同里问路，说“大爷，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同行的北京人就提醒她，说这样说话不礼貌。这有什么不礼貌的？那位同事就说，在北京胡同里问路，得先攀个交情。“大爷，您在晒太阳啊？哟，您这身子骨可真好。您吃了吧？”对方有回应之后，才能问路。
当然，现在这些老礼已经被大大弱化，但还是残留了很多印记。比如，中国人在亲戚中的称谓，舅舅和叔叔完全不同，一个是姻亲，一个是宗亲；伯父和叔父，也一说就知道谁大谁小。英语中则笼统地用Uncle称呼。也就是说，在说英语的人心目中，中国人看来各不相同、应该严格区分的一大堆亲属，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男性的亲戚而已。
对不重视、不熟悉、不讲究的事物，人们的分类就会比较粗泛。相反，语言中就会有详细繁杂的分类和相应名词。阿拉伯语中，“骆驼”有几十个名词；据说因纽特人的语言中，关于“雪”的称呼也有几十种。这些情况在汉语中就不会出现。
可以想象一下，外国人读《红楼梦》时，对其中人物的种种亲属关系的迷惑。中国的“红迷”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画出一个清晰的示意图，把所有人物彼此的亲属关系表达得一清二楚。当然，前提是要用汉语，如果用英语，这个任务估计无法完成。
各大语言中，英语的特点是平等意识很强，这是因为几百年来英语被广泛应用于商务活动。
1998年，德国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兼并了美国汽车公司克莱斯勒。这次合并本来以德国公司为主，但合并后的新公司却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而且这不是个案，西门子、大众汽车、德意志电信、德国化学公司和德意志商业银行等大公司，都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德国朋友，特意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公司要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他有点尴尬地说，德语中鼓舞士气、号召奋进的词，基本都被希特勒用滥了。一用德语说这些话，大家就感觉怪怪的，产生种种不良联想。因此只好转而用英语，不然公司连鼓舞士气的会议都开不好。
当然，德国人工作中说英语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更适应国际市场，表述商业词汇更加精准等，但德语和英语代表不同的文化性格，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公司也要用英文名或者花名。
首先，是为了增加对公司的认同感。名字是最深的自我认同，名字都改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就会发生切换。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必互相称某总、某兄，直接称呼英文名或者花名，让沟通效率提高，也营造了一个平等自由的沟通氛围。一个组织的打造，首先就是要完成这种文化上的转换。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在看散文家王鼎钧的回忆录。他说到，抗战的时候，他们学校也要搞军训，他发现军队里的那套行为举止非常新鲜特别。比如，依照中国家庭历代相传的规矩，子弟不可以瞪着眼睛看长辈的脸。现在，教官的命令是：“看我，看我的眼睛，眼睛睁大，不许眨眼。”你只好勇敢地、放肆地、甚至凶恶地看着他，让他满意。
依照传统的教养，在外面对长辈说话，要轻轻走到他身边，用很低的声音陈述。军训则不同，你要在六步之外停止，立正，大喊“报告!”，声音像吵架一样。
一般来说，家庭训练要我们稳重、从容，举手投足画出的虚线是弧形。而军事动作直来直去，有棱有角，避免一切迂回浪费。当你按照军队的礼仪，伸手去接一样东西时，看上去直来直去，似乎很不耐烦。
这下你就理解了，军训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训练你大声说话。它是为了让你脱离民间的习惯系统，用这种方式把你从原来的文化中连根拔出，再让你融入到一个全新的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