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之死 一个野心家的自取灭亡（第1页）
钟会之死：一个野心家的自取灭亡
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想叛乱的人并不是邓艾，而恰恰是深受司马昭倚重的心腹股肱钟会！
这一点，姜维看出来了。
姜维被迫投降后，在钟会身边待了段日子，渐渐看穿他“内有异志”，便决定助他一臂之力，发动叛乱，把水搅浑，然后再趁机兴复蜀汉。
于是，姜维便对钟会进行了试探：“我听说，自从淮南叛乱以来，阁下可谓算无遗策，晋公（司马昭）的势力逐渐强大，皆仰赖阁下之谋。如今，阁下又平定了蜀国，威德震动海内，百姓都认为你的功劳最高，君主却担心你的谋略太深，如此，又如何安身立命？何不效法陶朱公范蠡，泛舟江湖，隐藏行迹，从而保全功业和性命呢？”
姜维此言，既是在挑拨钟会跟司马昭的关系，也是在试探钟会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当然知道，钟会自视甚高、野心勃勃，绝不可能像范蠡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但钟会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姜维有必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钟会的回答是：“阁下说得太过高远了，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况且，为今之计，似乎还可以有别的办法。”
话虽然没挑明，但暗示要另立山头的意味已经相当浓厚了。姜维心领神会，便道：“其他的事，是阁下的智慧和能力足以完成的，无须老夫操什么心了。”
经过这番意味深长的交谈，姜维与钟会就成为“自己人”了，于是双方“情好欢甚，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资治通鉴·魏纪十》）。
有了姜维襄助，便足以号令原蜀汉的十万人马（即使打个对折也还有五万），再加上攻蜀的十多万大军，钟会的麾下就足足有二十多万人了。所以在钟会自己看来，他是完全有实力跟司马昭叫板的。
眼下唯一的障碍，就是邓艾了。
身为此次攻蜀的主帅，军中将领几乎都是听钟会的，于是钟会旋即与监军卫瓘、部将胡烈、师纂等人，联名向司马昭呈上密奏，声称邓艾有谋反迹象。
指控大将谋反，空口无凭是难以服众的，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比如文字证据。恰好钟会本人就是一个笔迹模仿高手，于是便命人在剑阁拦截了邓艾呈给朝廷和司马昭的奏章、书信等，改动其中词句，刻意表现出一副狂悖骄慢、自负自夸之状；同时也拦截了司马昭写给邓艾的信，经过改动，令其语气变得十分严厉，使邓艾自生疑惧。
司马昭本来就想收拾邓艾，现在又有了钟会的“全力配合”，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曹魏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司马昭以曹奂名义发出一道诏书，命钟会立刻进军成都，逮捕邓艾，以囚车押回洛阳。
就在发出这道诏书的同一天，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司马昭竟然命心腹贾充率部从斜谷道进入汉中，而他本人则亲率十万大军，并带上少帝曹奂，启程前往长安。
司马昭突然做出这么大的动作，背后显然有非同小可的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在借钟会之手除掉邓艾后，再下手除掉钟会！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司马昭，就是这只最可怕的黄雀。
事实上，对于钟会的野心，司马昭早有警觉。不，准确地说，是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早有警觉。当初钟会刚刚得到司马昭的重用时，王元姬便凭着女人特有的直觉，看出钟会此人不地道，于是对司马昭说：“钟会是个见利忘义之人，好生事端，若对他宠信太过，必定作乱，所以不可赋予重任。”
此后，司马昭对钟会便多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曹魏伐蜀前夕，即司马昭确定钟会为大军主帅后，一个叫邵悌的心腹深感忧虑，又对司马昭说：“如今派遣钟会率十多万大军伐蜀，愚以为，像钟会这样一个单身汉，没有一个儿子留下做人质，恐怕会出问题，不如换其他人出征。”
司马昭闻言，淡淡一笑，道：“你之所言，我又何尝不知？蜀国屡屡寇边，师老民疲，我今伐之，易如反掌，但众人皆说不可讨伐。人啊，一旦犹豫畏怯，则智慧和勇气便会枯竭，而强迫智勇枯竭之人出征，只是送给敌人当俘虏罢了。唯独钟会跟我意见相同，如今派钟会出征，蜀国必灭。灭蜀之后，即便如你所言，又何愁不能制服他？因为蜀国灭亡后，遗民震恐，不足以跟钟会共图大事；而我军将士都是中原人，思乡心切，必不肯追随他。钟会若敢作恶，只能自取灭族之祸。你无须担忧，但此事你要保密，切勿告诉任何人！”
从这番话便足以看出，司马昭对钟会早就洞若观火，也早就把后面要走的每一步棋都算好了。而自以为聪明的钟会，却不知道自己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任你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到头来还是在司马昭的掌握之中。
所以，司马昭命贾充出兵汉中，自己亲率大军进驻长安，目的就是随时扑灭钟会有可能发动的叛乱。当然，司马昭对外宣称，说是要做钟会的后盾，以防他制服不了邓艾。
司马昭启程之前，邵悌又劝阻说：“钟会所领部众，是邓艾的五六倍，只需一道敕令便足以收拾邓艾，又何必亲自出征？”
这个邵悌看来也不是心思缜密之人。此前他自己都劝司马昭要防范钟会，现在司马昭此举就是为了对付钟会，他却反倒以为目标是邓艾。
司马昭只好耐心解释道：“你忘了以前说的话了吗？怎么又不让我亲自出征了？这事你知我知，切记不可泄露。我的原则自然是以诚信待人，但别人却不能利用这一点有负于我。如果别人没问题，我又岂会先怀疑别人有诈？日前贾充曾问我：‘是不是怀疑钟会？’我答说：‘如今派你出征，难道是我又怀疑你了吗？’贾充也无法反驳我的话。等我到了长安，所有事情自会解决。”
司马昭的心机和口才，实在深得乃父司马懿之真传。从他的转述可以看出，贾充那句问话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因为贾充虽然也是司马昭的心腹，但“对付钟会”这件事他并不知情，纯属司马昭和邵悌两人的密谋。如今贾充只是有所怀疑，便忍不住提了出来。
这就挺难办了。如果司马昭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与钟会同为心腹的贾充，难免会生出唇亡齿寒的忧惧，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钟会；而如果给出否定的回答，又很难打消贾充的疑虑，且会让贾充觉得领导不信任他，不跟他说实话。
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司马昭给出了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回答，也就是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通过反问暗示贾充——如果钟会心存不轨，我自然有理由怀疑他；而如果你跟钟会不一样，那你又何必担心？
如此，既显得作为领导的司马昭非常坦然，无须遮遮掩掩，又对贾充起到了半是勖勉半是敲打的作用，足以让贾充在不改忠诚的同时又心生惕厉，堪称极为高明的领导话术。
从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到此次对付邓艾和钟会，其掌控全局的能力，以及过人的心机和谋略，无不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天下，要论心术、论权谋、论领导艺术、论政治智慧，司马昭若称第二，恐怕无人敢称第一。
正如东汉末年时，在这些方面，也无人能出曹操其右一样。
所以，公平地讲，司马家族最终能够篡夺曹魏江山，建立晋朝天下，终究还是凭自己的实力，以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兄弟接力棒式的持续努力，又岂是后人一句轻飘飘的“欺他孤儿寡妇”所能概括的？
钟会虽然拿到了逮捕邓艾的诏令，但邓艾会不会就此伏诛，他并无把握。万一邓艾不死，日后又咸鱼翻身的话，势必会报复他。所以，钟会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须有十足的把握将邓艾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