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2（第1页）
第十七章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2）
永历朝廷既是这样无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晋、陕义军。姜瓖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74]，由佟养量接任。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75]。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76]。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到1649年（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担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离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做了一番解释，说：“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77]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78]。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79]。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在这前后，征西大将军和硕亲王满达海军攻克朔州、马邑等处，明宁武总兵刘伟等投降。定西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军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等处。陕西总督孟乔芳和户部侍郎额色带领满汉兵渡过黄河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等处，义军首领白璋在荣河阵亡[80]。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81]。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吕梁市离石区）绅士唯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82]。十月初四日，满达海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县；初十日占领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长治市）[83]。十一月，博洛率领镇国公韩岱、固山额真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在泽州（今晋城）击败反清义师，义军部院陈杜、监军道何守忠、守将张斗光等被擒杀[84]。这时，山西大势已定，多尔衮才决定诸王统军回京，只留下多罗郡王瓦克达继续清剿山西未平各地[85]。十二月，陕西清军吴三桂、李国翰部击败榆林义军，杀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首领人物。吴三桂平定该地后，分兵渡河进攻山西偏关，义军总兵贺国柱见大势已去，为清军充当内应，义军总督万练自焚而死[86]。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祯朝和清顺治初年的大学士，平陆人原明朝宁夏巡抚李虞夔都积极参加了反清运动。李建泰在晋陕复明斗争中，大约和姜曰广在江西金声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说“姜瓖起兵，又召为相”[87]，详细情况已经难以查考。只知道他不仅在家乡曲沃一带组织抗清，还曾经亲笔写信策动翼城等县乡绅共襄义举[88]。后来，在太平县扼守二十多天，无援出降，被清廷处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永宁县龙沟山林内潜藏，1650年（顺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缉获遇害[89]。晋、陕反清复明运动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这正是清廷难于对付他们的主要原因。
山西、陕西等地的大规模反清复明运动坚持了一年之久，终于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扑灭。尽管由于所见史料的限制，很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的全貌和组织情况叙述清楚，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北方汉族百姓为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而展开的殊死斗争是何等惊心动魄，丝毫不逊于南方[90]。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老弱，表现的野蛮残酷令人发指。清代官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一页页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以后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题请销结案件[91]。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如浑源州原额地（指明代册额）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大同共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92]。《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93]《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94]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倍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康熙《静乐县志》记：“甲申（1644）逆闯设伪官第五浪，民无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为甚。”[95]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摘录如下：
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96]
这个发生在汾阳的故事真切具体地证明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纪律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两个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二者相较，何啻天渊。尽管作者把明清之际汾阳发生的变故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节妇”，还是要感谢他无意之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给那些为多尔衮之流评功摆好的卑琐文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山西大规模的反清运动被清军镇压下去之后，剩下的复明势力仍然利用险峻山区坚持斗争。如从运城地区突围出来的虞胤率领残部进入华山，自称陕西总统。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虞胤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后由陕西秘密返回山西阳城、沁源山中联络各地抗清武装[97]。姜瓖的部将牛光天进入太行山区，自称山西总统[98]。高鼎等人则盘踞于五台山。直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他们不仅互相串联，“联络各处贼头”，还派使者前往湖广均州郝永忠营中领取永历朝廷印札，“商议联络内外兵马”，并且由郝营派人引导赴云贵同永历政权直接联系[99]。次年（1656，永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官衔深入敌后组织抗清斗争[100]。1658年（顺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隶长垣（今属河南省）被保定巡抚派兵擒获[101]，这已经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后了。
第三节王永强等在陕北起兵反清
王永强，陕西吴堡县人[102]，姜瓖在大同举兵反清时，他任延安营参将，“与瓖通谋”。清延绥巡抚王正志、延绥总兵沈文华调他带领马兵赴神木、府谷等处防河，永强趁机在1649年（顺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占领榆林，杀王正志、沈文华和靖远道夏时芳，“自称招抚大将军”[103]。随即引兵南下，二十一日会同留守延安的王永镇占领该城。三月初九日，王永强亲到延安，杀清知府宋从心[104]。同时起义的有神木县人高友才[105]。义军声势大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接管了陕北十九个州县[106]，在这一地区委任了巡抚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员。王永强还曾派出一部分兵马渡过黄河支援山西的抗清斗争。这样，秦、晋两省复明势力连成了一片，使清廷在北方的统治受到重大威胁。
清廷见陕北的反清浪潮迅速扩大，满洲八旗主力又被牵制在山西，于是命令屯驻于汉中地区的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部负责镇压王永强。三月十三日吴三桂、李国翰会同汉羌总兵张天福、兴安镇游击盛嘉定各路兵马赶到咸阳，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驻防西安满军首领吏部侍郎喀喀木亲往咸阳会商进剿事宜，决定兵分三路，一由黄龙山，一由澄城县，一由同官县，预定在洛州、鄜州（今富县）地区截剿[107]。谁知王永强兵进展迅速，三月二十一日即已到达蒲城，除派出部分兵马入城防守外，王军主力西进，有进攻西安的意图。这时吴三桂等已北行至宜君，得到消息连夜赶回富平县。二十三日，双方相遇于流曲镇以北美原。王永强列阵大战，因兵力不敌，被清军击败[108]，王永强阵亡[109]。清军乘胜移攻蒲城，城中居民固守，到四月初五日被清军攻破，“遂屠之，杀戮万余人，匕筋无遗”[110]。
同王永强一道起兵的神木人高友才部在王永强南下时仍据守府谷。顺治六年八月，吴三桂领兵包围府谷，直到次年十一月，县城才被攻克，高友才投河自尽[111]。
第四节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抗清运动
1648年（顺治五年）三月，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112]、丁国栋等发动反清起义[113]，连克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肃州（今酒泉），清朝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凉州副总兵毛镔、肃州副总兵潘云腾、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都被擒杀。接着引兵东进，攻破兰州，杀同知赵冲学、知县赵翀；连克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附近）、岷州（今岷县），围攻巩昌府（府治在今甘肃陇西），义军声势大振。清“庄浪道范芝失印、失城，潜藏山穴”，肃州道等官下落不明[114]。清政府在甘肃的统治几乎全部瓦解。义军乘胜南下青海，进攻大通，“威胁湟中”（今西宁市），被清军击退[115]。参加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运动的回族百姓很多，史载“临洮、兰、岷、洮、河诸回皆叛应，连陷郡邑”[116]，反映了甘肃等地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米喇印、丁国栋起兵的时候，“拥立伪延长王朱识，煽惑人心”[117]；尽管朱识不久就被清军擒杀，却表明甘肃的反清运动也是以恢复明朝为号召的。从清方奏报文书中还可以看出参加米喇印、丁国栋起义的有不少汉族百姓，因此，不能归结为单纯的回民起义，而是全国抗清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廷得报后，在这年（1648）四月派固山贝子吞齐（即屯齐）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韩岱（即汉岱）领兵前往甘肃征剿[118]。陕西总督孟乔芳“恐道远劳师糜饷，密疏止之”[119]，吞齐、韩岱的军队后来留在山西大同归英亲王阿济格指挥[120]。孟乔芳调部将马宁与驻防西安满军户部侍郎额塞（即额色）统兵进剿。闰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攻克洮州。二十四日，满、汉兵会集兰州，大举攻城；义军战败，米喇印、丁国栋“率败残人马焚桥西遁”，兰州失守[121]。清军乘胜追击，五月二十七日追及于水泉（约为今甘肃永昌西之水泉子），米喇印领兵迎战，不幸遇难[122]。余众在丁国栋、黑承印率领下退往甘州、肃州。八月，清署甘肃总兵张勇、副将马宁等包围甘州，相持至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清兵攻占甘州[123]，丁国栋等扼守肃州。不久，肃州也被张勇、马宁等部攻破，丁国栋、黑承印等人都被擒杀[124]。震惊关陇的回族首领发动的反清起义遂告失败。
[1]《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二八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
[2]阎尔梅《阎古古文集》附张相文撰《阎古古年谱》。
[3]乾隆二十三年《高苑县志》卷十《灾祥》。顺治四年六月兵部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二页。
[4]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卷十《灾祥》。
[5]顺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张儒秀“为塘报长山县被贼失陷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9号。
[6]孙之獬领先剃发确有其事，顺治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摄政王多尔衮面前展开一场竞争时，就曾提到“孙之獬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7]顺治四年九月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二二页；同伴影印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122号。参见顺治四年九月初二日兵部尚书阿哈尼堪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95号。“种发”事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辫发》条。
[8]《顾亭林诗集汇注》卷一。按，此书解题云“是年九月，丁可泽勾引谢迁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误，当为六月。
[9]乾隆八年《淄川县志》卷三《兵事》。
[10]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杂志》；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纪》。按光绪《濮州志·兵事》写作曹县土寇张七、任复性。任复性大概就是任七。
[11]据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卷二十《杂志》，李化鲸，号仁宇，城武县人，明末曾任地方捕快，顺治初年被清山东地方官员委任军职，以合法身份掌握了一小支武装。
[12]顺治五年十月刑部尚书吴达海等题本稿残件，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九八至七○○页。
[13]前引康熙十三年《曹州志》记，李化鲸招纳亡命，“纠党谋逆，求得宗姓者拥戴之，伪称公侯。于是年秋七月令其党先举兵反，陷曹县、定陶及城武，次攻曹州，化鲸为内应，杀宪使黄，劫州库。居三日，分其党北攻濮，东攻巨野，而自率大众西攻东明，皆弗克。旋为大兵破，走据曹邑。筑长围困之。城溃，党与皆尽屠戮，执化鲸俘京师，伏诛”。参见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咸丰《大名府志》卷四《年纪》。
[14]顺治五年十一月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九五至六九七页。
[15]《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16]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纪》。
[17]乾隆十年《铜山县志》卷十一，艺文。
[18]咸丰九年《武定府志》卷三十四，艺文，《海丰县令杜民祚传》。
[19]道光十一年《冠县志》卷十《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