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百日维新（第1页）
第十章百日维新
1。决意“单干”的光绪帝
甲午战败的次年（1895）春，乙未科三千名会试学子在北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忽闻《马关条约》签订，其中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丧权辱国的条款，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叶题雁、李清琦等在京台籍人士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痛陈割让宝岛，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将誓死抗日，“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这份奏疏使倡导维新思想的康有为深为感动。三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四月初八，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当时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备马车来回接送，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所以，这次上书被称为“公车上书”。
康、梁在给光绪帝的这份上疏中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光绪帝看后十分感动，下谕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洋务运动到底能不能让国家自强？甲午海战惨败仅仅是因为老佛爷修园子挪用军费吗？甲午战争带来了怎样的教训？……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六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数月后更名为《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当然，康有为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刚刚授职的工部主事，人微言轻，要想拯救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能直接与皇帝对话的途径；要想推进变法，没有相应的高级职务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甲午战争以残酷的事实，集中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以最彻骨的“创巨痛深”让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反省阻碍中国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梁启超曾入木三分地评论道：“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可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谴责声中，慈禧却在颐和园心安理得地享乐。在修建颐和园时，慈禧命人将乾隆帝时期修造的一艘石舫也一并修葺，增建了木结构的二层洋式舱楼，并在两舷加砌了圆形的明轮，使之形似一艘有动力的轮船，并取名“清晏舫”，寓意“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慈禧的这艘龙船，舱楼用上好的木料制成，舱顶雕成琉璃瓦样，涂着黄漆，显得金碧辉煌。舱室内挂着龙凤呈祥的幔帐，设宝座，摆香炉。船头高悬龙旗，两条龙须一直垂至水面，拖得老远。慈禧游园时，大批茶船、饭船、保镖船、奏乐船不远不近地跟在后边，还要做出采莲摘荷的样子。传膳时，李莲英吹一声喇叭，饭船迅速靠过来，一边的小船上菜，另一边的小船撤盘子。李莲英红旗一摆，奏乐船就一齐奏乐，为用膳的慈禧伴奏助兴。即便已经知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里依然歌舞升平。
此时，对好不容易才接管朝政的光绪帝来说，甲午战败无疑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痛感国运殇失、民族危亡在即，心情沉重地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他心灰意懒，朝廷大事也不愿过问，依旧请慈禧垂帘亲政，自己待在后宫，终日和瑾妃、珍妃寻欢作乐。这二妃虽是慈禧亲封，但看到光绪帝宠幸她们而冷落自己的侄女，慈禧心里很不痛快。瑾妃、珍妃哪里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只管尽己所能侍奉光绪帝。姐妹两个中，珍妃年纪虽小，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对皇宫中的繁文缛节、呆板生活很厌倦。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春暖花开时节，光绪帝带着瑾妃、珍妃驾临西苑。南海是三海中最小的一个，但却有独特的魅力。海中有岛，四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像座仙岛，故名瀛台。北海的琼岛上建有楼阁亭台，另有一座石桥，桥的南北两面竖着两座华表，上面刻了“积翠”“堆云”两方匾额。瀛台在琼岛南面，与中海的紫光阁隔水相望，层甍接天，飞檐拂云，是避暑胜地和极佳的居住地。
出游当天，殿上安排酒席，瑾妃、珍妃轮流把盏，光绪帝开怀畅饮，然后带着两位妃子来到紫光阁。侍卫、太监、宫女们也散落四处玩乐，一个个都很开心。光绪帝忽听殿后一个宫女在唱小曲，声音悠扬婉转，于是传谕内监点排几首曲子听。
没想到内监刚安排妥当，慈禧就派人来传口谕，请皇帝立马回宫，太后已回紫禁城，有要事相商。这个口谕将光绪帝的兴致一扫而光，珍妃见光绪帝一脸不高兴，劝说道：“既然万岁爷是出来寻乐子解闷的，不如听完这几首曲子再回去。”光绪帝有些动心，便听了珍妃的劝，听完曲子很晚才回宫，以至没能见到慈禧。第二天，慈禧把光绪帝叫到颐和园乐寿堂，狠狠责备了一番，她说，清朝蒙受甲午惨败之奇耻大辱，江山将倾，作为一国之君不知解危脱困，反而听艳歌消磨意志，实乃国人之不幸、朝廷之不幸。慈禧骂完后还不解气，又借此事将珍妃降为贵人，以示惩戒。在慈禧的威严下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光绪帝非常清楚慈禧表面温和，实则手段强硬，心狠手辣。所以，即使心疼爱妃受罚，他也不敢袒护。
在治理朝政上，内外交困又处处受限的窘境使光绪帝难以施展才华，再加上朝臣大都是尸位素餐之辈，如果他不另辟蹊径，终将难有作为，于是他开始寻求为自己和清王朝脱困的出路。
那段时间，慈禧多数时候都待在颐和园享乐，把“烂摊子”留给光绪帝去收拾。表面上，她不再过问朝中的很多事情，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安逸舒适，似乎已经忘了刚结束的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日日有荣禄的妻子和固伦荣寿公主相伴。据称，慈禧经常在昆明湖边散步野餐，或欣赏戏剧，或到四周山上的寺庙膜拜，或吟诗作画，过得逍遥自在。不过，她也要求军机大臣刚毅、礼亲王世铎及时将紫禁城里的一切事务向她汇报。由此看出，慈禧表面上将朝政交还光绪帝处理，但实际上丝毫不放权。
光绪帝每周准时到颐和园向太后请安，以此表示对老佛爷的恭敬。他们的母子关系表面上十分和睦，风平浪静，但事实并非如此。军机处和六部全都是慈禧的支持者，每次光绪帝颁发重要圣谕，他们必定要到颐和园征询慈禧的意见。
自从珍妃遭贬后，光绪帝的性情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实在太窝囊了，家事、国事全都做不了主，他决心改变现状。初夏的一天，他把老师翁同龢请到御书房，请教如何让大清不再受外辱。他说：“我朝学习西夷已三十有年，结果还是被东瀛所败，到底还有没有法子让我大清重振国威，不受辱于他国？”
翁同龢直言答道：“这么多年办洋务，我等得到的仍只是皮毛，未见其骨肉。愚臣认为，自强首先要自我革新，有新意识才可能找到新路子。革新不是花大笔钱买外人的东西装点门面，而是要连骨带肉一起移植过来。愚臣老迈无能，除此之外，恐难想出良策。”
光绪帝听老师说到“新”，顿时来了兴趣，又问：“哪些是新意识？我朝当下该做何种革新？”这个问题难住了翁同龢，他还没有深入思考过这类问题，只得借用别人的观点：“李中堂曾上奏陛下，说我朝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愚臣想这变局大概是可能面临的变革，而维新是将办洋务贯彻始终，由器至道，由军事至政治文教，全盘西化，推行下去。虽然朝野开始对办洋务发难，但错不在洋务，而在办洋务的人。”很显然，翁同龢的这席话矛头直指他的政治对手李鸿章。
此时的李鸿章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处在民众口诛笔伐的舆论旋涡中，现在再谈李鸿章的观点似乎不合时宜。光绪帝又问：“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新人向朕推举一二？”翁同龢想了想，回禀道：“愚臣那年做会试总裁之时，在许多举子中选擢出一个才具极优的士子，后来他高中进士第七名，现任工部主事。因他职分甚小，不能上达天听，所呈的几份条陈都被大臣扣留压下了。此人姓康，名有为，因是广东南海县人氏，故人称康南海。他还有一个弟子，叫梁启超，学问也极广博，能深析世界大势。陛下如欲整顿朝政、一意革新，非用此二人不可。”光绪帝听罢，非常兴奋，说道：“老师既有这等能人，何不早说？若真是这样的奇才，朕早该擢升重用他。”翁同龢慨然说道：“陛下如一意革新，事还不迟，慢慢入手做起来就是；切不可锋芒太露，使太后生疑，那就是累赘了。”光绪帝听了，暗自点头。
实际上，光绪帝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这次要“单干”。万一慈禧过问，那就投其所好，把她喜欢的、赞同的告知于她。光绪帝认为事不宜迟，那天和翁同龢议定后，便准备在便殿召见康有为，咨询变革维新之事。
在考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之前，康有为在士子们中间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他有感于时局艰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初作《大同书》表现出拯救国家、干一番大事业的抱负，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寂寂无闻、科考落榜的学子，光绪帝没有看到他写的奏疏。过了三年，他写完《新学伪经考》，并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写成《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具有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圣人，是一本以孔子之名宣传改革科考制度、革新政治体制等资产阶级思想的书。
光绪帝通过老师的介绍粗略了解了维新派的主张，与历来国家制度不同，康有为等人宣传的改良思想为光绪皇帝治国理政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他想借维新派之手重振帝业。为了重用康有为，他首先想到为他升官，但又有违祖制，只得去请示慈禧。
颐和园有座专供慈禧看戏的戏台，叫德和园大戏楼。楼宽十七米，高二十一米，共有三层，分别代表福、禄、寿。最上层的匾额题字“庆演昌辰”，中层匾额题字“承平豫泰”，下层匾额题字“欢胪荣曝”。平日里慈禧就在这里听戏。楼对面有两间休息室，放置长炕一具，慈禧每逢听戏，或坐或卧，非常舒适。
这天，所有京津地区的著名伶人，如谭鑫培、汪桂芬等都被请来表演。光绪帝不能亲自宣布驾临，必须跪在内门，等候大太监进去通禀后才能觐见。大太监李莲英熟知老佛爷与光绪帝的关系，因此很多时候为讨好慈禧，他总是拖拉很长时间后才去禀报皇帝驾临。因而，每次觐见慈禧，光绪帝也不得不谨小慎微，买通慈禧身边的侍奉太监才可以入觐。
实际上，这些奴才是受了主子的指使才敢如此放肆。慈禧对光绪帝在紫禁城中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她想看看皇帝想干什么、能干成什么，只要不触碰她的利益，只管旁观由他折腾去，但她决不会接受维新派提出的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光绪帝在戏楼外等候了近一个时辰也不见太后传话入见，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他起身正要离开，李莲英才出来表示“歉意”，连说慈禧老佛爷今日约了名角唱他们最拿手的唱段，不便谈论政事，请万岁爷改日再来。
光绪帝很愤怒，特派人告知康有为封官恐怕一时难成。康有为听了既生气又失望，一怒之下辞去工部主事的官职，专门宣传维新变法。直到这时，朝廷内外的有志之士才逐渐明白“由器至道”才是办洋务的“血肉”，思想革新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主持。《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主旨，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一，严复（1）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一，谭嗣同、唐才常（2）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变法开始之前，各地建立了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三十三个、新式学堂十七所，出版报刊十九种。
2。帝后两党明争暗斗
“公车上书”中的革新主张虽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但在之后的三年里，维新变法的新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梁启超作为上海知名刊物《时务报》的主编和主笔，被认为是变法运动最重要的宣传者。在上海取得成功后，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离沪赴湘，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先锋人物。十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康有为重返北京，于十二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他慷慨激昂地陈述道：“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得也。陛下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在维新派人士看来，维新变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