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权臣当道合肥惨败 致命的自负（第1页）
第五章权臣当道--合肥惨败：致命的自负
东兴大捷一举成就了诸葛恪的功勋和威名，也迅速催生了他的自负和轻敌之心。
东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曹魏嘉平五年）二月，刚刚带着大军得胜还朝的诸葛恪，几乎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在朝会上宣布——准备再度出兵，主动进攻曹魏。
满朝文武都被这个决定搞蒙了，纷纷劝阻——打一场仗要耗费多少人财物力，你诸葛太傅又不是不知道，哪有刚一凯旋就又要出征的？怎么着也得让将士和百姓们缓一缓，休养个一年半载吧？
可是，踌躇满志的诸葛恪一概不听。
中散大夫蒋延据理力争，被诸葛恪命人给架了出去。众大臣虽然心里不服，但也不敢再吭声了。
事后，为了说服朝野、表明心志，诸葛恪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大有效仿他叔叔诸葛亮写《出师表》的味道：
“但凡敌对的国家欲互相吞并，就跟仇人都想铲除对方一样。若任由敌人力量增长，大祸就算不落到我们头上，也一定会落到后代头上，不可不深谋远虑。从前，秦国不过占有关西一隅之地，尚且可以吞并六国；如今，曹魏的土地比秦国多了数倍，而我们吴国与蜀国加在一起，也不及当初六国的一半。我们之所以到如今还能与其对抗，只因曹操时代的士众到如今已死亡殆尽，而新生代还没有培养出来，这正是敌人青黄不接之时。
“此外，司马懿之前诛杀王淩，紧接着自己突然毙命，其子幼弱却独当大任，虽然有智谋之士辅佐，却未能让他们施展才干。如今我们征伐曹魏，正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圣人最注重的就是把握时机，而今天，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怀着苟且偷安的心理，以为长江天险可以永远保护我们，不去想曹魏现在虽弱可将来有可能变得强大，这正是让我长叹息的地方啊！现在有人认为，我国的百姓还很贫困，打算让他们休养生息，这是不考虑大的危机而只顾及小的痛苦。从前，汉高祖刘邦据有三秦之地后，为何不闭关守险，自寻快乐，反而倾巢而出，进攻西楚呢？以致身披创伤，连甲胄都生出了虱子，将士们更是厌倦作战、困顿愁苦，难道是他喜欢打仗而不喜欢安宁吗？这不过是刘邦深知，他跟项羽不可能长久并存罢了。
“我每当想起东汉初年，谋士荆邯劝割据成都的公孙述积极进取，以及拜读我叔父（诸葛亮）讨伐敌人的奏表，未尝不喟然叹息啊！我夙夜不眠，辗转反侧，所思所虑正是如此，故而大略表达我的想法，但愿得到二三君子理解。若我一旦战败身死，志向不能完成，也希望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忧虑，让后人有所思考。”
综观诸葛恪这篇自明心志的文章，其锐意进取、居安思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佩，可问题是——他对曹魏的判断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错得离谱。
他说曹魏的人才青黄不接，可东吴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经过孙权晚年的几番折腾之后，东吴的人才断层其实比曹魏严重得多。如今的曹魏虽说没有了曹氏、夏侯氏、五子良将那帮牛人，但至少在西线还有郭淮、陈泰、邓艾等，在东线还有王昶、毌丘俭、诸葛诞等。这些将领人人可以独当一面，而且基本都处于中年时期，正是经验和精力搭配得恰到好处的阶段，怎么能说曹魏“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呢？
反观东吴，不要说周瑜、吕蒙、甘宁、黄盖、凌统等名将早已作古，就算陆逊、诸葛瑾、朱桓、步骘、朱然、潘璋、全琮、朱据等孙权称帝后的这批中坚力量，也已无一在世。如今的东吴，老一辈大将都不在了，像吕岱这样九十多岁的老将可谓硕果仅存，但已不能指望他再上沙场；而像诸葛恪、朱绩、吕据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中生代，已是屈指可数；至于说陆抗、丁奉等青年将领，确实都有名将潜质，但眼下刚刚崭露头角，最终能否成长为国之柱石，还有待历练，更有待时间验证。
所以，真正青黄不接、人才凋零的，其实是东吴自己。
此外，诸葛恪说司马懿死后，“其子幼弱”，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如今接掌曹魏大权的司马师，时年四十六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且只比诸葛恪小五岁，完全是同辈人，何来“幼弱”之说？
既然基本判断都出了问题，那么建立其上的结论当然就不靠谱了。因此，诸葛恪一再强调眼下时机已经成熟，分明就是为出兵强行制造理由，属于先开枪后画靶，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
然而，如今的诸葛恪已是地地道道的权臣，在东吴可谓说一不二，还有谁敢劝他呢？
时任丹阳太守的聂友跟诸葛恪一向关系很铁，便站在朋友的角度写信劝他，说东兴之战在一天内便取得“非常之功”，这固然是你领导有方且将士用命，但也有赖于“宗庙神灵社稷之福”，即暗示他这个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最好是养精蓄锐，静观时变，不宜大举出兵。
诸葛恪见信后，颇为不悦，就在自己那篇宏文后面附了一句话，然后将文章送给了聂友。他附的那句话是：“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三国志·诸葛恪传》）
足下虽然懂得一般的道理，但不懂国之大事。好好研读一下我这篇文章，你就可以开悟了。
权臣就是权臣，一句话，就把老朋友的脸面撕了。其居高临下、骄矜自负之状，可谓溢于言表。
百官不敢劝，朋友劝不动，最后还有资格和勇气出面的，就只有同为顾命大臣的滕胤了。
他对诸葛恪说：“阁下所受的是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入则安邦定国，出则摧毁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吴国万千百姓，都希望蒙受阁下恩泽，得以休养生息。如今，百姓和将士刚刚经历差役和征战，又要大举出征，可民众疲敝，财力衰竭，且敌人已有防备，若出兵后攻城不克，野外劫掠又不获，那就葬送了前面的功劳，招来无穷的后患啊！不如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况且，战争是大事，必须依靠团队共同完成，假如众人内心不悦，只靠阁下一个人如何办到？”
诸葛恪闻言，用一种十分失望的语气道：“所有人都说不能出征，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我的谋略，怀有苟且偷安之心。没想到，连你都这么认为，那我还能指望谁？现在魏国的形势明摆着：曹芳暗弱，而政在私门，他们的臣民，早已离心离德。如今，我依靠国家的力量，凭借胜仗的余威，则何往而不克呢？！”
这一年三月，即东兴之战得胜还朝后仅仅一个月，诸葛恪就发起了一场东吴历史，乃至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北伐——整整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决定与曹魏一决雌雄！
二十万人，对吴国是什么概念？
据《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若干年后，当西晋大将王濬攻灭吴国，“收其图籍”时发现，吴国编制在册的总人口是二百三十万人（与《通典》所载赤乌五年统计数字同），总兵力是二十三万人。
也就是说，整个吴国中后期，其人口总量大致没什么变化，那么可以推知，眼下吴国的总兵力，大致也就是人口的十分之一（魏、蜀、吴三国人口与兵力比基本都是十比一左右），即二十三万左右。
从二十三万兵力中抽出二十万人，这几乎就是倾巢而出、孤注一掷了，足见此时的诸葛恪有多么自信满满、志在必得。
诸葛恪任命滕胤为都下督（首都卫戍司令），统御后方留守部队，然后于四月率二十万大军出征，进攻魏国的淮南郡（治今安徽寿县）。
由于出动的兵力太多，吴军的后勤人员明显不够用，便在淮南四处抓壮丁，驱赶掳掠魏国百姓。但抓了几天，效果却不理想。诸将便建议诸葛恪说：“我军深入敌境，附近的百姓必然逃跑一空，恐怕后勤都要由我们部队自己负担，这样战斗力就削弱了，不如就围攻合肥新城一处。敌人一旦被围，援兵必至，我军就能伺机与之决战。”
诸葛恪觉得有道理，旋即放弃淮南，挥师南下，将合肥新城团团包围……
就在东吴大举伐魏的同时，蜀汉的姜维也在西线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不同于此前每次出兵都“不过万人”，这回姜维足足带了“数万人”，从石营（今甘肃西河县）出击，包围了魏国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
姜维此次兵力大增，并非上司费祎突然回心转意，而是费祎突然遇刺身亡了。
刺杀费祎的人，名叫郭循，是一个魏国降将。
他是姜维几年前攻打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市）时收降的。此人在魏国只是一名中郎将，可降蜀后，蜀汉朝廷却待之甚厚，一来便任命他为左将军。刘备当年打江山时，也不过是这个职位而已。按理说，郭循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可恰恰相反，这家伙本来便不是真心归降，可谓“身在汉营心在曹”，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刺杀刘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