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描述 欧美社会伦理影片创作进程概论（第1页）

一、历史描述：欧美社会伦理影片创作进程概论

1。默片时期社会伦理片：电影发明—20世纪20年代末

电影从进入剧情片创作的阶段起，就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道德伦理现状的审视，尤其是对于那些把电影作为一门严肃的艺术来对待的创作者来说，他们总会在影片中寄寓自己对社会伦理问题的理解，并对其做出一定的阐释。在默片时代，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就创作了一系列饱含社会批判内涵的喜剧片，包括《流浪者》《夏洛特的不幸》（1916）、《狗的生涯》（1918）、《淘金记》（TheGoldRush，1925）等。在《狗的生涯》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忧郁代替了嘲弄；发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纯生理的笑；同情的微笑代替了哈哈大笑。“不朽的流浪者”夏尔洛，露宿街头，处处受辱。当他从职业介绍所碰了壁狼狈地走出来时，茫然地看见门口的几只狗正在争夺一块骨头。这辛酸的一笔正是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而《淘金记》借流浪汉查理的局促、无奈、滑稽，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嘲讽社会弊病，以小人物查理的辛酸隐喻大时代的背景，往往笑中有泪。

这一时期，德国的编剧大师卡尔·梅育（CarlMayer）创作了反映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室内剧电影”，代表作有《最卑贱的人》（DerletzteMann，1924）、《后楼梯》（1921）、《除夕夜》（1923）等。此外还有保罗·津纳尔的《恩欲》（1924）等影片。作为德国“室内剧”电影的代表作，《最卑贱的人》在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影片最初的题材来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外套》，梅育将其改编为讲述一个年老的大饭店侍役的悲剧命运的故事。这位老人原是一家豪华大饭店的司阍，身着一件威风体面的饰有金边的制服。这件制服是他的骄傲，因为它不仅使他的地位处于饭店其他仆役之上，而且，每天下班回到他居住的简陋破旧的街区时，总要引起邻居们艳羡的目光。然而一天，年迈体衰的老司阍终于因扛不起旅客的行李，被经理调换去当看守厕所的侍役，一下子由饭店侍役之首变成了最卑贱的人，为此他被迫脱下了那件金光闪闪的司阍制服，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赖以骄傲自豪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掉了。为了能在侄女的婚礼上穿上那套体面的司阍制服给婚礼增彩，他在夜里把已经交回的制服又偷了出来。然而司阍老人变成了厕所侍役这一事实很快便被发现了。当他又像往常那样身穿制服回到家中时，艳羡的目光没有了，迎接他的是邻居的嘲笑与讥讽，甚至连他的侄女也显露出一种反感和拒绝的态度。这部影片通过一个年老的旅馆侍役的悲惨命运，触及并批判了德国社会的一种致命的国民性：对当权者的盲从和对权威的笃信、膜拜。这部影片里也有意识地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富人与穷人进行并列。阔佬们出入的大饭店、里面豪华奢侈的生活与穷人聚集的简陋住房、他们所过的贫困生活的鲜明对比，给这部影片赋予了社会批判的立场。

2。有声片时期社会伦理片：20世纪30年代—1945

进入有声电影时期，社会伦理问题继续在世界各国的电影创作中受到重视。美国在此时期出现了以《青山翠谷》（HowGreenWasMyValley，1941）、《欲海情魔》（MildredPierce，1945）为代表的一些家庭情节剧，这些影片大多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的变化来折射当时的社会道德背景。约翰·福特导演的《青山翠谷》就是对19世纪末一个矿工家庭发生种种不幸以至家破人亡的悲惨生活进行表现，借由他们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特征。另外，此时期在法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很高社会反思价值的“诗意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有《操行零分》《同心协力》《逃犯贝贝》《雾码头》等。《操行零分》（Zérodeduite：Jeunesdiablesaucollège，1933）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导演让·维果（JeanVigo）对悲惨的童年时代留下的心灵创伤的折射。影片以疾恶如仇的笔触揭露和控诉了寄宿学校的专横：寄宿学校犹如一座牢笼，单调无聊的生活令人窒息，孩子们动辄得咎，不是遭到训斥，就是罚站或关禁闭。学校总监因为几个孩子没有听从他的训令，宣布他们操行零分，禁止他们星期天外出。孩子们忍无可忍，决计造反。他们扯开枕头，鸭绒像雪花一样满屋飘舞，他们高呼“打倒学监”“废除惩罚”“暴动万岁”等口号冲出宿舍。影片以寄宿学校隐喻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残酷、卑劣，统治者以教育的名义，扼杀压制纯洁而活泼的青年学生，力图把他们纳入既有的规范之中。让·维果以理想化的诗意手法描述学生们的胜利和青春的**。影片曾因其反社会和颠覆性而被禁映。

这一时期，电影大师卓别林又拍摄了《城市之光》（CityLights，1931）、《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凡尔杜先生》（MonsieurVerdoux，1947）等影片。观众在被主人公流浪汉查理的种种行为逗乐的时候，并不会忽视影片深层对社会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伦理片：1946—20世纪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难以估算的毁坏，经历战火洗礼的人们厌倦了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的银幕梦幻，他们渴望电影能反映他们的苦难、贫困、希望和斗争。这直接催生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偷自行车的人》（Ladridibiciclette，1948）、《罗马11时》（Romaore11，1952）、《温别尔托·D》（UmbertoD，1952）等影片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还我普通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为口号，大量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普通意大利人民所面对的失业、贫穷等现实生活问题。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DeSica）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Ladridibiciclette，1948）的故事来自一个报纸上只有两行字的极其普通的新闻报道，讲述一个人和他的孩子在罗马街头奔波了24小时，寻找他们丢失的自行车，结果却是一场空。影片通过普通工人安东·里奇失业、得到工作、失车、找车、偷车的过程，触及了意大利下层社会的普遍问题——失业，深刻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情节很简单，但德·西卡善于在这个基础上勾勒出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罗马的形象：从贫民窟到富人区的生活、地摊市场、教堂、警察局、体育场、妓院等，这些不仅构成影片情节的背景，而且以一种悲凉痛苦的色调成为影片的有机部分。《偷自行车的人》全无救世主式的道德说教，而是以纪实的手法，在看似不动声色之间，传达真挚的情感和理性的社会批判。摄影机跟随安东·里奇父子在大街小巷奔走，观众也随同他们看到了意大利生活的众生相。那个关于“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偷窃”的主题含义通过剧情自然而然地透现出来。影片展示了许多细节，广泛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安东·里奇来到当铺典当被单，一个店员拿着那包被单，走进通道，爬上货架，货架一层又一层，上面堆满典当的被单。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的绝不仅安东·里奇一家。

在精神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人面临着信仰崩塌的精神危机，有一种“万物崩离，中心失依”的迷惘和孤独感。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再度繁荣膨胀，人们又感到了日益加剧的“物欲”和“异化”的危机，他们认为物质的膨胀使人失去了世界的中心位置，他们的个性和价值以及精神上的独立性被剥夺了。在此背景下，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因感觉到信仰的丧失和幻想的破灭而变得愤世嫉俗、颓废失意，甚至放浪形骸，以各种姿态来反抗现实社会和既有秩序，这便是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和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诞生的背景。1959年，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Truffau）导演了他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四百击》（Lesquatretscoups），成为“新浪潮”电影最为重要的影片之一。该片是特吕弗五部互相衔接的自传体影片的第一部，其中很多情节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创作的。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安托万的男孩。他的继父是一个汽车俱乐部的秘书，整天只想向上爬。他母亲在一家公司任打字员，但是她成天在外和另一个男人鬼混，根本不管自己的孩子。在家中得不到温暖，到学校又遭到老师的冷遇，安托万因此逃学、撒谎、偷东西。他想到海边去看看大海，但没有钱，于是去偷他父亲办公室的打字机，结果被人抓住。他父母把他送到儿童教养院。当心理学家问他为什么要撒谎时，他说：“我说真话别人也不信，不如说假话。”最后，他逃离教养院，跑到海边。他看到了渴望已久的大海，可是以后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英国的“自由电影”包括有《上流社会》《愤怒的回顾》《如果》等片。影片《上流社会》（RoomattheTop，1959）通过出身贫贱的主人公乔·兰普顿历尽艰辛，挤入上流社会的过程，展示了英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及其对人的压抑。乔不安于现状，一边以愤怒和傲慢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一边又要不择手段挤入上流社会。影片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不仅抨击了虚伪的上流社会，而且对乔这类愤怒青年的脆弱性、妥协性和自私性进行了批评。

同时，在美国拍片的导演道格拉斯·塞克也创作了以《深锁春光一院愁》（AllThatHeavenAllows，1955）、《地老天荒不了情》（MagObsession，1954）、《苦雨恋春风》（WrittenontheWind，1956）为代表的家庭情节（伦理）片。这些影片非常敏锐地捕捉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道德状况，并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映。其中《苦雨恋春风》运用的复杂的角色人物配置，被导演称为角色的“不快乐的回环”：玛丽里爱着米奇，米奇爱着露西，露西爱着凯尔，凯尔谁也不爱，甚至包括他自己。情节的复杂开启了性的主题：玛丽里男女**，这是她用来惩罚米奇的方式；凯尔假定的不育症；当露西怀孕时，凯尔对米奇和露西流露出怀疑等。这群角色中，洛克·赫德森饰演的米奇是一个静态人物，劳伦·巴考尔饰演的固执、坚忍克己的露西则补充了他。相比之下，凯尔和玛丽里都为不安全感、无能、过度放纵的**所折磨，塞克将他们封为“这部电影的秘密主人”。在情节片中，像米奇和露西这样的单维角色被作为那些“分裂的”、多维角色的人物的衬托，因为后者供应了大部分的身体动作和情感投入。于是《苦雨恋春风》成为了“一个社会批评，关于有钱人和娇宠之人，关于美国家庭，暴力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标本”。美国电影史对这部影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4。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反思与批判时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欧美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的时期。仅以美国为例，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在政治、种族、军事以及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充满了紧张激烈的冲突，既有的社会秩序不断受到冲击。这一时期，美国种族冲突加剧，黑人运动风起云涌，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越战爆发，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不断高涨；肯尼迪总统遇刺，欧洲的学生运动波及美国校园；妇女运动不断开展……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公众对既有社会制度的敌对态度，以及对美国文化幻想的破灭。美国进而出现了以摇滚乐、“性解放”等为代表的反文化思潮，其目的就是要颠覆所有既存的秩序，打破传统的束缚。在此背景下，美国涌现出了以《毕业生》为代表的一批“新好莱坞”电影。《毕业生》（TheGraduate，1967）是一部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反体制思潮的代表性影片，揭示了以本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与父辈无法调和的代沟与冲突。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本生活空虚，缺乏理想和自主性。邻居罗宾逊夫人对本百般挑逗，本陷入罗宾逊夫人的情网后，仍然难以摆脱精神的迷惘痛苦。罗宾逊夫人与本的家庭是旧秩序的象征，影片揭示出本的性格缺陷的根本原因源自家庭的教育，在中产阶级教育下，本缺乏生命活力，犹如行尸走肉。而揭开中产阶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便会发现里面隐藏着腐败、堕落。影片结尾部分，本终于起而造反，大胆地冲决旧秩序，争取新生活的权利。

法国、意大利合拍，费德里科·费里尼编导的《甜蜜的生活》（LaDolceVita，1960），讲述罗马的一名三流记者玛尔切洛的生活经历。玛尔切洛为了挖掘名人的丑闻，整天混迹在娱乐场，终于在不知不觉中也陷入了沉沦、放纵的糜烂生活而无法自拔。玛尔切洛有一名姘妇艾玛，但他因艾玛过强的占有欲而困扰。艾玛曾为他自杀，他觉得对艾玛的爱太沉重了。当时支援他的只有年长于他的好友斯泰那。斯泰那有一个美丽妻子和一对儿女。玛尔切洛从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中，重新感悟到人生更深一层的价值，于是又开始了写作。后来斯泰那不明原因自杀，他又失去了精神依靠，再次陷入那种奢侈浮华的生活。影片以一种非常冷峻、辛辣的笔触，以玛尔切洛的个人感情经历和记者生涯为线索，揭示了潜藏在这种社会状态背后的“一种复杂的精神错乱症”，并通过巧妙的设置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细致剖析了玛尔切洛的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心理结构层次，挖掘出人物的精神魂灵。

在西班牙，路易斯·布努埃尔和卡洛斯·绍拉导演的影片则对资产阶级的生活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布努艾尔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他的影片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抨击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观念。他无情地抨击各种社会弊端，把各式丑闻带给观众，因此得名“丑闻电影工作者”。布努艾尔导演的《毁灭天使》（Eláerminador，1962）是一部寓言体影片。一群上流社会人士来参加盛大的晚宴，当翌日早晨他们尽兴而归时，却发现走不出大门，被困在这里。于是，这些“高雅人士”丑态毕露。后来，他们奔入教堂高唱赞美诗，自以为摆脱了困境。可是，仪式结束后，又被困在教堂里，这次还包括教士以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布努艾尔指出这部影片是对令人忧虑的现代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当代社会基本偏见的见证。他以超现实手法，表现了寻欢作乐的生活及穷极无聊的毫无出路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他们所置身的空间（资产阶级精神的象征物，如豪宅、教堂等）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监狱”，他们得以延续的时间则是静止死寂的。卡洛斯·绍拉导演的《姑息养奸》（Críacuervos，1976）的主角安娜是个8岁的小姑娘。她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她的父亲是佛朗哥的军官，不仅行为不端，还专横自私。安娜的母亲因忧郁寡欢而染病不起，最终含恨而死，这给安娜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她恨自己的父亲，决意要毒死他。影片表现了安娜的早熟和反抗意识，但也令人痛楚地展现了她性格和心理的畸变和扭曲，她不动声色地施行着“谋杀”计划，这种行为显然与其年龄极为不符，绍拉借此暗示社会环境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压力和戕害，血腥、暴力、谋杀这种弥漫于佛朗哥时代的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安娜与姐妹们常一起玩“死亡游戏”，在安娜眼中，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她很自然地去“谋杀”父亲以及姨妈等人。而《妈妈一百岁》（Mamácumplea?os，1979）则采用轻喜剧方式反映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中产阶级的家庭问题。影片中，一家人之间没有真诚的感情，他们相互欺骗，丈夫背叛妻子，儿子背叛母亲，姐妹之间相互攻击。为了争夺财产，儿子、儿媳要害死自己的母亲。绍拉再次以一个家庭来代表社会，用家庭的混乱和堕落来影射社会。女主人公——“妈妈”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她能看透社会、人生及周围人的内心世界，并能预见未来。在绍拉的镜头里，“妈妈”是西班牙近百年历史发展的见证人。他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透过“妈妈”的言行折射出来。

《克莱默夫妇》（Kramervs。Kramer），是一部1979年12月上映的影片，由罗伯特·本顿根据艾弗瑞·科曼的同名小说改编并导演，讲述一个家庭因妻子出走而发生的变故，突出表现男主角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深入反映了单亲家庭的日常生活，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回归传统家庭观和道德观的浪潮起到昭示的作用。

5。回归传统家庭观和道德观时期：20世纪80年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革命**遭遇理想的幻灭之后，欧美社会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家庭观和道德观。尤其是美国，以《普通人》（OrdinaryPeople，1980）、《金色池塘》（OnGoldenPond，1982）、《温柔的怜悯》（TenderMercies，1983）、《母女情深》（TermsofE，1983）、《为黛西小姐开车》（DrivingMissDaisy，1989）等一系列家庭情节剧呼唤着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重建。

《普通人》是继《克莱默夫妇》之后，又一部反映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问题的影片。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虽然影片情节并不曲折离奇，但由于它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互不关心而产生的隔膜及其不幸后果，触及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家庭观念日趋淡薄这一敏感问题，因而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和关注。《金色池塘》以人情味方式探讨老年及代沟问题，片中风景美丽，演员表演炉火纯青。《母女情深》（TermsofE，1983）则叙述了一对母女从相互存在隔阂到重建亲情的过程。《为黛西小姐开车》讲述了一个白人老太太和一个黑人司机之间近乎不可能的友情。黛西年事已高，儿子便雇用了黑人霍克为出行不便的她当司机。刚开始黛西完全不能接受霍克，但随着两人之间的相处，她感受到霍克对她真诚的关怀，也把他当作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甚至教他识字。两人终于建立起了超越年龄和种族的深厚的友谊。

当然，除了这些试图在银幕上塑造出温情脉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影片，仍然有一些影片继续对人际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映。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WimWenders）在美国拍摄了《得克萨斯州的巴黎》（Paris，Texas，1984）。影片讲述一名叫特拉弗斯的男子孤独地四处寻找四年前离家出走的妻子简的经过。影片的大部分场景是在汽车中和公路上拍摄的，既展现了荒凉的沙漠景色，又使观众领略了洛杉矶、休斯敦等五光十色的现代城市风光。本片具有很强的隐喻色彩，片中提到的“巴黎”实际上只是得克萨斯州荒漠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特拉弗斯曾在此买下了一块地，试图在这里建立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园，使之成为理想中的“巴黎”。但是，特拉弗斯的努力和理想却以悲剧告终。得克萨斯州的荒漠象征了现实社会中淡漠隔绝的人际关系和人生难以摆脱的孤独感。影片展示了荒漠般的社会环境、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特拉弗斯的命运带有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中人生的孤独感和被放逐感。苏联的《小薇娜》（1988）也是一部深刻反映家庭、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影片。薇娜生活在一个冰冷的普通工人家庭里，由于诸多潜在的社会原因，她的父亲变得粗暴、抑郁，对她漠不关心，这使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并在堕落与无聊的日子里越陷越深。当她开始追求自己从未体验过的爱情时，现实的阻力迫使她远离幸福和理想，甚至撕碎了她最后一点生存的渴望，而她本身也在扮演着害人与被害的双重角色，都是不幸境遇的牺牲品。在这里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者，只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生活的悲哀和幻灭感。在此之前，苏联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描写普通家庭生活的影片。它标志着苏联电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浪漫、理想主义创作的写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新阶段。该片的批判力和敏感性使它具备了重要的开创意义。

此外，《华尔街》（WallStreet，1987）展示了股票经纪人巴德面对出卖父亲以换取金钱地位的伦理道德上的抉择问题；《汉娜姐妹》（Haners，1986）围绕着汉娜姐妹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感情纠葛线索，表达了在世态炎凉社会里人们对至爱、亲情的渴望和追求；《致命的**》（FatalAttra，1987）提出了如何抵御婚外情的**，维护家庭和谐圆满的问题；《雨人》（RainMan，1988）展示的是唯利是图的欲望与手足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手足亲情战胜金钱。

6。走向价值多元的社会伦理片：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的社会伦理影片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较之前有了进一步拓展，价值观念表达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有的探讨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问题；有的探讨师生关系与教育道德问题；有的探讨民族精神与社会现实矛盾；有的探讨处理个人与国家矛盾的原则；有的探讨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也有的探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心理危机与灰色生活。而更多的是探讨家庭、婚姻伦理的影片。其代表作如《闻香识女人》（San，1992）、《阿甘正传》（Fump，1994）、《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sandaFuneral，1994）、《冰风暴》（TheI，1997）、《美国丽人》（AmeriBeauty，1999）等，都对该时期的社会道德风貌有所反映。影片《闻香识女人》通过中学生查理对学生“恶作剧”的事件的态度，表达了反对道貌岸然假公济私仗势欺人的权威，挖苦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小人的道德主题。《阿甘正传》通过弱智者阿甘的传奇经历，深刻地反思了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部展现美国文化的当代经典。《美国丽人》则把主要镜头对准两个中产阶级家庭，描写各类人物对自身的拯救和对平庸生活的反抗以及主人公因自我生活盲目而酿成的悲剧，被称为现代美国生活的黑色启示录。由乔纳森·戴米导演的《费城故事》（Philadelphia，1993）直面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安德鲁的艾滋病患者，在家人与年轻律师乔的支持与帮助下，用法律维护了自己权利利益的故事。它被称为“好莱坞面对艾滋病”的第一部影片。并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此时期，善于表现下层人物生活状态的英国导演迈克·李（MikeLeigh）在1995年拍摄了《秘密与谎言》（SedLies）。影片讲述主人公辛西娜生活贫困，与做清洁工的女儿住在肮脏的公寓里，当年她未成年就怀孕生下了一个混血女孩儿，如今回来寻找她。影片围绕着母女相认，带出了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尽管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秘密与谎言，但家庭的温馨和亲情还是让大家走到了一起。影片表达了一种超越种族、阶级和辈分的温柔情调，叙事风格带有典型的英国特征，在静默含蓄中传达细腻委婉的情感，其对下层人物生活窘迫的氛围营造也真实感人。肯·洛奇（KenLoach）也是致力于反映社会问题与下层小人物生活窘境的导演。他所导演的《石雨》（RainingStones，1993）的风格近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关注一个天主教街区处于贫困线上的失业者们的生活状况，失业的中年男子为给女儿买件衣服而费尽周折。法国新生代导演西里尔·科拉尔（CyrilCollard）拍摄了自传体影片《野兽之夜》（Lesnuitsfauves，1992），表现一个双性恋的青年导演发现自己罹患艾滋病，他在爱情、道德和随心所欲的放浪生活方式之间徘徊选择，但时间却不等待他，他最终感受到生命与情感的珍贵。另一位新生代法国导演马蒂厄·卡索维茨（MathieuKassovitz）编导的《仇恨》（Lahaine，1995）则通过对三个失落的郊区青年一天24小时内的经历和命运，揭示了法国社会面临的失业、安全和外籍移民等重大问题。美国片《末路狂花》（ThelmaandLouise，1991）既是典型的犯罪片，又是女权主义、社会伦理影片。它深刻地表现了女权与男权对抗社会现实的冲突主题。

这时期社会伦理片中有几部表现畸形师生恋的影片格外引人注目。如《教室别恋》（AllThingsFair，1995）、《钢琴教师》（LaPianiste，2001）、《禁忌师生恋》（Teacher’sPet，2000）、《丑闻纪事》（NotesonaSdal，2006）等，大胆地触及教育伦理的问题，也触及人性的阴暗面，曾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

这时期社会伦理片中许多是家庭、婚姻伦理片，而这些家庭、婚姻伦理片又往往与爱情片类型有密切的交叉关系，也可归为爱情片的类型范畴。如《烈火情人》（Damage，1992）、《情人》（L’amant，1992）、《苦月亮》（BitterMoon，1992）、《哭泣游戏》（ThegGame，1992）、《廊桥遗梦》（TheBridgesofMadisonty，1995）、《云上的日子》（Aldilàdellenuvole，1995）、《破浪》（Breakingthewaves，1996）、《洛丽塔》（Lolita，1997）等。这些影片在伦理观上，不避讳反映一些触及社会伦理禁忌的恋情与**表现，比如婚外恋、**、同性恋等。对此本书在第一章的“欧美爱情影片创作进程概览”中已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除此之外，《爱》（Lovers，法，2002）、《朗福勋爵》（Longford，英、美，2006）、《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法、英、美，2005）、《断背山》（Brokebatain，美，2005）、《偷心》（Closer，美，2004）、《午夜巴塞罗那》（VickyaBara，美，2008）、《生死朗读》（TheReader，美，2008）、《此时此刻》（TheTimeBeing，美，2012）等，则是21世纪以后欧美国家较为重要的社会伦理影片。