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君臣母子（第2页）
慈安太后不愿驳慈禧的颜面，过了一会儿来到殿内，简单地与鲍超说了几句。慈安太后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鲍超回道：“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慈安太后又问：“你咳嗽好了没有？”鲍超回道：“咳嗽已好。”慈安太后转而严肃地说：“本宫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认真公事！”鲍超惶恐回道：“仰体天恩，臣不敢有负委任。”慈安太后最后问：“湖南尚有洋人否？”鲍超回道：“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所以最后并没有到湖南。”
从简短的对话可知，慈安与即将担当大任的鲍超只寒暄了几句，并没提及他去西南备战之事。她知道慈禧召鲍超来所为何事，但她早已表明凡涉及朝政大事，概不过问。
这年夏末，慈禧突然得了一种呕吐不止、腹部胀痛的疾病，久病不愈。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朝廷便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让各地火速推荐医术高明的医生前来京城为太后看病，越快越好。李鸿章、李瀚章等人保荐了名医薛福辰，他不但医术高超，脑子也很灵活，把脉之后断定为孕后症状。这个诊断结果让薛福辰大惊失色，太后已孀居二十几年，怎么可能怀孕呢，假如此时说出真相必定招来杀头之罪。他灵机一动，只说老佛爷过于操劳，身体虚弱，湿毒侵体，导致腹痛呕吐，需要服用一些温补、舒筋活血的药。但这个药方是祖上密传，不能外泄，从抓药到煎制只能由他一个人完成。因为这样做有违皇室医规，所以他请李鸿章出面担保。
慈禧对李鸿章一向很信任，她心目中的“李大架子”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答应按薛福辰所请照方吃药，几个月后病愈。外界的人只知道她在经历一次“血崩”后死而复生。这病症或许是民间杜撰，但可以肯定这段时间慈禧在养病，且宫中留有记录。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六，时隔数月，慈禧在养心殿召集奕訢、宝鋆、左宗棠、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王文韶（5）等一帮满汉大臣议事，慈安太后也到场听政。大臣们先讨论了曾纪泽与沙俄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问题，然后商议甄选南洋大臣。有人推举了曾纪泽，有人则认为曾纪泽资历不够，议来议去，始终没有结果。慈安太后像往常那样只听不言，最后还是慈禧一人拍板，任命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左一李，一南一北，这是一个看似很合理的军事、外夷事务布局。
三月初十，宫中突然传出消息：东宫太后薨逝！这个噩耗令朝野震惊。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左宗棠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非常惊讶，他捶胸顿足地说：“昨早奏对时，慈安太后还是清朗周密之态，哪像有病的人？即使身染暴疾，又何至于如此急速？”当日午后，为慈禧治病并得到封赏的薛福辰去户部拜谒尚书阎敬铭（6），两人叙谈很久，到傍晚时分，一个户部司员进来说：“出城时，听城中宣传东太后上宾，已经让准备吉祥板（棺木）了。”薛福辰闻言大惊道：“今天早晨不才还为太后请脉，只是小感风寒，肺气略微不舒畅而已，何至于下午就薨逝？或许是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把东、西宫互换了不成？”他以为是慈禧发病了，吓得魂不守舍。
慈安太后的突然崩逝，不仅让朝野上下感到意外，也让人疑窦丛生。比如慈禧很宠爱的恭亲王奕訢之女、固伦荣寿公主便怀疑有人给慈安太后下毒，矛头暗指慈禧。后来一些野史又牵扯出两宫太后近三十年的恩怨，把两宫之间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写得复杂曲折，让人真假莫辨。其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影响甚大。
事实上，慈安和慈禧的关系一向比较融洽，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两宫听政的方式与顺治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顺治朝时哲哲（7）治理后宫讲求公平和谐，她诚心待人，宽厚仁慈，顺治帝即位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无徽号。母后皇太后的地位远比博尔济吉特氏（8）的圣母皇太后高，但哲哲将精力放在管理后宫上，而朝中事务则主要由博尔济吉特氏掌管。慈安与哲哲的品行做派和处事风格非常相似，仅管家事，少问国事。
慈安猝死之因，后世给出的科学解释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便曾记载过慈安早期的一次发病，那是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慈安二十六岁时，当时的病症表现为“有类肝厥，不能言语”，与中风相似。厥症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死亡。当时因病情较轻，加上慈安太后正当盛年，所以很快便恢复了，但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并未清除。
东太后慈安的突然离世，使慈禧的权力到达顶峰，她成为清王朝实质上的统治者，无人能制衡她。
3。改组枢、译两署
时光飞逝，一晃光绪帝已经即位十载，慈禧越来越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慈禧一次次地问自己是什么让她心生烦闷，终于发现是时间在折磨自己。眼看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而她则一天天变老。
为此，慈禧从光绪帝即位开始就采取了一些非常不近情理的措施：颁布懿旨，晓谕天下，光绪帝生下皇子后，皇子将承继同治帝皇嗣，也就是说光绪帝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认她这个姨母为母亲。当然，要想让光绪帝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控的木偶，仅靠一份懿旨是不够的，她还必须与光绪帝建立新的母子关系，割断他与醇亲王夫妇的一切联系，将皇家的威严与亲情深深地烙印在光绪帝的心上。
光绪帝入宫第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身边的所有近侍，只能选用老成质朴的内监，但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服侍左右。次年，光绪帝在毓庆宫开蒙读书，慈禧指派翁同龢为帝师。翁同龢一面向小皇帝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和积极进取的思想，试图为皇帝理清社会兴衰治乱的缘由，从而挽救民族危机及日益衰微的王朝；一面通过书房进讲，指导光绪帝学习批阅洋务折件，向光绪帝灌输社会变革思想。但他的革新思想与恭亲王奕訢、左宗棠、李鸿章的思想有很大区别，他立足于传统文化，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他的思想观点、行为做派让慈禧认定他是老成质朴之人。而光绪帝不仅接受了翁师的思想，还接受了洋务派的思想。
在慈禧的精心塑造下，光绪帝表面上温和顺从，逐渐与太后建立起所谓的母子关系，但骨子里却很叛逆。因为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在他头上永远端坐着一个绝对权威——慈禧，他的“亲爸爸”。
掌握了光绪帝的这一特点后，慈禧不得不示之以威。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唯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可见慈禧在光绪帝心中已是绝对权威。这也使光绪帝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体会到帝王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慈禧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面对匍匐在地的群臣，发号施令的只有慈禧一人，他不过是慈禧案桌上的摆设罢了。
慈禧整天忙于政务，有意培养的亲情和树立的威严仅限于表面，光绪帝内心的真实感情，她很难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频繁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旦亲政，还能否秉承慈禧的意志办事，连翁同龢都没有把握。所以，慈禧对光绪帝的教育引导和监督一刻也没有放松。
当然，慈禧最担心的还是恭亲王奕訢。自“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对奕訢始终采取既用且疑的策略，用人之道与咸丰帝一脉相承。现在奕訢的声威一天比一天盛，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都掌握在他手中。这两个部门常以“枢译两署”称之，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是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总理衙门也已经从临时的外事机构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综合职能机构。
在总理衙门的行事范畴内，外事牵涉内政，外交牵涉通商，通商牵涉洋务实业，办洋务牵涉培养新型人才，培养人才又牵涉公派留学，从而形成变革的连锁反应。所以，大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办学校、公派留学生等事务，均归总理衙门管辖。
为了强化总理衙门的权力，奕訢还建议由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总理衙门实际上已经是洋务运动的决策与执行班子。而且，这时奕訢还兼宗人府宗令，领神机营，负责稽查弘德殿。
慈禧对奕訢的权力膨胀感到恐惧，但她环视朝堂，在文祥、英桂相继去世后，军机大臣大多由奕訢扶植起来。光绪六年（1880），慈禧最倚重的内务府总管、京师步兵统领荣禄被翁同龢举报**后宫，慈禧查证后被迫将他解职。如此一来，她越发显得孤立无援，满蒙大臣中可倚仗的人寥寥可数，她只能更加重用汉臣，同时开始寻找机会解除她最担忧的隐患。
光绪九年（1883），法军入侵越南。越南长久以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军此举意在让越南脱离中国的保护，使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准左宗棠所奏，命王德榜招募新军，赴镇南关。但对于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的渗透与扩张问题，军机大臣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李鸿章在与法方会谈时，同意无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还是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都暂时搁置不议，因为他认为当时各省的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这番话提醒了慈禧，在洋人心目中，恭亲王奕訢才是真正的清廷代言人，如果他借用洋人的势力来逼迫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这让慈禧对奕訢的戒心又加深了一层。
为解越南的燃眉之急，慈禧除了暗中帮助黑旗军刘永福（9）援越抗法外，又饬令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派兵出境援助。光绪十年（1884）二月，米乐继孤拔之后成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余人，进犯北宁。二月十七日中午，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称法军加强了对越南北部中国军队的攻势，对垒的黑旗军死伤甚众，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晚间又补充报告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日本驻天津领事面见李鸿章时也接到东京电报，确认了这一消息。
慈禧收到李鸿章的奏呈后，召见了几位军机大臣，让他们传阅了李鸿章的简短电文，但大臣们认为奏报太简略，无法判断越南局势，于是暂且搁置不议。这一天北京正下着蒙蒙细雨，军机大臣们走后，慈禧站在养心殿台檐下，望着阴沉的天空长长叹了口气，脸色也像天空一样阴郁。
这一细节被翁同龢看得真切，他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这天夜里果然风雨大作，翁同龢心中不安，索性起身在昏暗的烛光下，给醇亲王写了封短信，讲到老佛爷的不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其实，感到惶恐不安的不止翁同龢一人，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心中同样不安。第二天他给岳父李鸿章写信，也提到老佛爷的不满情绪，并在信中说：“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徐延旭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而徐延旭出任巡抚正是张佩纶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李鸿章又能说什么呢？
慈禧很快做出决定，下令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他收拾败军，尽力抵抗；如再退缩不前，将从重治罪。然而，越南战局并未出现转机。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第三次奏报朝廷，位于越南东北的太原失守，黑旗军和清军死伤甚众，法国准备向中国索要巨额赔款。慈禧闻报震怒，于二十九日颁旨：“镇南关外军情万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故将徐、唐革职拿问，解交刑部严处。”
滇、桂两省大员受到重惩，但战事还没有结束，法军继续向北推进。慈禧又急发一道懿旨，饬令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督军驻守镇南关。
张佩纶深为自己荐人失察而自责，他又给李鸿章写信说：“误荐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公谓何如？”李鸿章的回复却是轻描淡写：“徐延旭当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你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你为言官，论列贤否，朝廷向无严谴之例，枢臣对徐一意信任，则不可解。我与李鸿藻及你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更加虚衷体察，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他没有严厉批评张佩纶，只是善言提醒他以后不要轻易举荐。但是这时却有人出面弹劾张佩纶，他就是左副都御史盛昱，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作为爱新觉罗宗族，他认为自己数代荣享皇恩，必须仗义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