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国的转折点走向昏聩 孙权的特务统治（第1页）
第三章三国的转折点--走向昏聩：孙权的特务统治
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会引用《诗经·大雅·**》中的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这话的意思是：做事往往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坚持到底、善始善终的。
历史上有不少帝王，都难逃这条人性的铁律。比如齐桓公小白，还有唐玄宗李隆基，都属于年轻时励精图治，老来昏庸误国的典型。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晚年都不可避免地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或服食丹药、追求长生，或大兴土木、耽于逸乐，或独断专行、滥杀无辜，或任用奸佞、残害忠良……
令人遗憾的是，被曹操誉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似乎也可以归入此列。
孙权从英明睿智走向昏聩猜忌，差不多与曹叡渐趋奢靡同步。
东吴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曹魏景初二年），即司马懿平定辽东的这一年，孙权五十七岁，虽说还不太老，却已在东吴之主的宝座上坐了整整三十八年。
当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太久，就会出现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由于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掌权者心中会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另一方面，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尤其是接近老年，脑力、体能等各方面都在逐步退化，所以掌权者心中又会生出一种权力被削弱（或被窃取）的恐惧。
这二者相互叠加，自然就会催生出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政治毒瘤——特务统治。
因为掌握最高权力，所以皇帝认为自己有权知道所有臣民的所思所想和一举一动；也因为害怕失去权力，总担心有刁民想害朕，所以皇帝就有必要通过一个无孔不入的特务机构，去打探和监测所有臣民的一举一动，甚至所思所想。
在汉武帝和唐朝武则天的时代，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被称为酷吏。这个特务机构，在宋代叫皇城司；在明代，叫锦衣卫、东厂、西厂；在清代前期，叫粘杆处。
而在此刻的东吴，孙权则任命了一个叫吕壹的人，担任“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
吕壹的本职是中书郎，即掌握宫中机要的皇帝近臣，职能跟曹魏的刘放、孙资相同。如今，孙权又给了吕壹这个新的职务，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监察文武百官及各州郡官员的。可想而知，这是一项不受任何人监督制约，却可以监督制约任何人的权力。
当然，皇帝除外。
所以，从吕壹担任这项职务的那一刻起，东吴的所有臣民就开始瑟瑟发抖、人人自危了。
史称，吕壹就任后，“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资治通鉴·魏纪六》）。就是说，吕壹一上任就开始作威作福，利用法律条文，巧妙罗织罪名，排挤陷害无辜之人，诋毁中伤朝廷大臣，事无巨细，都要向孙权报告。
太子孙登看不下去，屡屡向孙权劝谏，可孙权根本不听。文武百官一看连太子都拿吕壹没辙，也都只好结舌钳口，默默祈祷别被这个特务盯上。
然而，总有人会被盯上。
第一个倒霉的人是前江夏太守刁嘉。
吕壹指控他在私下聚会时诽谤朝政，孙权大怒，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刁嘉扔进了监狱。参与聚会的官员全都遭到传讯，众人慑于吕壹**威，被迫承认刁嘉确实说过那种话。在被传讯的人中，只有一个叫是仪的侍中矢口否认。
吕壹遂一连多日对是仪进行了严厉盘问。同时，孙权也连下多道诏书过问此事，分明已经对是仪动了杀机。于是，满朝文武都吓得噤若寒蝉，没人敢替是仪和刁嘉说话。
面对皇帝的诏书责问，是仪自始至终只有一句回答：“今日刀锯已在臣的脖颈，臣怎么敢再为刁嘉隐瞒，自找灭门之祸，成为不忠之鬼呢？臣只是把自己知道的，原原本本，据实回答而已。”
不管吕壹如何软硬兼施，也不管皇帝怎么威胁，是仪就是梗着脖子不改口供。
所幸，孙权还有一定的理智，眼看证据链不够完整，终于还是做了让步，把刁嘉和是仪都给放了，没有滥杀无辜。
虽然此事有惊无险，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已相当严重。倘若让吕壹继续这么祸乱社稷，东吴迟早有一天会离心离德。时任上大将军的重臣陆逊和太常潘濬每当言及此事，无不忧心忡忡，乃至怆然涕下。
可是，还没等他们想出办法对付吕壹，第二个倒霉的人又出现了。
这回可不是像刁嘉那样无足轻重的离休官员了，而是堂堂东吴帝国的丞相顾雍。
吕壹向孙权检举揭发了顾雍的种种过失。具体什么过失史书无载，想必就是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而且肯定触犯了皇帝的忌讳。
孙权闻言大怒，遂将顾雍怒斥了一顿。
眼看顾雍有被罢相的危险，正直的朝臣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但是，直接向皇帝进谏肯定没什么用，贸然跟吕壹硬碰硬也不是明智之举。为此，黄门侍郎谢厷不得不想了一招“曲线救国”，登门前去拜会吕壹。
谢厷问吕壹：“顾公之事，现在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