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巴比伦（第1页）
犹记巴比伦
1960年3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layboy）
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
这是少数我背离山姆·戈德温[1]名言的例子。他说：“想传达信息，找西联[2]吧。”本篇故事恰恰是我想传达的信息：警告大众商业通信卫星的潜在危险。那时，距离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发射还有五年。尽管政治情势有了些微改变，故事的其他内容都已成真。
我的名字是阿瑟·克拉克，真希望我和这档肮脏事毫无瓜葛。不过，既然美国的道德可能受到危害——容我重复，道德——我必须先说明自己的资历，各位才能了解，我如何在已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3]协助下，不知情地引发了雪崩般的灾难，西方文明恐将面临衰亡。
一九四五年我仍任职于皇家空军，身为雷达兵，我想出此生唯一一个原创的点子：我在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诞生的十二年前，想到人造卫星可以成为绝佳的电视信号发射器。卫星站距离地表数千英里，能轻易向大半个地球播送信号。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后，我写下自己的创意，提出在赤道上方两万两千英里处设置中继卫星网络的构想。在这个高度，完成绕地球公转一周恰好需要一天，因此能固定于地球相同位置之上。
这篇文章刊登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号的无线世界杂志，我当时没料到天体力学竟会在我有生之年走向商业化，未曾为自己的构想申请专利。就算我想申请，成功概率应该也不大。（若我判断错误，也宁可不知道真相。）不过，我持续在著作中宣扬这个构想，直至今日，通信卫星已经如此普及，却无人晓得其起源。
美国众议院太空工程与太空探索委员会与我联络时，我确实曾试着澄清，心怀哀怨地为自己讨公道；若有兴趣，各位可在委员会报告未来十年太空发展第三十二页找到我的证词。当时我仍浑然不觉，后来事件发展（如同各位接下来即将得知的）与我当时的结语对照，显得格外讽刺：“由于我居于远东，时常可见西方世界与苏联为了数百万尚未表态的亚洲人民明争暗斗……若电视信号可能从正上方的卫星传播，政治宣传的效果高低便可能决定胜负……”
我的看法仍没有改变，不过我当时忽略了某些可能——不幸的是，其他人想到了。
一切始于某场官方招待会。生活于远东首府城市，这种场合已成为独有特色。当然，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常见，简直稀松平常，但在科伦坡，鲜有其他娱乐足以匹敌。只要你还有点身份，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次邀请，参加大使馆或公使馆、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援外使团、法国文化协会或其他以字母缩写为名，由联合国衍生出的无数机构所举办的招待会。
起初，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社交圈仅限于印度洋水面之下，我们无足轻重，外交圈很少找来我们这儿。但麦克为戴夫·布鲁贝克[4]的锡兰巡回演出担任主持之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们；尤其，他又娶了岛上数一数二知名的美人，更引人注目。因此现在鸡尾酒和酒会小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取决于我们多么不情愿舍弃舒适的纱笼裙，换上西方荒谬的衬衫、正装外套和领带。
那是我们第一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当天招待的是几位刚进港的俄国海洋学家。在列宁与马克思画像无可避免的照看下，属于各种族裔、宗教和语言的宾客四处流动，与朋友闲聊，或者专心大啖伏特加与鱼子酱。我和麦克与伊丽莎白走散了，但仍能看见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麦克正在讲那个“我就在五十英寻[5]底下……”的老故事，吸引了一帮听众。伊丽莎白饶富兴味地看着他，而更多宾客看着伊丽莎白。
自从我在大堡礁潜水采珠时弄破一只耳朵的鼓膜，听力就大为受损；地面上的噪声对我来说太吵了，听起来至少多了十二分贝。尤其在这种场合，若被介绍给名为达玛斯里华登、提沙维拉辛提、古恩奈提里克跟加雅维克里玛的宾客，听力障碍更显麻烦。因此，我若不是对着餐点狼吞虎咽，就会找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希望若与他人交谈，至少能听懂对话一半以上的内容。当时，我正站在装饰柱旁，躲开噪声，一边以抽离（或说像毛姆般超然）的态度观察现场。我发现有人看着我，脸上表情写着：“我们是否见过？”
我会仔细地描述他的长相，因为想必不少人认得他。他大概三十几岁，我猜是美国人，看来光鲜体面，留着利落短发，流露出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工作的神态；这种风格原本极具标志性，后来却被年轻一代苏联外交官与技术顾问模仿，学得惟妙惟肖。那人大约六英尺高，棕眼锐利，两鬓黑发斑白得太早。尽管我敢肯定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容却让我想起某人。我花了好几天才想起来：刚过世不久的约翰·加菲尔德[6]吗？他们长得极像，如出一辙。
通常，若陌生人在酒会与我四目相交，我的标准作业流程会自动开始运转：若对方看来还算可亲但我暂时不想自我介绍，我就以不带偏好的眼神扫视，不露出任何认出对方的样子，但也避免显得过于不友善。若对方看来猥琐，我就会“好好端详”对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视许久，接着从容不迫地让对方看见我的背影。极端案例中，我甚至会摆出作呕的表情，只维持几毫秒，通常对方都能看懂我的意思。
但这家伙感觉蛮有趣的，我也开始无聊了，便朝他友善地点点头。几分钟后，他穿过宾客人群走来，我把功能正常的那只耳朵对着他。
“你好，”他说（没错，确实是美国人），“我叫吉恩·哈特福德，感觉我们在别处见过。”
“很可能，”我答道，“我曾在美国待了一阵子。我叫阿瑟·克拉克。”
报出名字后，对方通常会一脸空白，有时则不然。我几乎能看见他凌厉的棕眼后方有台IBM电脑正在读取打孔卡资讯，灯光闪烁，而且访问时间之短，令我备感虚荣。
“科学作家？”
“正是。”
“这可真是太棒了，”他看来真心赞叹，“现在我知道在哪儿见过你了，你去上戴夫·加罗韦节目时，我在摄影棚遇见过你。”
（这条线索或许值得调查，但我觉得没什么用，况且“吉恩·哈特福德”感觉就是假名，念起来太顺口了。）
“所以你是电视圈的人啰？”我说，“在这里做什么呢？搜集题材，还是度假？”
他露出坦率和善的微笑，正是有所隐瞒的人特有的神情。
“噢，我只是四处看看啦。说起来，有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在你出版《太空探索》时就拜读过了。啊，想不起来那是哪年……”
“一九五二年，每月一书俱乐部的面貌从此再也不同。”
对话期间，我一直在打量他。这人感觉有些什么令我反感，我却说不出具体原因。再怎么说，对于任何读过我的书也混电视圈的人，我都愿意多为对方留些余地，姑且信之。何况，麦克和我总是在找潜在市场，四处推销我们的水底故事，好拍成电影。不过，那和哈特福德的业务完全扯不上边。
“听着，”他急切地说，“我正在筹备一个很大的电视计划，你可能会感兴趣……其实，帮我想出这个点子的正是你呢!”
听起来蛮有搞头的，我心中的贪婪系数往上跳了几个百分点。
“真高兴听你这么说。主题是什么？”
“在这里不方便说，要不我们在我住的酒店碰面吧。明天下午三点好吗？”
“让我看一下行程……没问题，可以。”
美国人到科伦坡只会选择两家酒店，我第一次就猜对是哪家。他住在拉维尼娅山旅馆。各位可能不晓得自己曾见过我们会面的地点；电影《桂河大桥》[7]故事中间有个军医院的场景，杰克·霍金斯向一位护士询问比尔·荷登在哪里。我们对那段戏特别有感情，因为背景中休养的海军军官之一是麦克扮的。若仔细看，画面最右边那个满脸胡须的侧脸就是麦克，他正在第六轮酒水账单上头签山姆·斯皮格尔的名字。根据后来的电影票房，山姆大概付得起。
长达数英里的棕榈海滩上，只有这处高地。于此，哈特福德开始对我倾诉；而我单纯想赚一笔的希望随之破灭。至于他确切的动机为何（假使他真的有明确动机），我仍没搞懂。意外地见到我，又对我抱持着扭曲的感激之情（这个部分，我更宁可不必），无疑助长了他的情绪，但看他自信满满的态势，想必是个哀怨、孤独的男子，急需肯定与友情。
而从我这儿，他两者都得不到。我向来对本尼迪克特·阿诺德[8]隐约怀有同情，若了解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他为何变节。但是阿诺德只在战时背叛美国；至于哈特福德，从未有人招降却胳膊肘往外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