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唱不尽的歌（第1页）
生命是唱不尽的歌
元丰六年（1083）的春夏之间，苏轼这位坡仙生病了。他得了眼疾和痔疮，两个月不能出门，于是有传言称苏轼已仙逝。谣言越传越像真的，而且传出了千里之遥。居许昌的范镇听到了，立刻放声大哭；神宗皇帝也吃不下饭，连连叹息：“才难，才难！”
但被传“死亡”的苏轼却依然自在悠闲，病情稍见好转就出门去了。有一天，他骑马外出彻夜不归，家人、朋友四处寻找，也未见踪影。原来他和衣睡在一座桥上，桥柱赫然有新词《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苏轼在自序中云：“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
当时夜色深沉，不胜酒力的苏轼醉倒在桥边，斜卧在绿杨桥上进入了梦乡。清风明月，苏轼沉浸在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不知道行人碰见他，会做何感想？多半在诧异中蹑手蹑脚，绕开他颀长的身躯。天亮了，布谷鸟唤醒他。他从月夜里的人间仙境醒来，又回到现实的生活……
苏轼的雪堂之中，汇聚了不少友人。不仅有道士杨世昌，还有琴师崔闲、高僧参寥、逃犯巢谷、朝廷重臣景繁等。他们来到黄州，或是长久居住，或是短暂停留，与苏轼建立了极深的交情。
在这些到访的友人中，不得不提到王巩。
王巩在“乌台诗案”中受苏轼牵连最深，被贬到荒远的岭南，但他始终与苏轼保持书信往来。
元丰六年十月，王巩遇赦北归，特意到黄州与苏轼相见。近四年的时光未见，两人回忆旧事，感慨颇多。但苏轼也惊奇地发现，多年生活在荒凉之地的王巩竟比之前更加容光焕发。他有些不解，询问其中缘由。王巩但笑不语，只是叫出侍妾柔奴献歌。
柔奴原本是王巩家里的歌女，王巩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时，家眷都留在岳父张方平家里，家奴歌女也纷纷散去，唯有柔奴毅然决然地陪在王巩左右。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王巩在宾州访古问道，柔奴则以歌声相伴，以轻语相慰。正是在柔奴的陪伴下，王巩的贬谪生活才没有那么寂寞。对此，苏轼询问柔奴道：“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回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没想到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轼大为赞赏，立刻填了一首《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以明洁流畅、细腻柔婉的语言，刻画了柔奴的才艺与品格。柔奴多才多艺，能自作歌曲，且歌声轻妙，有风起雪飞的境界，即使是炎热的夏日也变得清凉了。当然，最令人感到敬佩的是柔奴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品。在岭南艰苦的生活中，她依然甘之如饴，淡然豁达。这首词的风格，柔中带刚，空灵清旷，它在歌颂柔奴随缘自适的同时，也寄寓着苏轼自己的人生态度。
在黄州生活日久，苏轼对人生的思考愈发成熟。他感念自己的清闲和壮志难酬，同时又能积极地排遣，怀有旷达乐观的生活哲学，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美，享受美。
一天深夜，苏轼睡前发现月夜很美，便到承天寺寻找友人张怀民，恰巧张怀民也未入睡，于是他们散步赏月，观竹柏之姿，十分惬意。对于这个生活片段，苏轼随手写成《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
这篇不到一百字的笔记小品，随手而记，却成为千古奇文。苏轼不愧是一代文豪，全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耐人寻味。漫步庭中的“闲人”，清淡的月色，空明如水面的平地，斑驳的树影，一切都令人回味无穷。苏轼在文中体现的情感，既寂寞，又自得，他闲而自适，闲得心旷神怡。
苏轼贬谪黄州，将生活过得丰富多彩，然而，朝廷此时的情况却风起云涌。到元丰六年，变法运动已经持续十四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神宗皇帝殚精竭虑，但大宋中兴的局面却始终难以实现。尤其是熙宁九年（1076）十月，变法派的领导者王安石辞去宰相之位，远离朝廷中心之后，神宗更感举步维艰。他环顾四周，发现身边留下来的多是无能之辈，这让他十分痛心。
神宗是一位有为君主，但其身在高位，免不了驾驭帝王之术。他任用贤能，重视人才，但同时喜好多方权衡，在政策实施中又固执己见，正直有主见的官员往往与他难以长久相处。长此以往，他身边留下的多是唯唯诺诺之辈。比如宰相王珪，在太平之世可掌辅佐之事，但在变革时期，却不能起提纲挈领的作用，更无法管控政局。
变法多年，大宋朝廷面临的内忧外困的局面未有大的改善，神宗的心里也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不免想到因反对变法而被外放的贤能，包括司马光、苏轼、范纯仁、李常等人。尤其是苏轼，神宗很是看重，几年里多次想要起用。然而，因王珪、李定等人极力阻止，神宗只能放弃。
在北宋政坛，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这倒不全是因为他在“乌台诗案”中屡次向苏轼下毒手。他以见风使舵出名，巴结之术炉火纯青。
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他甚至巴结起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虱子爬来爬去，神宗也看见了，但没说话。倒是王安石自己察觉了，伸手捉住它，正欲按惯例掐死，王珪忙道：“荆公且慢，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
王安石感到奇怪，问道：“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
王珪摇着圆头说：“曾经御览，屡游相须。”
这是一则著名笑话，一直被士大夫当作笑柄，但王珪却不以为意。
王珪不仅喜好溜须拍马，培植党羽也很有一套，有时皇帝都奈何不了他。元丰五年，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元丰六年，神宗想任命苏轼为江宁知州，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再加上当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这事就搁下了。
神宗未能如愿起用苏轼，但他却做了一件高明的事情。元丰七年（1084）正月的一天，他突然动用不轻易使用的“皇帝手札”，不与执政商量，直接下令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对苏轼的处置，在职位上没有任何变化，苏轼依然还是有官无职、不得处理公事的闲散人员。微妙之处是在任地方面。汝州，治所在今天的河南临汝，距离北宋的都城汴京不到两百公里，这里不仅比黄州更为繁华，而且消息更为通达。另外，皇帝亲手下诏，量移被逐之臣，也明确向众人昭示了他对苏轼的欣赏。神宗此举，意义非凡。
对于朝廷的风云变幻和神宗的心思，远在黄州的苏轼此时全然不知。诏令到来的前两天，他还和朋友一起前往位于定慧院东面的何氏私人花圃，在那儿饮酒赏花。离开的时候，他还向何家要了一些橘树，打算移种到雪堂西面。他哪里会想到，诏令已然在路上，他就要离开温暖的雪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