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推进男女共同参画（第1页）
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推进男女共同参画？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性别平等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他们想让女性成为劳动力。
原因是少子化。在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25]下，很容易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必然短缺。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用女性劳动力来弥补这一不足。
1989年有一场总和生育率骤降的“1。57冲击”。此前，总和生育率在丙午年（1966年）曾一度下降到1。58。这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丙午年出生的女孩会克夫。信不信由你，但是这一年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大幅下降。在20世纪的日本，育龄的青年男女竟然还有这种迷信思想，实在不可思议。而在第二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正常水平，这证明了1。58的总和生育率的确是因为迷信而人为避免生育的结果。
然而，生育率在此后逐年下降，1989年降到1。57，低于战后最低的丙午年。这个数字把政商两界都吓了一跳，因此被称为“1。57冲击”（见图1-1）。
此事一出，各大经济团体[26]立即表示担忧。很快，在1991年《育儿照护休假法》获得通过。在此之前，《劳动基准法》所保障的产前、产后假期最长为14周。长达一年的育儿假期是只有部分公务员才能享有的特权。这部法律赋予了所有民营企业雇员休满一年产假的权利。
育儿假期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女性劳动者的夙愿。孩子出生后到1岁期间是哺乳期。其实，只要克服了哺乳期的难关，女性就无须辞职。但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女性为了哺乳而含泪中断职业生涯。女性劳动者早就要求制定育儿假期制度，但她们的呼声犹如石沉大海。可是，一直对女性呼声充耳不闻的经济团体突然被“1。57冲击”搞得狼狈不堪，慌里慌张地推动了《育儿照护休假法》的出台。这次冲击的强烈程度可想而知。
图1-1 历年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月报》
围绕着《育儿照护休假法》的制定，社会各界进行了各种讨论。起初，该法案仅仅保证劳动者可以休假，但休假期间完全无薪。雇主们的理由是“NoWork，NoPay”（不工作就不支薪）。育儿假期补贴少得可怜，仅相当于休假前工资的30%的福利还是从失业保险中支付的（后来增加到50%）。同时期，瑞典等福利发达的国家有提供休假前工资80%的福利的“父母保险制度”。日本福利水平之低，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虽然不是事事如意，至少有了育儿假，女性可以不用辞职了。这对女性劳动者来说依然是个好消息。只要有一年后重返职场的希望，即使是育儿期最艰难的日子，女性也能安心度过，而不会有那种前途无望的闭塞感。
另一个问题是，男性是否应当取得休育儿假的权利。雇主们认为，育儿假的目的是保证母亲在哺乳期正常休假，因此没有理由给不能喂奶的男性假期。但是，有些母亲没有母乳，也有些孩子是靠奶粉长大的。除了分娩和哺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女性能做男性却不能做的事情。因此劳方主张应当给男性以休育儿假的权利。再加上有些预测认为，即使允许男性休育儿假，也很少会有男性真正行使这一权利，故而雇主们同意在此让步。事实上，在这部法律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只有两名男性真正休过育儿假。这两位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即便是现在，日本民营企业中男性劳动者休育儿假的比例也只有2。63%（2011年）。正如雇主们预测的那样，给男性休育儿假的权利并不影响他们挣钱。
在1991年以来持续的经济衰退中，女性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最近，想要在育儿期结束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女性重返职场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早，即使当时孩子还很小。与此同时，不能进入保育所而只能排队等号的所谓“待机儿童”也在增加。
孩子的数量明明在减少，而保育所依旧不足，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因为即使孩子数量减少，如果想上班的母亲数量增加，那么对保育所的需求也会增加。幼稚园只开园半天，这样就无法满足希望上班的女性的需求。为了容纳这样的“待机儿童”，政府一直在放松相关管制。政府放宽了以往严苛的保育所设立标准，为增设提供便利，并允许企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最近还在构想一种结合了保育所和幼稚园的长时间育儿机构“儿童园”。
那么，保育所真的是“一切为了孩子”吗？幼稚园是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早教场所，而保育所是厚生劳动省管辖的福利设施，两者的设置目的完全不同。保育所是为了照顾因父母的事务而导致“无人照管儿童”的日间保育设施，重点是确保儿童安全，兼顾其饮食、睡眠等，不包括教育职能。这就是为什么保育所的入学审查仍然需要“母亲的就业证明”，这是为了证明申请人是一个本应专心照料孩子，但不得不外出工作的母亲。一直以来，被送到保育所的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这种刻板印象，像阴影一样笼罩在母亲和孩子的头顶。而相应地，幼稚园的教师则以“幼儿教育专家”的身份为荣，反对将幼稚园与保育所合并成“儿童园”。
日本保育所的开端是过去的电电公社（现在的NTT）[27]的职场托儿设施。这一设施的设置目的，本来是避免电话接线员这种宝贵的熟练工人因为孕产而离职。因此，电电公社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托儿设施，允许女性在休息时间哺乳。从这个角度看，保育所原本是确保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而儿童福利政策是次要的方面。
既想让女性工作，又想让女性生育……日本的家庭政策的管理对象已经完全从全职家庭主妇转向职场妈妈。“WLB”（WorkLifeBalance），即工作生活平衡政策，就是这种转变的象征。这是一项女性友好政策，还是一项儿童友好政策？规定“支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WLB，从其推出的目的上来讲，它是一项劳动政策，是一项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但仅仅是这些基本构想，也都根本没有实现。
未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途径，不仅要促进人口的自然增长，还要促进人口的社会增长。实现前者是提高生育率，增加孩子的数量；要实现后者是引进外国人劳动者。日本政府之所以急于推进女性就业政策，应对少子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商两界都不愿意采取后一种选择。让女性既工作又生育，就是这些官僚财阀的如意算盘。
这一盘算背后的现实是，日本女性主要从事的职业，恰恰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中移民劳动者在从事的职业。我想在本章最后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如果与移民劳动力普遍涌入的其他发达国家对照来看就会发现，日本社会的性别差异机制与其他国家的种族差异机制十分类似，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所起的作用恰好相同。
作者注
[1]罗马俱乐部（Thee）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研究全球问题的民间智库组织。《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发布于1972年的一篇报告式经济学著作，探讨了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原文中标注格式为[1]的均为作者注，见各章节末页。）
[2]1987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领导内阁进行日本国有铁道（国铁）的分割和民营化改革，将原来的国铁拆分为6个“旅客铁道会社”和1个“货物铁道会社”，并将拆分出来的经营实体全部民营化。
[3]英国在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国有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负担过重，经济活力不足，英国陷入滞胀：财政状况恶化，劳资纠纷频发，社会不满丛生……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