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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这不过是第一个特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再回头看看地形，就发觉第二个特点和第一个结合在一起。——在民族的事业上和历史上反映出来的，仍旧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有比例不称，压倒一切的体积。既没有巨妖式的喜马拉雅，错综复杂与密密层层的草木，巨大的河流，像印度诗歌中描写的那样；也没有无穷的森林，无垠的平原，狰狞可怖的无边的大海，像北欧那样。眼睛在这儿能毫不费事的捕捉事物的外形，留下一个明确的形象。一切都大小适中，恰如其分，简单明了，容易为感官接受。科林斯，阿提卡，培奥提，伯罗奔尼撒各处的山不过高九百多公尺到一千四百公尺；只有几座山高达一千九百多公尺；直要在希腊疆土的尽头，极北的地方，才有像庇来南（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高峰，那是奥林泼斯山，已经被希腊人当做神仙洞府了。最大的河流，贝南（贝奈）和阿基罗阿斯（阿谢洛奥斯），至多不过长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其余的只是小溪和急流。便是大海，在北方那么凶猛那么可怕，在这里却像湖泊一般，毫无苍茫寂寞之感；到处望得见海岸或者岛屿；没有阴森可怖的印象，不像一头破坏成性的残暴的野兽；没有惨白的，死尸一般的或是青灰的色调，它并不侵蚀海岸，没有卷着小石子与污泥而俱来的潮汐。海水光艳照人，用荷马的说法是“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者像紫罗兰的颜色”；岸上土红的岩石环绕着亮晶晶的海面，成为镂刻精工的边缘，有如图画的框子。——知识初开的原始心灵，全部的日常教育就是这样的风光。人看惯明确的形象，绝对没有对于他世界的茫茫然的恐惧，太多的幻想，不安的猜测。这便形成希腊人的精神模子，为他后来面目清楚的思想打下基础。——最后还有土地与气候的许多特色共同铸成这个模子。土地的矿物面貌比我们的普罗望斯更显露，不像潮湿的北方隐没在可耕的土层和青翠的植物之下。土地的骨骼，地质的结构，灰紫的云石，露在外面成为巉岩，绵延而为悬崖绝壁，在天空映出峻峭的侧影，在盆地四周展开起伏的峰峦。当地的风景全是斩钉截铁的裂痕，刻成许多缺口和奇特的棱角，有如一幅笔力遒劲的白描，奔放恣肆而无损于线条的稳健与正确。空气的纯净使事物的轮廓更加凸出。阿提卡的天空尤其明净无比。一过修尼阿姆海角（苏尼厄姆海角），一二十里以外就远远看到雅典卫城顶上矗立着巴拉斯神像，连头盔上的羽毛都历历在目。海美塔斯山离开雅典有八九里；可是一个初上岸的欧洲人以为吃中饭以前还能来回一次。模糊的水汽老是在我们的天空飘浮，却从来不到这儿来减淡远处的轮廓；这些轮廓绝不隐约，含糊，像经过晕染似的，而是十分清楚的映在背景之上，有如古瓶上画的人像。再加灿烂的阳光把明亮的部分和阴暗的部分推到极端，在刚性的线条之外加上体积的对比。自然界在人的头脑中装满这一类的形象，使希腊人倾向于肯定和明确的观念。同时，自然界还间接加强这个倾向，因为希腊人的政治组织也是在自然界的驱使与限制之下形成的。

的确，希腊虽则声名盖世，但地方极小；看它分割的琐碎，你们会觉得它更小。一面是海，一面是主脉和横的支脉，把全境割成许多界限分明，内外隔离的区域；例如，塞萨利，培奥提，阿哥利特，美西尼阿，雷科尼阿，还有一切岛屿。在野蛮时代，海洋是天险，连绵的山脉也是便于守卫的屏障。因此希腊的土著能不受外族征服，互相毗连，各自独立的小邦得以保存。荷马曾经提到三十个左右的国名，[32]后来殖民地次第建立，逐渐加多，小邦一共有好几百。在现代人眼中，希腊的一邦只是一个极小的模型。阿哥利特只有八至十英里长，四五英里宽；雷科尼阿也与此相仿；阿开雅只在傍海的山腰里占据一条狭长的土地。整个阿提卡区域还不及我们最小的州的一半；科林斯，西希翁尼，美加拉的领土只等于一个市郊。普通一个邦，尤其在岛上和殖民地上，不过是一个镇，带上一片海滩或者几所农庄。在卫城[33]上可以望见邻邦的卫城或山脉。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区域之内，一切都清清楚楚映在脑子里；国家的观念不像我们心目中的抽象，渺茫，无边无际；它是感官所能接触的，和地理上的国家混在一起的；两者都轮廓分明，印在公民的头脑中。他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哥斯或斯巴达，就想到那个地方的山谷的凹凸，城镇的形状。他既熟悉一邦的疆界，也认识一邦的公民；而政治范围的狭小，和地形一样先给人一个大小适中，界线确定的模型，作为他一切思想活动的范围。

关于这一点，我们考察他们的宗教。他们并不意识到宇宙无穷，并不觉得一个世代，一个民族，一切有限的生物，不管如何巨大，在宇宙中只是一刹那和一小点。时间并没在他们前面竖起亿万年的金字塔，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使我们渺小的生命相形之下只是一个蚁穴，一撮沙土。他们不像印度人，埃及人，闪米人，日耳曼人那样挂念永无休止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他们不想到没有形状的无底深渊，其中冒出来的生物不过是一阵水汽；也不想到独一无二，包罗万有，威力无边的上帝，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他身上，而天和地在他只是一个帐幕和一个台阶；他们也没有虔诚的心情，在万物之中和万物之外发现那个庄严的，神秘的，无形的威力。希腊人思想太明确，建立在太小的尺度之上。“包罗万有”的观念接触不到他们，至多只接触到一半；他们不奉之为神，更不视之为人；这个观念在他们的宗教中并不凸出，他们把它叫做摩阿雷，或者埃萨，或者埃玛尔曼纳，[34]换句话说是每个人的命运。那是固定的；没有一个生物，人也好，神明也好，能逃避命中注定的事故。其实这是一条抽象的真理；荷马把摩阿雷说成女神也是出于虚构。在富于诗意的辞藻之下，好比在明净的水中，映现出事实的不可分解的联系，不可毁灭的界限。我们的科学也承认这种联系和界限，希腊人对于命运的观念，不过等于我们现代人对于规律的观念。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我们用公式说出来的，而他们是凭猜想预感到的。

他们发展这个观念，目的是要把加在万物身上的限制再加强一下。他们把推动命运和分配命运的那股隐藏的力造成一个内美西斯[35]，专门打击骄傲的人，抑制一切过分的事。神示的重要箴言[36]中有一句是“勿过度”。全盛时代的一切诗人与思想家的忠告不外乎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节度。他们看事情最清楚，理性完全出于自发，这些都非其他民族可比。他们开始思考，想理解世界的时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他们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是万物的美妙而有规则的安排，而万物又是变化无穷，生生不灭的东西。后来斯多噶派把宇宙比做一个由最完善的法律统治的大城市。希腊人的世界上不容许有巨大无边，渺渺茫茫的神明，也不容许有专制暴虐，吞噬生灵的神明。能设想这样一个世界的心灵当然健全，平衡，不会感到宗教的迷惘。他们的神明不久就变了凡人；神有父母，有子女，有家谱，有历史，有衣服，有宫殿，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身体，有痛苦，会受伤。最高级的神，连宙斯在内，都看到自己登位的经过，也许有一天还会看到自己下台。[37]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画着一队兵，“由阿利斯（阿瑞斯）和雅典娜率领，两个神都是金身，穿着金甲，美丽，高大，正好配合神的身份；因为人比他们小”。的确，除了大小，神与人几乎没有分别。《奥德赛》中好几次讲到，于里斯或泰雷马卡斯突然遇见一个又高又美的人，就问他是不是神。——与人如此相近的神明决不会使造出神明的人精神**；荷马还任意支配他们呢；他动不动请出雅典娜来当小差使，不是给于里斯指点阿西诺阿斯（阿尔西诺厄斯）的住处，便是代他注意铁饼落在哪里。这位神学家式的诗人在他的天国中漫游，自由和平静的心境活像游戏时的儿童。我们看着他嘻嘻哈哈，乐不可支，例如，他讲到阿利斯和阿弗罗代提（阿弗洛狄特）〔等于罗马人的维纳斯〕的私情被撞见的时候，阿波罗打趣赫美斯（赫尔墨斯），问他是否愿意处在阿利斯的地位，赫美斯回答说：“噢，伟大的弓箭手阿波罗，那真是谢天谢地，求之不得呢；但愿我被搂抱得更紧，但愿所有的男女神明都看见，但愿我能够在金发的阿弗罗代提身边。”你们不妨念一念关于阿弗罗代提委身于安开西斯的颂歌，尤其是对赫美斯的颂歌：他生下来就会发明，偷窃，扯谎，[38]跟希腊人一样，但风趣到极点；可见诗人的叙述很像雕塑家随心所欲的游戏。阿里斯托芬在《蛙》与《云》两出喜剧中间把赫剌克勒斯和巴古斯表现得更轻佻。这些观念发展下去，便出现庞贝依的带有装饰意味的神，吕西安的隽永与诙谐的文字，而作为神仙洞府的奥林泼斯山也变做娱乐场所，搬到室内与舞台上来了。与人如此接近的神明，不久变为人的伙伴，后来又变为人的玩具。总之，希腊人的头脑那么明确，为了配合自己的理解力，使神没有一点儿无穷与神秘的意味；他知道神是自己造出来的，他以自己编的神话为游戏。

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同样不知敬畏。希腊人不能像罗马人服从一个大的单位，隶属于一个只能想象而不能眼见的广大的国家。他的团体不超出一国即一城的形式。殖民地完全自主，祖国只派去一个祭司；殖民地对祖国的感情像子女之于父母；但隶属关系至此为止。希腊的殖民地是成年的女儿，近乎雅典的青年，一朝成人便完全自主，对谁都不再负责；罗马的殖民地只是一个驻兵的站，好比罗马的青年，尽管结了婚，做了长官，甚至当上执政，肩上始终压着父亲的铁腕和专断的权力，无法摆脱，除非经过三次转卖。[39]放弃自己的意志，服从一些在远地的看不见的长官，自视为大的总体的一部分，为了民族的大利益而忘掉自己：这是希腊人一向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也不能持久。他们独立不羁，互相忌妒；便是在大流士和瑟克西斯（薛西斯）入侵的时候，他们的团结也很勉强；西拉叩斯（西拉库萨）因为人家不让他当统帅，宁可不受外来的援助；西皮斯（底比斯）甚至于倒向米太人[40]一边。亚历山大虽然强迫他们联合起来征略亚洲，拉西提蒙仍旧临时缺席。没有一个城邦能叫别的城邦奉为盟主而成立联邦；斯巴达，雅典，西皮斯，在这一点上都失败了。战败的城邦与其服从同胞，宁愿向波斯王卑躬屈膝，接受他的钱币。每个城邦内部，不同的党派轮流出亡；被逐的人像后来意大利共和邦中一样，竭力依靠外援打回老家。在如此分裂的情形之下，希腊终究沦于半野蛮的但是有纪律的民族之手，每个城邦独立的结果是整个民族受人奴役。——希腊城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设想的国家太小了，经不起外面大东西的撞击；它是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他们最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把城邦限制为一个五六千自由人的社会。雅典有两万人口；在他们看来，超过这数目就要变做一个贱民集团。他们想不到更广大的社团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心目中的城邦只包括一座神庙林立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从事“哲学或者公共事务”；侍候他们的是奴隶，耕田和做手艺的也是奴隶。在色雷斯，在黑海，意大利和西西里沿岸，这一类美妙的艺术品每天都在出现，完成；思想家看惯了，认为一切别种形式的社会都是混乱的，野蛮的。但这种艺术品的完美全靠它的小巧，在人世猛烈的冲突与震动之下，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

与这些缺点相辅而来的有程度相等的优点。固然他们的宗教观念缺少严肃与伟大，固然他们的政治机构不够稳固与持久，但宗教或国家的伟大使人性趋于畸形发展的弊病，他们也免除了。——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他，而不是他隶属于制度。他把制度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同时是诗人，哲学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成为士兵而不变做机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跑龙套的，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做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授权给代表，[41]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划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点都拋弃了，心里想：“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的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感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体会的一切的美，点缀人生。”在这个世界以外，他认为一无所有；即使有一个“他世界”也不过像荷马说的那个西米利安人的乡土，黯淡无光的死人住的地方，罩着阴沉的雾，充满软弱的幽灵，像蝙蝠一般成群结队，发出尖锐的叫声，在土沟里喝俘虏的鲜血，给自己取暖。希腊人的精神结构把他们的欲望和努力纳入一个范围有限，阳光普照的区域，和他们的练身场一样明亮，界限分明；我们就得在这个场地上去看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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