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一（第2页）
斋藤分析道：“（A子）因执着而强烈地依恋父亲，意欲代替父亲，做一个男人，（略）这使她变得憎恶自己的身体，对身体产生一种近似复仇的情绪。”斋藤称之为“自我惩罚愿望”。自我惩罚，同时也就是对母亲的惩罚。“当街卖娼后，还每晚必定回到母亲和妹妹起居的家中，这是凸显母亲的社会性无能的极好方式。”
因此，“她的卖娼行为，可以视为对母亲和妹妹两人联盟的攻击。自己与亡父合为一体，本应是男人联盟，身体却成了障碍。（略）卖娼的行为，既可以欺负母亲，又能摧残自己的身体”。[佐野（真），2003b：132-133]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将一切现象都归因于家庭关系。将所有因素都还原在父亲、母亲、女儿等家庭角色的范畴之中，反而会使性别要素成为盲点（genderblind）。
斋藤将自发的卖娼解释为自我惩罚的自伤行为，这与对卖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种解释亦只停留在家庭关系之中。被父亲溺爱期待的女儿，欲求与父亲的同化，但“父亲的女儿”终究只是女儿，不是儿子。当女儿知道自己只能成为“不完整的父亲”时，便转而惩罚妨碍了与父亲同化的女性身体。这时，卖娼是一种“自罚”。相反，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则通过主动“玷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来实现对父亲的背叛和报复。这时，卖娼便成为“他罚”。可是，无论自罚还是他罚，女儿都只能通过自伤行为来达成。
“父亲的女儿”，虽然厌恶母亲的无能与依赖，但因为有一个与母亲同样的身体，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分离。女儿懂得，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建立在母亲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之上。看破母亲隐蔽欲望的女儿，冒着犯禁的危险，带着嘲讽的意味，去代理实现母亲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对母亲的报复。速水由纪子在对20世纪90年代卖娼少女的分析中，就是这样去解读背后潜藏的两代女人的性压抑。
在家庭中处于最弱者地位的女儿，其攻击并不直接指向强者父母亲。弱者的攻击，只是指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领地。相反，儿子的攻击性，通常表现为更单纯的“他罚”或对他者的伤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自己身体如同扔进阴水沟一般交给男人的越轨行为（包括卖娼在内），便可被解释为与厌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质的自伤行为。
被两种价值观割裂的女人们
在对东电女职员的理解中，导入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竞争与嫉妒”的视角的，是作家桐野夏生。她的长篇小说《异常》，有上下两卷，从事件发生四年后的2001年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前后长达一年半。对这起“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极大”的事件，女作家终于来展开想象力了，这让读者非常期待。
主人公“我”和百合子是一对混血姐妹。小一岁的妹妹百合子，拥有像西洋人一样的“怪物般的美貌”；而姐姐“我”，只有一张平庸的东洋人面孔。这部小说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容貌，表明作者很强烈地意识到美丑给女人带来的巨大差异。小说将两人设定为姐妹，这暗示着“我”与百合子互为分身。此外还有一个登场人物，即姐妹俩女校时代的同学和惠。卖娼的百合子，成为杀人事件的被害人；其后，本为一流公司职员的和惠，也被发现在卖娼，也成为杀人事件的被害人。我们可以看出，和惠直接以东电女职员为原型。故事的讲述人“我”，一边对比截然相反的百合子与和惠，同时自己也被卷入同样的命运，这使她成为“不可信赖”的讲述人。由此，读者不但能读到“我”的评述，也能交替地读到和惠与百合子的第一人称独白，从而获得对这起事件的富有临场感的多方位把握。
桐野的前著OUT，描写几位钟点工主妇杀人分尸的过程，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可是，这部试图重现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的作品，却很难说是成功的。在我看来，用“恶魔般的美貌”这种修辞来形容登场人物的容貌，作为小说就已经失败了。不仅如此，每个登场角色，如同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给定的初期条件展开行动，完全不出预料。这种写法，应称为寓言，作为小说则魅力大减。所以，虽然《异常》确为一部长篇力作，但我却有期待落空之感。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不时可见一些直接的标语口号式的语句，其中传达出作者的本意。或许，这部作品可称为一种“思辨小说”，但假如那样，实在没必要让人去读那么长的故事。
在登场人物中，与东电女职员最相似的，是和惠。
和惠毕业于以成绩优秀而闻名的名牌私立大学，是一流公司的职员。她有如下独白：
我要赢。要赢。要赢。
要得第一。要被尊敬。
要被每个人看得起。（桐野，2006：下263）
和惠的竞争意识，表现为要争第一的“第一名病”，她特别在意一位同期进公司的、东京大学毕业的女职员。这一点颇具象征性。患“第一名病”的，通常并非真正的第一，而总是第二。意识到自己既非一流亦非三流实为二流的人，内心深处的“第一名病”会更加强烈。和惠视为对手的东京大学毕业的女职员，行为举止自然得体，无懈可击，两人形成鲜明对照。
和惠从女校时代就一直为争第一而奋斗。她的自负，使她对脸蛋漂亮但学业不佳的同学百合子投以轻蔑的目光。可是，作家借讲述人“我”之口断言：“对女孩子来说，外貌能在相当程度上压倒他人。不管怎么聪明、怎么有才，那种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对漂亮的女孩子，凭头脑和才能，是绝对赢不了的。”（桐野，2006：上92）
本来，在设定为姐妹的“我”与百合子之间，“我”的败北早已注定。有一个美貌的妹妹，姐姐在家里总是被拿来与妹妹相比。在这种姐妹关系中长大，姐姐心中只有强烈的憎恨和嫉妒。讲述人“我”，成为一种“恶意的化身”，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要亲眼看到美貌的最终且彻底的败北。因为，所谓美貌，就是让男人**、由男人估价的女人价值的别名。
在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中，我谈道，女人需要具备两种价值，被女人接受的价值和被男人接受的价值，而这二者不能两立。同时，在第九章《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中，我又说道，尽管不能两立，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女人的两种价值——自己挣来的和被他人（=男人）赋予的——都是必需，仅有一种是不够的。在《异常》中，“我”和百合子升入私立名门女校，小说描写了姐妹俩在这个封闭空间里与同学之间展开的令人窒息的嫉妒和争执。和惠则作为那个集团中的一位选手登场。在名门女校，女人的两种价值，看似能实现却又不尽然，这个场所的设定十分微妙。
百合子与和惠，都是从外部升入这所名校的学生。进到一所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良家女校的外部生，不可能不对内部生抱有羡慕和怨叹。女人脱离出身阶级的办法有两个，美貌或学业。可是，即使拥有压倒他人的美貌为武器，依然无法跨越阶级的隔垣。“名流富人之妻”，是因为本来就出身于名流富人之家才成为“名流富人之妻”的。只拥有美貌资源的女人，表面看来是在利用男人（百合子从高中开始就以美貌为武器与男性朋友们一起设美人计行骗），可最终，只是被男人们彻底**，然后死掉。
另外一个武器“学业”，又如何呢？学业能决定在集团中的序列名次，只是在女校这种牧歌般的封闭空间之内。一旦走出这个女人集团一步，男人的视线便如物体的重力一般，无所不在，弥漫于整个空间。
成绩好便能上好学校，上了好学校就意味着社会性成功——这条道路只对男人有效。小说中的和惠，靠学历和父亲的人脉进了一流企业。可是，等在她前面的，是为女人准备的二流之路。在“女人专用”的指定席位上，和惠彻底地体味到作为一个职业人在事业上的挫折感；使她更受打击的，是被人侮辱“作为女人更没价值”。过着“与中年男人并无两样”的生活的她，内心比中年男人更悲惨可怜。小说中写道，她想在繁华的银座大街中心高喊：
谁来招呼我。约我。求求你们，跟我说句温柔的话。
说，说我漂亮，说我可爱。
低声地说，去喝杯咖啡吧。
约我，下次两人单独见一面吧。（桐野，2006：下275）
和惠的独白，我引用了两处。该书下卷的正文里用黑体字印刷的，也只有这两处。这种表达，包括文字和用黑体字强调的方式，实在过于直白，让人只想把脸扭开。
还有一处黑体字是这样的：
“我要赢。要赢。要赢。要得第一。
“要被人称赞是个好女人，被人说能认识那个女人真荣幸。”（桐野，2006：下277-278）
众多论者用种种话语来谈论现代女性的割裂状态，一言以蔽之，就是上面两种欲望。《均等法》之后的女人，必须取得作为个人的成功和作为女人的成功，若没将两者都实现，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成人女性。
·作者注·
[1]关于BG、OL等名称，金野美奈子的《OL的创造》一书十分详尽。
[2]198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简称。
[3]女性经济学者小泽雅子，曾任职于原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现已倒闭），根据她的证言，被分配到调查科的她的年薪，虽比同龄女性劳动者高出许多，但与进公司后不断换岗调动积累了丰富现场经验的同期男同事相比，十年间拉开的差距竟达几乎两倍。
[4]佐野的原文里用的是被害人的实名。但论述东电女职员事件时，并无必须使用实名的必要，故引文中实名之处均以“A子”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