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奇谋与西出祁山（第1页）
“子午奇谋”与“西出祁山”
蜀汉北伐曹魏，首要目标就是关陇地区，即关中和陇右（也称陇西）。
从汉中进攻关陇，主要有东、中、西三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
东路，从子午道穿越秦岭，可直趋长安。子午道开辟于秦末汉初，历来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当年刘邦在鸿门宴后，被迫由灞上到汉中就汉王位，走的就是子午道。三国时期的子午道，全长一千余里，其中八百里以上穿行在山间，而其核心路段“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地势尤其险峻，道路异常崎岖。相比于其他两条路线，这条路最难走，危险程度最高，但若出奇兵，可直接威胁关中重镇长安。
中路，走斜谷道，可进攻郿县。这里有两条河流，一条叫褒水，向南流入汉水；一条叫斜水，向北流入渭水。利用两条河谷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斜谷道，又名褒斜道。这条路虽然同样要穿越秦岭，但比子午道好走一些，所以在秦汉时期，由汉中向关中和长安运送物资，大多取此路，不取子午道。
西路，出阳平关，再出祁山，可进攻陇右。《三国演义》中所谓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说的便是这条路。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有“地扼蜀陇咽喉，势控攻守要冲”之称。相对于子午道和斜谷道，这条路要好走得多，既相对安全，又有利于后勤运输；但其缺点有二：一是绕了远路，二是只能威胁曹魏的西北边陲，离关中和长安太远，不足以对曹魏造成强有力的打击。
开战前，诸葛亮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要就是商议进军路线和相应的作战方案。时任丞相司马的魏延就是在这时候，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子午谷奇谋”，即出动一支精锐，走最危险的子午道，出其不意，直取长安。
魏延之所以敢提出如此冒险的计划，首先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其次是对敌人有充分的了解。
此时，镇守长安的是曹魏的安西将军夏侯楙。
此人来头很大。他既是曹魏名将、开国功臣夏侯惇之子，又是曹操的女婿，娶了曹操之女清河公主，而且是文帝曹丕的发小，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曹丕刚一即位，就把镇守长安和关中的重任交给了他。
然而，来头大不等于本事大。这个夏侯楙，其实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就是军事上一窍不通，却很善于经营家业。说白了，就是爱钱，也很会搞钱。除了贪财，夏侯楙还很好色，家里侍妾成群，所以跟清河公主的夫妻关系非常糟糕。
曹魏派这么一个毫无武略又贪财好色的家伙来镇守长安，对蜀汉而言不正是天赐良机吗？
因此，魏延便大胆地向诸葛亮提出了建议，说：“夏侯楙胆怯无谋，若给我精兵五千，带足五千人的口粮，从褒中（治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发，沿秦岭东行，从子午道一路向北，不出十日，便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看我兵临城下，必定弃城而逃。到时候，长安就剩下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等一帮文官，不足为虑。至于粮秣给养，一部分取自长安军粮，一部分取自百姓，足以解决。魏国若想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来天，而丞相亲率主力出斜谷道，可赶在魏国援军之前抵达。如此，则咸阳以西之地，便可一举平定。”
魏延摩拳擦掌，信心十足，可诸葛亮听完后，却当头给他浇下了一盆凉水，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
诸葛亮认为，此计太过凶险，不如西出祁山，从相对平坦的大路进军，以常规作战方式扫平陇右，这才是可保无虞的万全之策。
众所周知，诸葛亮一生谨慎，所以他的这个战略计划，也是出于安全和审慎的考虑，与魏延的冒险奇袭之计，恰成鲜明对照。
那么，魏延的“子午奇谋”与诸葛亮的“西出祁山”，究竟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呢？
这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迄今为止，支持魏延与支持诸葛亮的两派观点仍旧针锋相对，吵得不亦乐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魏延的人认为，基于“蜀弱魏强”的客观事实，蜀汉要伐魏，就必须行险出奇，打闪电战，一举夺取长安，据有关中。由于关中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关东与陇西之间，且长安本是西汉都城，又是东汉和曹魏时期的陪都，其政治意义非同寻常，一旦拿下长安和关中，既能斩断曹魏中央与陇西的联系，又能极大地振奋蜀汉的人心和士气，所以“子午奇谋”绝对是北伐的上上之策，可媲美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却被诸葛亮弃之不用，实在可惜。
由此，持该观点的人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诸葛亮固然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军事方面的才干却十分有限，谨慎有余而胆略不足，用兵只知“以正合”，不知“以奇胜”，以致一生中五次北伐都劳师无功，始终打不到曹魏的要害，只是徒然消耗蜀汉的国力而已。
支持诸葛亮的人则认为，子午谷一向被称为“死亡之谷”，其险峻程度超乎想象，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即便魏延顺利通过，拿下长安，但此时的长安历经多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蜀军的粮秣给养一定会出问题。魏延想在无险可守的关中平原以战养战，难度太大；且曹魏的关东援军一旦反扑，其进军速度一定会比诸葛亮走斜谷道快得多，所以魏延凶多吉少。总之，“子午奇谋”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是冒险，甚至可以说是荒诞。
反观诸葛亮的“西出祁山”，从战术层面上讲，进可攻，退可守，且路途虽远，但后勤运输更为便利，是既稳妥又可行的计划。若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讲，则“西出祁山”几乎可以说是蜀汉集团多年规划的大战略。早在二十多年前，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已提出，蜀汉的整体战略便是“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如今，除了“西和诸戎”这一项，其他战略目标基本都已达成。而诸葛亮所说的“诸戎”，指的就是陇右一带的羌人和胡人。由此可见，西出祁山，扫平陇右，其实是蜀汉集团早就确定的战略方向，也是势在必行的重大战略步骤，绝非诸葛亮的权宜之计或一时兴起的产物，更不能用“谨慎有余，胆略不足”来概括和评价。
总之，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蜀汉的国力弱于曹魏，才应该以“蚕食”之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陇西为北伐基地，由西向东渐次推进，而不能贸然出兵长安，企图一口吞掉关中。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不能因为魏延之策没有被采纳，就认为一旦实行定有奇效，就只盯着“子午奇谋”的各种亮点而无视诸多不利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忠义形象而“为尊者讳”，一意替他的北伐战略辩护，而不去分析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对诸葛亮本身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历史上，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是失败了，我们固然可以探讨其失败的原因，也不妨追究他的决策失误和个人缺点，但不能据此认定，魏延的战略就一定能成功。同理，虽然历史上从未有人能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魏延就一定不能。
结论好下，可出于假设的结论意义不大。对于历史上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这个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固然可以争论、辨析，也可以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但所有的争论和辨析，只是为了尽量廓清历史迷雾、厘清逻辑谬误，同时尽可能地从更为宽广的维度去接近历史真相。倘若立场和观点先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这么做非但不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有可能窄化我们解读历史的视野。
因此，在关于蜀汉北伐战略这一千古争讼的问题上，我并不打算选边站队、拥护哪一方的观点。说到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容易的，可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