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对方是个硬角色（第3页）
我提起电话，小潘就问：“桂哥，干吗呢？”
我说：“便秘！痛苦得很。”
小潘善良地关心我：“那吃点去火的中药啊！或者多吃香蕉也行。”
我进一步解释说：“其实不是便秘，我只是形容一下那种感觉而已。我本来是想帮别人个忙，放别人的屁，让别人无屁可放的。结果发现那个屁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一时半会还放不好，所以比较纠结。”
小潘明显不得要领地“哦”了一声。我觉得话题流于低俗，不愿继续讨论下去，就问他：“怎么，有事吗？”
小潘说：“哦，跟你说个事，老白今天辞职了，你知道吗？”
“老白？”虽然我一直觉得老白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不是很适合做公务员，但突然听到他辞职的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很意外，“为什么？”
小潘说：“他上个星期在我们院大门口跟当事人打架的事情，你没听说吗？”
我更加惊讶地说：“没，我前几天一直在乡里收电话费。他打架？不会吧？”老白是个典型的书生，高高瘦瘦，戴着金丝边的半框眼睛，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形象。面对再怎么刁难再怎么无理取闹的当事人，他都没有跟人当场红过脸，不管有多无奈有多生气，最多也就是等人走后暗骂几句过过嘴瘾而已。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动手打架？而且是和当事人？
小潘说：“我们院有个老上访户，叫魏千森的，你知道吗？就是经常在大门口用擀面杖敲脸盆的那个。”
我说有印象。那是个审监庭的老冤家了，不停地申诉上访，不停地复查，再不停地被驳回，接着继续不停地上访……如此往复得有十来年了吧。最后一次复查正是老白办的，所以这一年多来他一直缠着老白。他可不是个善茬，从他的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村子里算是个恶棍，偷抢扒拿什么都干，不管男女老少，一言不合动手就打，甚至对自己的老父亲和妹妹也拳脚相加，还曾经拿开水瓶泼过老头子。所以老人死的时候，在遗嘱里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了女儿。他霸占了房子，在妹妹起诉至法院后又篡改遗嘱，当然最终还是败诉了。从此他就开始走申诉和信访的道路，结果发现自己居然十分精于此道。一来，他身为无业游民，有的是时间折腾，有的是精力周旋；二来，他身为资深无赖，具有丰富的无理取闹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且心理素质硬于常人；三来，他演技出众，估计闲暇时勤于阅读《演员的自我修养》等专业书籍，并主动投身实践检验理论，既善于吵闹恫吓，需要时又可以装得楚楚可怜。在他坚持不懈的闹访之下，几任领导出于和谐温控的考虑，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免不了花钱消灾，只望息事宁人。如此几番下来，魏千森倒也获得不少甜头。此人善于总结，欣喜之余颇有心得，更加坚定地要以上访为业，立志要在这个无赖有理、和谐有偿的时代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家致富之路。于是他全天候地守在法院门前，敲锣打鼓吹哨鸣笛，**裸地要钱。审监庭的同志们都称呼他“为钱生”。
小潘说：“对啊，就是他。老白就是把他打了。其实院里很多人都暗地里喊好，只是不敢说出来。”
我说：“为什么打？他缠着老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小潘说：“那天老白开庭，他母亲从老家过来找他，门卫不让进，她说自己是老白的妈，结果被旁边的魏千森听见了，就缠上了老太太，扯着嗓门地喊她儿子贪污枉法，判决不公什么的。老太太哪见过这个，躲又躲不开，拉拉扯扯地被搡了一把，摔在地上，把脚扭了。正好老白开完庭，接到门卫的电话后赶过来，看到这个情况立马急了，二话不说冲上去就动了手。”
我心里想换成是我能忍住吗？……嗯，估计很难。但毕竟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冷静地分析起来，可能谁都会没心没肺地来一句：“身为一个法官，应该随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管怎么说，动手就是不对的。”
小潘挺愤愤不平，觉得老白没有理亏。我想为了他的前途，还是不要给他施加负面的影响。于是我冷静地对他说：“嗯，虽然事出有因，但身为一个法官，应该随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管怎么说，动手就是不对的。”
小潘说：“天哪，你跟院长说得几乎一字不差。”
我接着说：“而且关键是他这么一动手，魏千森就得了理了，他肯定乐坏了，手里有资本了，以后闹起来就更理直气壮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至于辞职啊？”
小潘说：“老白辞职是因为不愿意道歉。魏千森闹得厉害，还在网上炒得挺火。院长就做老白工作，想让老白赔礼道歉。结果老白坚决不肯，僵持了几天，老白就辞职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事想起来其实挺正常的，经常听说类似的事情发生。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或者“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些日久弥新的真理都可以解释这个事件里的胜负。但就好比地震、战争，或者遭遇外星人，这些听起来早已见怪不怪的事情真的发生在眼前，还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无可理解的荒谬。
小潘说：“我上网看了，魏千森估计请了网特，用一面之词抢占了主动，把事情描得很黑。你可以想象，在一篇帖子里出现了‘公务员打人’、‘法官枉法’这些词之后会引起怎样的口水。清一色的声音，都是骂老白的。已经有人开始人肉搜索老白了。我给老白辩解了几句，被人骂个半死，全家老小都被问候了一遍。”
我安慰他：“别往心里去。永远不要试图战胜那些纯傻逼，他们会把你的智商拉低到跟他们一个档次，再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挂了电话，我把这事又琢磨了一遍，心里觉得挺窝囊的。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公务员是绝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怒发冲冠的权利的，甚至是不能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的。在有的时候，我们被寄望像长老一样主持公道；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被理所应当地期待如孙子一般逆来顺受。我听见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公务员就是我们纳税人养着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伺候我是应该的”。我想说，我朝八晚六，周末加班，细心阅卷，战战兢兢地办好每一个案件，我跟你们一样上班，一样劳动，一样纳税。我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养着的。我们共同养起来的是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的一些蛀虫，而不是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除了工作性质的些许差异，作为一个个体，公务员只是个普通的小伙子，或者普通的老头子，总之，是个普通人。我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丢在人群里并不会特别显眼，也不会给看见我的人带来任何不适。我有哭或笑的权利，有爱或恨的权利，也有愤怒、激动和发泄的权利，推而论之，我同样应该具有动手打人的权利。当然，前提是：首先，我承认我是个粗人，素质不高；其次，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负面评价以及所有民事和刑事责任。
问题是，大部分人并不会这样想。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诸如地域、职业、经济状况等等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个层次的人群，再自以为是地给他们贴上一个统一的标签。我把这个歪曲事实的过程称为“脸孔化”。我们总爱给别人戴上各种各样的脸孔，比如河南人都是骗子，新疆人都是小偷，有钱人都在为富不仁地吸取血汗，而公务员均无一例外的腐败无能，并执意认为这些统统是真知灼见。仿佛一个人在当上公务员的前一秒还是个根正苗红具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而在考官宣布“你被录取了”之后立刻堕落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官僚和贪污犯。这些可笑的偏见主导着很多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缺乏原则的信仰里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调剂品。
我给老白打了个电话，想安慰安慰他，我以为他现在肯定很消沉。
结果老白一接电话就嘿嘿直笑，接连对我感叹道：“我终于解放啦，解放啦！”
我连忙安慰他：“你想开点，不要受刺激。”
老白骂道：“你他奶奶的小兔崽子，你才受刺激了！我是真开心！其实我早想跳出去了，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终于有理由走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准备去做律师赚大钱了，小桂你看着啊，两年后，我就是称霸涂城让你们见到我都头疼的大讼棍了！哈哈哈……”
我问他：“你不是一直都挺看不上律师的吗？你不是说中国的律师不需要讲法律，只需要讲关系吗？你干法官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老白说：“是啊，律师是不太讲法律，问题是咱们法官有时候也不讲法律啊！呵呵，而且咱们的法官不是法官，是公务员！束手束脚的好生不自在！既然都不讲法律，那我不如自由一点！其实你知道的，我的性格一直都不适合做法官，我出来也是迟早的事。”
我无语。我想起了老白带着我开过的庭，审过的案子，他“杀”过的人，我心存怜悯，他不置一词。我想起他每一起顶住压力宣告无罪的案件，如果不是他的坚持，那些被告人很可能就成为了下一个佘祥林或者赵作海。我想起在审委会上他面对所有院领导拍案而起，慷慨陈词，最终扭转乾坤，将枉坐冤狱的被告人改判无罪。当院长最终点头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还很鄙视地说：“哭个屁，这就是我们的本分。领导考虑的是稳定无上访和国家赔偿，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只需要还原事实的真相。”
那些激动的泪水，澎湃的**和豪迈的理想，都是我法官事业最初的印记。
老白就像个斗士一样，除了真相，他从不向任何东西妥协。可现在他却说自己并不适合做个法官。这样的法官却要离开法院，我想，一定是我们的法院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老白对我说：“其实你的性格也不适合做公务员。你太懒，不活络也不会迎合，不拍马屁也做不好表面工作，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当然了，我并不鼓励你离开法院，只是想让你认清现实。你跟我说过你的那些理想，太过天真。好好干工作吧！能当个法官，已经很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