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第1页）

第十九章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一节　楚党和吴党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按钱秉镫的说法：“先是，朝士有东西之分，自东粤来者，以反正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剃以嗤东人。而东、西又各自为镇。久之，遂分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张孝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也；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粤东之郭之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陕西刘湘客、杭州金堡既与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门者，大半归楚。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摇人耳目耳。”其他人则“浮沉吴、楚之间，或无所依附”[1]。这种描述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所谓“吴局”“楚局”经历了一个对立、分化、转合的过程。广东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广西南浔军阀陈邦傅之间的矛盾；李成栋反正以后，开初是未曾降清的扈从诸臣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之间的矛盾。由于李成栋反清归明，永历朝廷管辖区骤然扩大到广东全省以上，永历帝也移跸肇庆，进入李成栋父子的控制区。朝廷为取悦成栋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节”[2]。甚至讳言是否曾经剃头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称两鬓完（原注：时禁自陈保发归朝之语）”。[3]以忠贞不贰、扈驾有功自命的官僚对此颇有意见，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竭力反对永历帝移驻广东，就是担心朝廷权力落入“东勋”手里。朱由榔迁至广东肇庆之后，瞿式耜愤愤不平，在1649年（永历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说：“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东、西，通何督师之气脉；亦为东边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发之人，全不顾朝纲清议，太看不得。与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终日争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犹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4]可见，瞿式耜原先对李成栋集团的得势耿耿于怀，不久，何腾蛟兵败身死，马吉翔又极力拉拢李成栋，瞿式耜力单势孤，才通过袁彭年、刘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来归的“东勋”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马吉翔、陈邦傅等原广西实权人物。争夺朝廷权力的格局错综复杂，“吴”“楚”的概念本来很不准确，既不是以同乡亲友联结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随驾（即曾否降清剃发）划分。

如果仔细剖析一下所谓吴、楚党争，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勋镇（带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简单一点说，主要是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傅同广东军阀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之间为争夺朝廷权力的斗争。瞿式耜是江苏常熟人，按地域观念应该算是吴人，为什么却同“楚党”联为一体呢？这是因为他原任广西巡抚，后来任留守桂林大学士，希望统揽广西全省军政，可是陈邦傅凭借实力以“居守”广西的敕旨（他还行贿中书舍人把居守的诏敕写成“世守”）为依据控制了广西大部分地区。瞿式耜所能指挥的军队仅限于宣国公焦琏（原封新兴侯）等部，行政权力也局促于桂林一隅之地。因此，他同陈邦傅在争夺广西权力上处处钩心斗角。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和广西梧州反正来附，被封为惠国公。陈邦傅在永历朝廷处境危迫时曾经向佟养甲、李成栋暗通款曲，有意投降清朝，这时却以扈驾功邀封庆国公。李成栋知道他的底细，羞与为伍。于是，瞿式耜为首的势力同反正来归的“东勋”集团逐渐合拍，形成一个左右朝政的联合阵线，即所谓楚党。钱秉镫在著作中曾披露其中内幕：“初，金堡赴行在，将有建白，过桂林以示留守（瞿式耜）。留守令至肇，与刘湘客酌之。参疏八款，李成栋、陈邦傅、庞天寿、马吉翔皆在所参。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陈，去庞而用马。封上，一时丰采赫然，补兵科给事中。当成栋未反正时，邦傅潜通降启，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耻与哙等为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实不知成栋初亦在参中也。”[5]金堡在隆武朝廷中就有“敢谏”之名，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十月他辗转来到广西桂林，对朝廷情况尚不了解，准备以尊主权为名疏参在外东、西二勋，在内司礼监太监庞天寿、文安侯马吉翔，借以一鸣惊人。疏稿呈瞿式耜审阅，瞿指示他到肇庆去同刘湘客商酌。经过刘湘客提示，删去李成栋、庞天寿的名字，变成专参西勋。十二月上本，“传揭到李成栋，成栋叹服。吉翔、邦傅亦成栋之所恶也。自是丁时魁等益与李元胤固结”[6]。由此可见，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称之为楚党是因为出头露面的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都是湖广人。

那么，以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为后台的“吴党”是怎么回事呢？严格说，永历朝廷内并不存在吴党。所谓的“吴党”是楚党把妨碍自己独家揽权的势力指派为结党营私。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在永历朝廷里是比较正直的大臣，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并没有什么瓜葛。问题是，陈邦傅在广东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广东反正以后力量平衡被打破，陈邦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先把李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为首的忠贞营接进广西南宁一带安插，后来又拉拢云南的大西军余部；而堵胤锡等人却是从抗清大局着眼，主张南明朝廷应该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尽管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陈邦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天地悬隔，落实到具体事情上却颇有类似之处。换句话说，“吴”“楚”党争的内涵原来是东、西军阀的争权，后来却衍生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当弱，不得不同反正来归的文官武将互相勾结，形成所谓的楚党。

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南明朝廷（从隆武政权开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只有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复兴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同堵胤锡、张煌言类似能够依据形势的变化高瞻远瞩的还有张家玉、杨畏知、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人在统筹全局上同维护崇祯朝以来政治格局的某些官绅的见解有明显差异，他们当中一部分任职永历朝廷的人因此被说成是同“正统派”（即楚党）相对立的所谓“吴党”。

堵胤锡从隆武时期起就真心实意地联合大顺军余部，负责改编和联络忠贞营，后来又力主联合据守云南的大西军，因此先后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永历三年（1649）秋，金堡上疏“劾其丧师失地，而结李赤心等为援，张筵宴孙可望使。且面责之曰：‘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呢？’胤锡失色，徐曰：‘我幸苦边事，如君言，竟无功耶？’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7]上引堵胤锡临终上疏，对五虎及其后台瞿式耜、李元胤的把持朝政导致复兴无望深表不满，可见堵胤锡的备受排挤是因为政见分歧和反对廷臣结党营私。

朱天麟，崇祯元年进士，历仕崇祯、隆武、永历三朝，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任东阁大学士。李成栋反正后，袁彭年等五虎弄权，上疏攻击跟随永历帝播迁的大学士严起恒，权臣陈邦傅、马吉翔，太监庞天寿。永历帝很不高兴，由皇太后出面叫朱天麟拟严旨诘责。接着，又有金堡倚仗“东勋”兵力上疏劾奏陈邦傅无饷无兵，窃取勋爵。陈邦傅大怒，上疏反斥金堡任临清州知州时曾经投降大顺，又请朝廷派金堡为自己的监军，“观其十万铁骑”。朱天麟即票拟旨意道：“金堡辛苦何来，朕所未悉。所请监军即会议。”同任内阁大学士的严起恒早就想排挤朱天麟，暗中把这一票拟的旨意告知吏科给事中丁时魁。五虎得知消息，连夜约集给事中、御史十六人于正月十三日晨拥入行在宫门，声称“强臣钳结言官之口”，“吾等不做官矣”；“将公服袍带掷弃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联袂去”。这时永历帝正在穿堂召见太仆寺卿马光，听得外面一片喧哗，吓得“两手振索，茶遂倾衣”。永历帝心知五虎自恃有李成栋父子为靠山，才敢大闹朝堂，被迫于次日（十四日）特敕李元胤出面邀请参与闹事的十六人仍入本衙门办事。朱天麟即日解职，所票旨意改拟[8]。五虎垮台以后，朱天麟于九月间再次入阁办事。在联合大西军问题上，孙可望坚持封秦王，不愿改号，朱天麟说：“许之便。我势日衰，彼力方壮，我以空名羁之，犹可号召以拒强敌，毋持迂议，自贻伊戚。”他的主张被严起恒等人拒绝。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八月十八日朱天麟病卒于广南府[9]。

王化澄，崇祯七年进士，参与定策拥立永历帝，官至东阁大学士。在孙可望请封秦王时，他力排众议，声称：“江楚溃败，两粤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主张真封秦王，与大西军余部联合抗清。这就触犯了楚党的大忌，被金堡等劾免。清军占领广西后，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将马蛟麟捕获，誓死不降，于顺治九年三月十八日遇难。关于他的为人，《南疆逸史》卷二十二《王化澄传》中说“正色立朝，人赖以安”。而楚党人士的著作却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说他“贪庸误国”。

总之，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无非是赞成联合原农民军共同抗清，在政治见解上比较相似，就被编派为什么“吴党”头子。仔细研究现存材料，不仅找不到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私下勾结的迹象，他们之间也没有抱成一团，操纵朝政的事，根本谈不上结党营私。楚党则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是明朝反动统治者的“正脉”，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虏”，又要平“贼”的方针。正因为楚党实质上代表着崇祯以来明朝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在南明史籍中袒护楚党的相当不少，也容易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在明、清统治集团眼中，大西、大顺军都是十恶不赦的“流寇”，只有在涉及李定国时才网开一面，因为他们认为李定国属于“改邪归正”之列。由于在各种南明史著中都谈到“吴”“楚”党争，特别是持论者大抵颂扬楚党，指斥本不存在的“吴党”中的许多人物为“奸佞”，本书多费一点笔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第二节　所谓“五虎”

上文说过，楚党是大学士瞿式耜为首的一批朝臣同反正来归的李成栋集团经过矛盾摩擦，转而互相勾结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由于瞿式耜留守桂林，李成栋经营广州和北伐事宜，在肇庆的永历朝廷上就形成了由李元胤坐镇指挥，联络东、西，把持朝政的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10]，故称“五虎”。袁彭年为“虎头”，刘湘客为“虎皮”，金堡在党同伐异时最为积极，“经其指责，刻画尽情使无置身之地”[11]，故被称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爪”[12]。五人结党把持朝政，招权纳贿，“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13]。五虎以君子自命，动辄引祖制旧章，“裁抑干进，力整朝政”，实际上他们自己正是一批钻营干进的人物。鲁可藻说：“总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阁为大学士），时魁欲掌宪（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挤，公道所以不服耳。”[14]五人遇事强谏，不过是倚仗李元胤、瞿式耜的势力排斥异己，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15]。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把五人的情况介绍一下：

袁彭年，湖北公安县人，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后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任广东学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16]，向清朝献媚。当他得知江西金声桓反正，李成栋有意易帜时，立即参与其事，反正以后他以襄赞有功升任左都御史。从此凭借成栋父子为靠山，骄狂自大，妄图把持朝政。永历皇帝移跸肇庆后已经处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之内，用人行政权不由己，他甚至愤愤不平地说道：“以后官俱听袁彭年升除罢。”[17]有一次袁彭年同永历帝当面争执起来，“语不逊”，朱由榔以“君臣之义”责备他，袁竟然公然顶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国（李成栋）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义安在？”朱由榔气得变了脸色，群臣也为之咋舌，足见其气焰嚣张[18]。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清军再次攻占广州，袁彭年又腼颜降清，除行贿求免外，还哭诉自己在1648年参与李成栋复明是被迫的。清政府虽未治罪，但也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予录用[19]。

刘湘客，陕西富平人，明诸生。隆武时任推官、御史，永历时改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大学士朱天麟、王化澄认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体制，改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桂林失守后，他潜藏深山郁悒以终，在五人中是比较有气节的。

丁时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20]。王夫之记：“桂林陷，见执，孔有德召为幕客。居数月，病死黄冈。何履仕为治丧，割其辫掷棺外，曰：‘斗生（时魁字）不戴此辫以死，可不负梧州一顿棒，而今不免也，惜哉！”[21]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22]，崇祯十三年进士，任山东临清州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后来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例如在《驳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黄士俊在佟养甲占领广东期间未能死节：“黄士俊在佟虏坐中见先臣子壮极刑，四十三年状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后与吾驺携手同来，为国贼乎？……若叩头养甲，满口老爷，则吾驺之礼义逊让也。臣为太祖高皇帝而骂之，何体面之有？”[23]真是正气凛然，大有与一切软骨头不共戴天之势。可是，对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职的袁彭年，金堡不仅不置一词，反而引为知己。究其用心，不过是因为何吾驺、黄士俊早在崇祯年间即已入阁为大学士，必须找个题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团方可放心揽权。桂林失守后，金堡当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开元、方以智那样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为尚可喜树碑立传的《平南王元功垂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许多人以为他以当事人记载当时事比较可信，加以后来名声颇大的王夫之给他写了墓志铭，更抬高了这本小册子的地位。王夫之的学术成就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经历与蒙正发颇为类似，其立论的客观性大可怀疑。只要把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王夫之为蒙氏所撰墓志铭同史实核对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发不仅不像王夫之所说是位“力持纲纪，清冒滥，劾功罪，裁凌躐”，整顿朝政的正人君子；刚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个不顾纲纪、多方冒滥、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污小人。蒙正发原是湖北崇阳县一名贡生，清军占领该地后，他志不忘明（这点应予肯定），逃入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何以札付授予推官职衔充任章旷（时以太仆寺少卿衔任监军，后任监军道、恢剿巡抚）的参军，不过是章旷手下的幕僚而已。章旷在用兵上一无所长，招募了一批湖南等地的土兵做嫡系，从未打过一次胜仗。岳州南面的新墙之役，是明清之间一次很小的对抗，章旷兵败，只是在潼溪用鸟枪伏击了少量清军，这在明清双方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规模接触（明军既未攻克岳州重镇，清兵也未南下），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自我吹嘘也不过连用了两个“仆尸数百”；到了王夫之笔下竟成了蒙正发“督南将覃裕春等大战于潼溪，以八千人破数万之铁骑，斩馘无算。自南渡来无敢战者，战而胜自潼溪始。皆君亲冲锋镝，誓死不退之力也”[24]。真可说是妙笔生花了。其次，蒙正发出身很低，章旷为提高他的地位，让他去参加隆武朝所开湖南乡试，中式成为举人，这在明朝官场上重进士轻举人的习俗中本不算多大一回事，问题是在衡州举行的这场乡试的主考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巡按御史杨乔然，监临是同年进士、郴桂道吴晋锡。蒙正发早已觊觎患病的章旷的恢剿巡抚职务，章旷死后，何腾蛟题请吴晋锡继任恢抚。蒙正发恨之入骨，竟然在自己的记载中把监临说成是严起恒。科举时代非常重视师生关系，蒙正发的移花接木不过表明他为了功名利禄不惜出卖老师罢了。第三，吴晋锡继任巡抚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崇祯朝进士，历任永州推官等职，弘光时期湖广巡按黄澍到南京朝见，多方活动，建议何腾蛟由巡抚升任总督，自己接任巡抚，巡按一职即拟由永州司李吴晋锡担任[25]。何腾蛟任总督后，上疏推荐傅上瑞为长沙道、章旷为监军道、吴晋锡为辰沅道，由于马士英从中作梗，吴晋锡的任命未被批准[26]；隆武时几经周折才被任为按察司副使郴桂道，职位和章旷基本相等，而当时蒙正发还是一名贡生。章旷病死时把敕印交给他看管，这是官场中常见的事，蒙正发在著作中故意大肆渲染章旷的意思是让他接任巡抚。这真是奇谈，且不说永历朝廷对蒙正发看不上眼，章旷的遗疏里也只字没有提到他，更说不上有推荐他继任之意。恢抚出缺时正值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大军入湘、明军一溃千里之时，吴晋锡于八月二十三日受恢抚之命，次日清军占领武冈，吴时在病中，未能随军撤入广西，改服装为头陀见清怀顺王耿仲明，得释放返归故乡。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一面把自己未能攫得巡抚高官说成“欣跃如释重负”，一面痛诋吴晋锡为“纳印出降”。王夫之更煞有介事地说：“会章公以忧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永李吴晋锡赂何公左右，夺其军授之。兵讧，晋锡降。”[27]吴晋锡没有见危授命固然是事实，蒙正发和王夫之后来也是见形势不利逃回清朝统治下的故里，蒙正发还曾受到清朝总兵全节的优待，这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气节”适足令人齿冷。第四，五虎案发后，除了袁彭年以外，丁时魁、刘湘客、金堡、蒙正发都被逮捕下诏狱，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廷杖），金堡被打断了腿，半死不活，借住在蒙正发船上。时人钱秉镫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蒙氏之为人：“湘客等受杖，金给事堡伤独重，垂死，寄卧其同难某给事舟中。某楚伧心不乐，私自鬻舟。予适至，闻舟后有较锱铢声，入视之，则业已成约交价矣。予语其人曰：‘约成须俟金君疮愈，乃过舟，不然将移至何所耶？’其人悟，急毁约。某大诟曰：‘若能如价买舟以安金君乃成丈夫，奈何以人舟为己义也。’予搜囊得百金犹不足，而君（指广西巡按吴德操）贶适至，脱手相付，正满其数，快哉！某即日自移去。”[28]这里写的同难给事中楚伧“某”，正是“五虎末将”蒙正发。钱秉镫同瞿式耜、刘湘客、金堡等人关系颇深，曾上疏为金堡请宽典[29]，文中不愿显指其人。他在后来的诗文中提到五虎事件时常常略去“虎爪”蒙正发，盖亦深鄙其人。

由于南明史籍中为五虎辩解者颇不乏人，揭露号称五虎的主要人物的一些表现，对于澄清纷议有其必要。特别是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在《三湘从事录》的跋中摆出一副历史评判者的架势，大放厥词：“正发衡而断之曰：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事实证明，当蒙正发返回清朝统治下的湖广享受清福的时候，原大西军李定国部、原大顺军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正在同清方做艰苦卓绝的斗争。蒙正发道貌岸然地痛斥“流贼”，既是他混迹南明政权中所代表利益集团本性的流露，也是和清朝统治者唱着同一个调子。

第三节　永历朝廷的“打虎”

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二月，永历帝逃到广西梧州，进入陈邦傅的势力范围，朝廷风向立即改变。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万翱，户科给事中张孝起等十四人联名上疏揭发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30]。朱由榔对五虎倚仗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兵权，骄横狂悖的行径早已不满，当即决定将刘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锦衣卫狱拷打审讯；袁彭年当时因养母去世丁忧，念其反正有功免予处分，实际上是因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关系更为密切，朝廷有所顾忌。在拷问时，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则丑态毕露，“满口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语”，叩头如捣蒜[31]。

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从邸报上得知朝局翻转后，立即上疏申救五虎。他在二月初七日上的奏疏颇能道明五虎一案的背景，其中说：“就使诸臣而果罪状昭彰，一如疏中所指，处分岂无时日，而汲汲为此朝不待夕之举动？又且不先不后，恰当勋臣邦傅到梧之时，能无我虽不杀伯仁之疑否？……然则诸臣此举，直借皇上以行其报复之私，而又巧乘皇上之跸梧、庆国（即庆国公陈邦傅）之来朝，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谋，以断其救援之路。且诸臣驱除异己，骎骎渐及于臣，以臣与五臣，夙称莫逆，每朝政皆得相商，杀五臣即所以杀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臣既为党魁，不杀臣不止，臣今日且不知死所，尚敢以危疑之身，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32]二月十三日疏中又说：“若以媚东（指“东勋”，李成栋部将）误国为题，试问：向者举用杜永和、罗成耀等，未必尽出五臣也，事先则未见诸臣力争，事后则偏欲五臣受过，宁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况东粤必不可弃，即不戒而南、韶失守，犹望东勋镇努力以冀桑榆之收，以雪会稽之耻。先以媚东二字为驱除锄剪之方，是用以慑东勋镇之魄乎？抑用以激东勋镇之勇乎？……至于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忠贞奉援楚恢江之命，两载于兹。自督辅臣腾蛟在时，已逗留不进，今庆国勋臣邦傅之力，遂能必其悉甲破虏乎？况忠贞与东勋必不相睦，未得破虏之功。先开内地之衅，东之为东，竟不可知矣。”[33]瞿式耜的奏疏清楚地透露了永历朝廷“门户歧分，元黄角立”的政治分野。鲁可藻说：“时魁等入朝，全恃式耜标榜之力，挟式耜以倾动同朝，弹压东人；乃合东人以威胁主上，奔走群小。式耜于时魁等竭心力、物力而奉之；金堡到桂，尤加礼焉。堡入朝，式耜不论关防衙门关切必寄揭帖。而式耜题升之官再不复贿，时魁等则又睁眉怒目而争。故式耜之嫡表施召征寄书到桂曰：留守亦是勋镇气息。”[34]

从上面引用的材料可知永历朝廷的“打虎运动”实质是各勋镇为争夺朝廷权力的一场内讧。朱由榔在肇庆时，五虎神气活现；一旦进入陈邦傅的地盘，立即失宠受辱。这一事件再一次说明永历朝廷始终不能威福自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朝廷依附的是哪一派军阀。袁彭年等人固然不是正人君子，陈邦傅更不是忠贞之士。尽管有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等人再三上疏申救，五虎均未能幸免，除袁彭年以丁忧为名解任外，其他四人都予以革职充军、追赃助饷。

[1]　钱秉镫《所知录》卷三。

[2]　钱秉镫《藏山阁诗存》卷十《行朝集》，《端州杂诗》。

[3]　钱秉镫《藏山阁诗存》卷九《生还集》，《酬汪辰初》。

[4]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

[5]　《所知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