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忠义出师表（第1页）
千秋忠义《出师表》
黄初七年六月，曹丕暴病而亡的消息传到东吴。孙权大喜过望，遂趁曹魏国丧之际，亲自率军从武昌出发，进攻曹魏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县）；同时命诸葛瑾从江陵北上，进攻襄阳。
此时，镇守江夏的是魏国大将文聘，而坐镇襄阳的则是司马懿。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一个是文武双全的重臣，所以，东吴此次出兵，基本上无机可乘，很难捞得着便宜。
风闻孙权御驾亲征，魏国的群臣倒是有些担心，便在朝会上纷纷建议，立刻出兵驰援江夏。可是，年轻的新君曹叡却颇为镇定，说：“孙权善于水战，这次之所以敢从船上下来，改为陆地进攻，是想趁我们不备罢了。现在，文聘已经据城坚守，与孙权对峙。作为进攻方，其兵力若非数倍于我，终究是不敢久留的。”
曹叡的判断没错。此次出兵，孙权并非志在必得，只是想试探一下曹魏的虚实而已——若有机可乘，就捞一些便宜；若实在没机会，也就算了，并不强求。
所以，只要曹魏方面稍有可疑动向，孙权就绝不会冒险在坚城之下久留。
稍早之前，魏国朝廷派了一个叫荀禹的御史来前线劳军。巧的是，他刚到江夏，就碰上孙权攻城。荀禹便拉来附近县城的一些兵，连同自己的随从步骑，共计一千多人，举着火把在山上窜来窜去，故布疑兵。
孙权一看，以为是魏国援兵到来，担心腹背受敌，立刻解围而去。
而进攻襄阳的诸葛瑾那一路，则被司马懿击破，部将张霸被斩杀。另外，东吴还有一支偏师，也被曹真击破于寻阳。
相比于东吴的试探性进攻，此时的诸葛亮，则有着无比坚定的北伐决心。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曹魏太和元年）三月，诸葛亮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各项战备工作后，亲率大军，向汉中进发，拉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
临行前，诸葛亮命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留守成都，代他主持丞相府工作，同时给刘禅上了一道语重心长、言辞恳切的奏疏。
这道奏疏，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出师表》（也称《前出师表》）；这篇文章，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千百年来备受后人赞誉。今全文收录于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综观此文，诸葛亮对刘备和蜀汉的忠贞之情，千载之下读之，依然令人感怀动容。全文仅六百余字，就有十三处提到“先帝”，可见在诸葛亮心中，他这一生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并竭尽全力完成“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
然而，此时的蜀汉皇帝刘禅，却不像一个可以继承乃父遗志、光大蜀汉基业的人。
从诸葛亮对刘禅不厌其烦的叮嘱和劝诫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刘禅（时年二十一岁），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表现，如公私不分、赏罚不明、亲小人远贤臣，等等。换言之，诸葛亮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位少主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帝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守成之君。
所以，倘若诸葛亮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北定中原的大业，那么当蜀汉帝国真正交到刘禅的手上时，其前途和命运恐怕就堪忧了。也许正因如此，诸葛亮才会在这道奏疏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一年，诸葛亮已经四十七岁了。虽说正当盛年，但以古人的平均寿命而论，他肯定不敢指望自己还能活很久。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在短短七年之后，便因戎马倥偬、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因此，诸葛亮才会在生命的最后这段岁月里，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近乎偏执的姿态，不惜耗尽蜀汉国力，对强大的曹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北伐。
说到底，这既是受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也是受到了“少主昏庸，国力弱小”这两大无奈现实的逼迫。
主动出击，锐意进取，或许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可若是守着益州的这一亩三分地，故步自封，苟且偷安，迟早会变成曹魏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诸葛亮别无选择。
这一点，在他于次年所上的《后出师表》的开篇，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先帝当年，正是出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考虑，才把讨伐曹魏的大业托付给臣。以先帝的睿智，估量臣的才干，当然知道让臣去北伐就是以弱敌强。然而，若不北伐，蜀汉迟早也会败亡，与其坐等败亡，不如主动去讨伐敌人。
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后人不但可以读出彪炳千秋的忠义精神，往往也能从其字里行间读出悲壮的气息。
之所以悲壮，正是因为“北伐”对诸葛亮而言，不仅是一种主动承担的使命，也是一种历史给定的、无法逃避的宿命。
得知诸葛亮大举出兵、进驻汉中，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坐不住了，立刻准备集结兵马，先发制人，对汉中发起进攻。
时任散骑常侍的近臣孙资及时劝阻了他。孙资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宜出兵的理由。
其一，当年曹操征讨汉中张鲁的时候，就曾在阳平关遭遇重挫，只是凭运气才转败为胜。后来，夏侯渊部被围，也是曹操亲率大军才救了出来。因此，曹操曾不止一次感慨道：“汉中简直就是上天为人间特设的地狱，而褒斜道则无异于一条五百里长的石洞。”可见汉中地势之险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