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页）
保罗·厄崔迪（弗雷曼人的救世主“穆阿迪布”）就像是阿拉伯的劳伦斯（T。E。劳伦斯），后者是一位英国公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领导阿拉伯军队进行沙漠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劳伦斯运用游击战术破坏敌人的武装和通信线路，几乎成了阿拉伯人眼中的救世主式人物。这一历史事件让弗兰克·赫伯特开始考虑一种可能：一名外来者可以领导原住民武装反抗沙漠世界的腐败占领者，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他们眼中神一般的人物。
有一次，我问父亲他将自己看作故事里的哪个人物，他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是斯第尔格——弗雷曼人中那个粗犷的首领。我一直认为父亲更像是高贵可敬的雷托公爵，或是传奇英雄保罗，或是忠心耿耿的邓肯·艾达荷。经过深思，我意识到《沙丘》中的斯第尔格就如同一个美洲土著酋长——代表并保卫着历史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对星球的生态系统造成伤害。弗兰克·赫伯特正是如此，而且更胜一筹。在孩提时代，父亲认识一个声称自己是被部落驱逐的美洲土著。他名叫印第安·亨利，曾教父亲一些他们种族的传统，包括捕鱼，在丛林中识别可食用和可药用的植物，以及如何寻找红蚁和富含蛋白质的虫子来食用。
当他创造出沙漠星球厄拉科斯和包含其的整个庞大的银河帝国时，弗兰克·赫伯特让西方文明与原始文化开始了碰撞，并对后者予以了肯定。他在《沙丘》中写道：“城市表面光鲜，沙漠智慧源泉。”（后来，他在主流小说《灵魂捕手》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并赞赏古老的传统，而不是现代的方式。）就像阿拉伯高原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弗雷曼人也生存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采取了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活方式，浩瀚的沙海将他们与文明世界分开。弗雷曼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迷幻药，就像北美印第安的纳瓦霍人一样。与此同时，弗雷曼人又像是犹太人，他们受到迫害，被统治者驱赶得四处藏身，远离家乡，流落四方。犹太人与弗雷曼人都期望会有救世主出现，带领他们前往乐土。
《沙丘》中的词汇与名字来源于多种语言，包括纳瓦霍语、拉丁语、恰科博萨语（高加索地区的一种语言）、阿兹特克的纳瓦特尔方言、希腊语、波斯语、东印度语、俄语、土耳其语、芬兰语、古英语，当然，还有阿拉伯语。
在《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让沙鲑紧紧贴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一描写部分是基于我父亲幼时在华盛顿州的经历，当时他卷起裤腿，涉水进入一条小溪，让水蛭紧紧贴上他的大腿。
神一般的超级英雄穆阿迪布的传奇经历源于各种宗教主题。弗兰克·赫伯特甚至采用了亚洲的戈壁民族、西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民族以及澳大利亚内陆的土著居民的知识和传说，许多世纪以来，这些民族的人仅仅依靠极其有限的水资源生存，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水甚至都比金子贵。
巴特勒圣战，发生在《沙丘》所述故事之前的一万年，是一场反抗思维机器的战争，这些机器曾经残酷地奴役着人类。因为这个原因，计算机最终被完全禁止，正如《奥兰治天主教圣经》中所言：“汝等不应造出如人般思维的机器。”这场圣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父亲认识的几个人，包括我外公库珀·兰迪斯以及我们家的朋友拉尔夫·斯拉特里，他们都讨厌机器。
然而，圣战之后过了许久，沙丘宇宙中还是有计算机存在。随着这一系列作品慢慢展开，我们发现，贝尼·杰瑟里特保存着秘密的计算机，以便追踪她们的育种记录。另一方面，《沙丘》中的门泰特，有很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一种“人类计算机”。这种人类中的计算机的灵感很大一部分源于父亲的祖母——玛丽·斯坦利，一个肯塔基山村女人——虽然目不识丁，但她能直接凭大脑进行不可思议的数学运算。门泰特是《星际迷航》中星际战舰“企业号”大副史波克的先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弗兰克·赫伯特就已经描绘了思维机器的危险，远远早于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终结者》电影。
不可思议的是，在沙丘宇宙中并没有外星生物存在。即便最古怪的生物——变异的公会领航员——也是人类。邪恶的基因巫师——特莱拉人，以及在特莱拉人的培养箱中培养出来的死灵——也是人类。弗兰克·赫伯特想象出来的最不同寻常的人类，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女人，她们可以拥有一种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学说，他认为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一种共同的“内容和行为模式”。父亲与拉尔夫·斯特里的妻子艾琳详细讨论过这些概念，她是一位心理学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瑞士师从荣格。
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在1957年出现转折，他开始专注于把他不同寻常的经历与知识构思成伟大的小说。为了《沙丘》，他阅读了成堆的书籍，其中，他曾在某本书中读到过一段话，说生态学是一门理解因果关系的科学。这并非他的原创思想，而是艾兹拉·庞德的观点，但父亲有自己的理解，并将它转化成一种让无数人更易接受的形式。父亲以一种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视角，看到西方人让自然环境承受人类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与它和谐相处。
尽管《沙丘》的写作过程历尽艰辛，但父亲还是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他运用了一种他称为“庞大细节的技术”，从1957年到1961年，他花费了超过四年的时间作研究和准备，然后从1961年到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作了反复的修改。
不过，虽然父亲对手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同时还有编辑给他出谋划策，但在最终稿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柯瑞诺家族的皇帝沙达姆四世的年龄在小说中有些前后不一致。这是整个《沙丘》系列仅有的几处错误之一。就当时而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这些书全部是弗兰克·赫伯特用打字机写成的——超过一百万字，而没有用电脑来核对所有信息是否一致。
1961年末，在这艰巨工作的中期，父亲解雇了他的经纪人勒顿·布拉辛格姆，因为他觉得这个经纪人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也再也无法忍受纽约出版业多年来对他作品的退稿行为。几年以后，当他的新小说即将完成时，他再度与布拉辛格姆合作，并继续遭受不断退稿的折磨——超过二十次——直到奇尔顿公司收下书稿，还预付了7500美元稿费。若没有奇尔顿具有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世界文学史上将会由此少一颗璀璨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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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成年并与父亲关系紧密后，我们开始一起写作，他经常对我谈起细节的重要性，以及文字的紧凑感。作为一名心理学学生，他很了解潜意识，并经常说《沙丘》能从多种层面解读，它们潜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下。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别的还有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沙丘》是一幅由词汇、声音和影像组成的奇妙织锦画。有时他会先以诗歌来写作，然后把它扩展成长文，最后形成一种包含着最初诗句的文字。
父亲告诉我，在阅读小说时，你可以循着其中任何一个层面读下去，之后再循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读一遍。他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了一个开放的结局，他说这么做是为了让读完小说的读者仍旧心心念念想着故事中的细节，好让他们回头再看一遍。一个巧妙的伎俩，而他完美地达成了。
作为父亲的长子，我在故事中看到了家庭的影子。早些时候，我注意到《沙丘》中有一些怀念我母亲的语句，也有父亲自己的影子。当他写雷托公爵“作为父亲的身教一直以来受到忽视”时，他必定是在写他自己。这些字句对我意义深刻，因为那时我和他相处得不是很好。我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反抗着他严厉的家风。
在《沙丘》开头，保罗·厄崔迪十五岁，而这本书最初在《模拟》杂志连载时，我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我在保罗身上没看到多少自己的影子，相反，我在保罗的父亲——高贵的雷托·厄崔迪公爵——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在小说中，弗兰克·赫伯特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有许多事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人：他对那位贝尼·杰瑟里特爱妃忠贞不渝的爱情，为儿子精心设计的远大前程……”父亲晚年面对一次访谈时，曾回答过关于我创作事业的问题，他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常常在别人面前夸我，比当面夸我要多得多。在他的许多朋友看来，他是个很外向的人，但在家里他经常是恰恰相反，更愿意藏身于书房之中。他充沛的感情通常宣泄在他的书页之中，所以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时，经常觉得他在面对面和我说话。
有一次，我问父亲他的这部巨著会不会经久不衰，他谦逊地说他不知道，并说唯一有效的评论家就是时间。《沙丘》首次出版于1965年，若弗兰克·赫伯特尚还在世，他会很高兴看到世人对这部奇妙的小说的兴趣，以及它所衍生出的系列，长久以来从未有过消退。新一代的读者正捧起《沙丘》，品评着这个故事，就像他们的父辈曾经享受过的那样。
就像我们这个宇宙一样，沙丘宇宙也在扩张。弗兰克·赫伯特为这个系列写了六部小说，而我和凯文·J。安德森合著了好几部，包括《沙丘》系列惊心动魄的大结局。弗兰克·赫伯特在1986年去世时正忙于这项计划，那部书是将与《沙丘异端》和《圣殿沙丘》构成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在这些小说中，他构建了巨大的谜团，而现在，在他过世几十年后，这一大结局的谜底依然是科幻小说史上保守得最严的秘密。
当我们完成这些小说时，《沙丘》系列将会拥有无与伦比的一整套的作品集，此外还有1984年大卫·林奇导演的电影，以及两部电视短剧——《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和《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之子》——都由理查德·鲁宾斯坦制作。我们预想过未来还会有别的计划，但所有作品必须符合我父亲在他的小说中建立的高大标准。当所有的故事讲完以后，这一系列就会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终结，因为我们随时都能重新捧起《沙丘》，再次将它品读。
布莱恩·赫伯特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