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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受苦的时代
同时，上述现象也是日本高不成低不就的养老福利制度的产物——一方面是其完善性，另一方面是其局限性。社会保障制度显著改变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年金制度的完善，削弱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依赖，降低了儿子的身价。如果仔细想想，年金是一个公共的代际汇款系统。本钱出在辛苦工作的青壮年男女的腰包里。年金由政府征收，汇集在年金财政的资金池中，匿名化后重新分配给老年人。这其实也就相当于孩子每个月给自己的父母汇款一次。不过年金制度和子女给自家父母汇款毕竟不同。在后者的情况下，不仅父母会在子女面前抬不起头，连从养老钱里给孙辈拿一点儿零花钱的底气都没有。
此外，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员工比例超过了个体户比例，许多老年人能够在国民年金之外领取企业支付的厚生年金。年金制度这种公共再分配制度使得父母一代在经济上独立于子女一代，从而改变了代际关系。如果有人坚持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破坏了家庭，那么肯定得从废除年金制度下手。如果说一个老人除了依赖亲生骨肉养老送终之外别无选择的话，那么晚年丧子（这里特指儿子）就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了。
如果说年金制度降低了老人对儿子给自己养老的期待的话，那么对女儿期望的上升则反映了老年人虽然有钱，但没有养老照护人手的焦虑心境。20世纪80年代就是家庭长期养老照护的严峻现实问题浮出水面并为世人所知的时代。“措置时代”[15]的公共养老服务对象仅限于贫困阶层，中产阶级是无法享受这一服务的。这个时代父母对女儿的偏爱，或许体现了日本福利制度有年金保障、无照护保障的不彻底性。
千呼万唤始出来，日本之后终于有了养老照护保险。但是女儿偏好尚未消失，说明很多老年人依然担心只有照护保险还是不够。如果养老照护保险进一步完善，使得父母一代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照料上都能够独立于子女，那么孩子的性别偏好可能就会消失了吧。尽管如此，只要还有人认为，比起儿子，养老送终是女儿的事情，那么只要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发展，父母们就依然会觉得生女儿更好。
这样一来，女儿一方面是父母教育投资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背负着父母对女儿作为“负责照护的性”的期待。我称之为女儿的“双重负担”。想来，生活在不能接受教育的时代的女儿们，只需负担后者即可。现在，女儿还必须像儿子一样回应父母收回教育投资回报的期望。
“辛苦了！”
这就是我想对当下的女儿们说的话。这是“女儿受苦的时代”的开始。
作者注
[1] 参见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画课编《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2012年3月。
[2]指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大多数日本国民自认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说法。当时，日本人口数量刚刚突破1亿，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就业稳定、国民收入持续增加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3]偏差值（偏差値）是日本考试制度中用来衡量学生成绩的指标。偏差值越高，排名越高。
[4]在日本，“现业职”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中的非权力职务类工作。类似于我国的事业编制工作。比如公务用车、公交车和轨道交通司机，环卫工人，学校职员，等等。有时也指在企业内的技术职务。
[5]日本大学中的“教养学部”是一种基于博雅教育（liberalarts）思想设置的本科专业（学部）。教养学部不设特定的学习专业，而是培养学生学习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综合学术能力。
[6]玛丽·杜鲁-贝拉（MarieDuru-Belat，1950—），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和高等教育专家、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她对教育中的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问题有深入研究。
[7]日本不同年龄女性的就业率呈现明显的“M型分布”：育龄前（15～24岁）女性就业率随年龄增长依次上升。进入婚育年龄（24～34岁）后，由于女性承担育儿照料等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就业率急剧下降。随着子女入学，女性就业率在34岁以后重新升高，到45～49岁进入第二个高峰期，随后随年龄增长依次下降。M型就业曲线反映了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具体数据可参考日本男女共同参画局每年发布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
[8]在日语中，“3K职场”指三个首字辅音为K的职场条件，即“劳动强度大”（きつい，Kitsui）、“肮脏”（汚い，Kitanai）、“危险”（危険，Kiken）的工作。
[9]“绝户”的原文是“「跡取り」のいない家”，“跡取り”即在日本家督相继制度下的继承人。日本《皇室典范》对皇位继承的规定严格遵循长子继承制，女性皇族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文中所说的“皇太子”就是平成上皇（明仁）的儿子、现在的令和天皇（德仁）。令和天皇与现在的皇后、当时的太子妃雅子只有爱子公主一个女儿，因此不能继承皇位。目前的皇位继承人是令和天皇之弟、平成天皇次子秋篠宫亲王（文仁）。秋篠宫和皇嗣妃纪子共有子女三人：长女真子公主已经与小室圭结婚，脱离皇室，成为平民。次女为佳子公主。“末子长男”就是悠仁亲王（2006年生）。按照皇室典范，悠仁亲王是仅次于其父的第二顺位皇位继承人。
[10]子守奉公（子守り奉公）是明治时代兴起的一种民间习俗。在某家人手不足时，会雇用附近其他家庭的女儿帮忙照顾孩子。一般是农民、渔民家庭的女儿到富裕家庭进行子守奉公。
[11]陈美龄（1955—），中国香港出身的流行歌手，在日本很有影响力。1987年，陈美龄在日本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工作。她曾为了给孩子哺乳，背着孩子到电视台录制节目，受到一些持保守性别观念的日本人的舆论攻击。陈美龄一气之下带着长子、身怀次子到斯坦福大学留学。1994年，陈美龄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比了东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十年后的处境，分析了美日两国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12] 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激烈，据说原因就是少子化。许多年轻的苏联士兵在阿富汗阵亡，他们的母亲们来到前线，要求苏联军队“还我儿子”。阿富汗战场以游击战为主，对于现代军队来说，重装备无用武之地，牺牲颇大。后来，当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地面战的艰难和牺牲，从苏联的经验中是可以预见的。
[13]原文是“目が点になった”，也就是“眼睛变成了点”。在日本漫画中，人的眼变成两个黑圆点，也就是所谓“豆豆眼”，是吃惊无语的表情。
[14]“婚活”是日语“结婚活动”（結婚活動）的简称，指与寻找结婚对象相关的活动，如联谊、相亲等。后文出现的“就活”是“就职活动”（就職活動）的简称，也就是与求职相关的活动。
[15]指日本实行“措置制度”的时代。措置制度是行政机关对身体、智力残疾人（或幼儿）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由于种种问题，措置制度在2003年改革为“支援费制度”。后来，支援费制度也因为福利服务的社会差距、财源等问题难以为继，于2006年被《残疾人自立支援法》（『障害者自立支援法』）的相关规定取代。该法律在2013年之后改称《残疾人综合支援法》（『障害者総合支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