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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是一盏灯
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打开无穷无尽的可能。
做平凡的事，就像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
有一天作家贾行家问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啥？我说是《聊斋》。
我跟他开玩笑讲，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过《聊斋》完成的。一个书生，夜宿荒斋，然后就来了个美貌的女子，然后就能成一段好事，开始一个传奇，这是一个不会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欢的故事类型了。现在看来，聊斋对我的影响，确实超出一般的书。
我通读过三次《聊斋》。第一次是大学一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南方的那个又潮湿又阴冷的冬天，我披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缩在被窝里，读聊斋。读到兴奋的地方，披衣而起，绕屋转圈。那种经常被点燃的感觉，至今还有记忆。我是第一次那么完整地体会到文言文的魅力。我文言文的语感不错，至少有一半来自于读聊斋。
不过，这还不是我喜欢《聊斋》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松龄这个人。
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19岁第一次参加秀才考试，就得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半个山东。蒲松龄起点很好，才气又大，年纪又轻，按照常理，只要努力，博个功名，考个举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举时代有一句话，叫“考场莫论文”，考场成败有时候跟文才没啥关系的，就是个运气。蒲松龄的运气就特别不好。此后的五十年，他一直被卡在秀才这个级别上。考了一辈子，颗粒无收。
蒲松龄一辈子的生计，基本上就是在一家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虽然谈不上有多穷困潦倒，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也比较远，他虽然和妻子刘氏感情很好，一生也是聚少离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写出了《聊斋》。
你可能会说，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这不是常态吗？杜甫有一句诗叫“文章憎命达”，有文才的人总是命运不好，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还是有点不一样。
其他的文人，即使在仕途上不顺利，但还是可以通过文学创作的成就来做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的文学，诗和文，才是正式的文体。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能当官，但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
李白诗名远播，连唐玄宗都要召见他。杜甫诗名远播，被四川的节度使严武关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就连柳永那样的人，填词高手，虽然词在文体上不登大雅之堂，但是皇帝也知道他，宋仁宗不还让他“且去填词”吗？就算官当不上，但是柳永在青楼妓院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文人只要有现实成就感，只要还能听得到身边传来的掌声，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就还在。
但是蒲松龄不同。如果你读过一遍《聊斋》，你会被蒲松龄的用心震撼到，谋篇布局之巧妙，遣词用句之精当，再大的才子，也是要倾注毕生心血才能做到的。
你可以对比着看两本书，一本是清代大才子袁枚的《子不语》，还有一本是大才子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也都是写狐鬼神仙故事的。名气也很大。但是一对比看就知道，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看聊斋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吃惊的感觉，写小说，这种事，在当时看来这么不重要的事，但蒲松龄每次下笔，都有一种凛凛然的敬重。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人不是写小说的、也不是写诗文的，他对标的是司马迁。很多小说最后的那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其实这两个人都以一人之力，创立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文体，更重要的是，在创立的时候，都极其孤独，都是一个人，没有知音，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借用司马迁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是不发这么大的愿，很难想象，蒲松龄能够坚持得下去。
如果对标到司马迁，就更能看得出蒲松龄的非同寻常。
司马迁写史记是孤愤之作，他被汉武帝施了宫刑之后，形同废人，一腔才情没处施展，全部扑到了写《史记》上面。
但是蒲松龄的一生，并不是面对这样的绝境。他的人生一直有很多可能性。科举这条路，他一辈子也没有彻底绝望。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刘氏劝他，算了吧，别考了。他还问刘氏，难道你不想做夫人吗？现在有记录的，蒲松龄是考到了70多岁，一直考到了走不动路为止。
作为一个在乡间很受尊敬的读书人，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过《药崇书》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他平时还为老百姓写过很多状子，参加救灾救荒。到七十多岁时，还在上书检举告发贪官。
回看一下蒲松龄的一生，19岁春风得意，然后一路高开低走，从世俗的眼光看，他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换到一般人，心态早就崩掉了。但是蒲松龄没有，一直那么认真，每件事都认真，下笔的每一个字都认真。认真到就像他已经知道，这部《聊斋》在后世一定会光芒万丈一样。
我从十几岁开始读《聊斋》，蒲松龄一直是我的一盏灯。做平凡的事，就像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打开无穷无尽的可能。
大学时候，有一次，我偶然读到蒲松龄的一句诗，当时就泪奔了。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恩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先他而去。他来到亡妻的墓前，“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扣无一应，泪下如流泉。”我想喊你的名字，听到你的回答。我分开墓前的杂草坐下来，跟你说说心里的苦楚。但是我怎么敲你的墓碑，你也不回答，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天人相隔带来的巨大悲伤。也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不只是这一世，你还可以超出自己的生命大限，向亲人、向后世，无论小声地倾诉，还是大声地呼喊。就算是对方听不见，你还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深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